对近代旧体诗文整理的一点思考

不同时代,其文学的内容和风格都会不同。中国古典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云:“时运交替,质文代变。”其中“时运交替”一句,说的是时代的发展和变迁;下一句“质文代变”,其中的“质”与“文”二字,人们的理解可能会有不同,这里不作烦琐的讨论。不过,两句的总体意思却道出了一个古今中外所有文学概莫能外的、颠扑不破的真理,这就是,文学的内容、风格、特点会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不同。以中国为例,历史自古迄今,绵延悠久,变化众多,各朝各代的文学风貌也姿采各异。中国如此,世界各国何尝不如此?因此,研究文学,除了研究作家之间的个体特点与差异外,也要研究时代的特点、差异及其对作家的影响和制约。

研究文学,自然要研读一个个作家的全集——古人称之为“别集”;研究一个时代的文学,自然要研读这个时代的全部作品——古人称之为“总集”。记得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就读的时候,为了研究李白,曾经认真、反复阅读过李白的诗歌全集。为了研究李白诗歌和前代诗人的关系、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差异,以及李白诗歌的特色、对后来中国诗歌发展的影响等等问题,自然要读很多很多书。其中,有一部要经常读、一再读的书,这就是《全唐诗》。《全唐诗》是唐朝一代的诗歌总集,成书于清康熙四十四年(一七〇五),共九百卷,收録诗人两千二百余位、诗作四万八千九百余首。有唐一代的诗篇,从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和有“诗骨”之称的陈子昂,到盛唐的李白、杜甫,以及山水诗人王维,边塞诗人高适、岑参,到中唐的白居易、刘禹锡、柳宗元、韩愈、李贺,以至晚唐的李商隐、杜牧、皮日休、杜荀鹤等诸位大家、名家的诗,尽萃于斯书,可谓集一个时代诗歌之大成。有了这部书,后人研究唐诗,就有了最基本、最完备的数据。得全编在手之乐,而基本无残缺遗漏之虞,其惬意也何如!

值得高兴的是,我当年的同班同学陈铁民研究员和北京语言大学的彭庆生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新修增订注释全唐诗》一书的编着。该书二〇二三年三月由黄山书社出版,共五册,一千八百余万字。还值得高兴的是,我的另一个同学孙钦善教授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全宋诗》的编纂,该书历时十四载,于一九九八年岁末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完毕,计七十二册,收诗人近九千位,四千余万字。至此,中国古典诗歌中的两大高峰——唐诗和宋诗都已经有了全编,中国古典文学,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爱好者、研究者由此获得了较大的方便。

记不得是哪一年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准备编纂《近代诗文集汇编》(后更名为《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邀我参与其事并撰写前言。我意识到这是要为近代诗文编总集了,这将开辟和建立一个新的、丰富的数据矿场,大有利于此后千秋万代历史和文化的研究,是大好事,应该做,值得做,我责无旁贷。说老实话,我毕业后分配的单位极不理想,完全缺少研究条件,但我痴迷于学术之心难改。于是,我千方百计,竭蹶努力,由研究中国文学,转而研究中国哲学,又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最后应邀参加编写国家项目——《中华民国史》,改了行当。但是,我对文学恋恋难舍、余情未断,面对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盛情邀请,我便表示愿意参与这一盛大工程,略尽微力。其后,看过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送来的初选书目,提过一些意见,也不记得说过些什么了。几年过去,日前,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王亚宏女士送来《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的目録,催问我的前言写作进度。我意识到这套书已经编成,到了出版问世的时候了。

“近代”,按照近年来历史学界的普遍看法,起自一八四〇年清朝中叶的鸦片战争,止于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新旧因素并存,它既不同于清代前期的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也不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社会和新制度。其相同处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主体未变,其不同处在于:一是帝国主义打进来了;二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传进来了;三是辛亥革命爆发,中国进入没有皇帝的年代;四是中国产生了新的阶级力量和新的政团与政党;五是西方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传进来了;六是中国人民开始进行和旧式农民起义迥然不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如此等等。因此,以鸦片战争为分界线,将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与清代前期社会加以区别,称为近代,是科学的、合宜的。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年代,则称为现代。

中国传统的文学语言长期使用古老的文言文,多年未变。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著作、语言、词汇传入,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著作、语言、词汇也同时陆续传入,中国文学的风格、特点、语言自然发生变化,出现了适应报刊宣传需要的比较通俗的“新民体”散文和以旧风格熔铸新理想为一体的“新派诗”。不过,它们的基本风貌未变,仍可视为“旧体文学”,只有“五四”之后出现的白话诗和严格的白话文,纔被视为“新文学”。本《萃编》所称“旧体诗文集”主要指以传统文言写作的诗文,但这一时期出现的“新民体”散文和“新派诗”也兼收并録,用以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化和文学的全貌,同时展示变化和革新的轨迹。

近代社会文化和出版事业远较古代社会和清代前期社会发达,文人众多,诗文集也众多。本《萃编》所收诗文集,主要创作于晚清至民国时期,刊行时间主要集中于一九一二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共计六百零六种,成书二百册。在此之前,已有上海古籍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广陵书社的《民国诗集选刊》、巴蜀书社的《近代诗文集汇编》等多种丛书对近代诗文集进行了部分整理。为避免重复,我们的原则是:凡近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已出版的丛书中已收録者,本《萃编》将不再收録;凡近年来整理刊行的单行本别集,本《萃编》也不再收録。

需要提醒读者诸位的是,近代出版业发达,诗集、文集的刊刻都远较古代方便、简单,因此数量至多至伙,至今难有确切统计,本《萃编》所收,仅限于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之部分馆藏,倘尽纳全国各地图书馆及私人所藏,我们真难想象,那会是多么巨大的数字。此外,近代报纸、期刊业也都极为发达,为古代社会不曾有过的新生的发表园地,它们一般也都有“诗界潮音集”一类文艺性的栏目。谁也难以说清,在近代中国,在海内外,出版过多少种中文报纸和刊物,发表过多少中文作品!记得当年在大学时,我和孙钦善、陈铁民二位以及孙静、陈丹晨、刘彦成、李坦然诸君共同编注《近代诗选》时,曾经逐年、逐月、逐日、逐页地翻阅过几十以至上百种报刊,那时的辛勤、劳苦,至今犹存记忆中。

热烈祝贺大型丛书《近代旧体诗文集萃编》的出版,期待有关机构统一规划,分工合作,赓续编辑、出版无愧于我们时代的类似的总集、丛书和其他图书。

杨天石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二〇二三年六月末于北京东城之书满为患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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