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门为模拟封建关系组建的小共同体

 

摘 要:孔子教授门徒,并非只是后世意义上的“教育”或“教学”活动,孔门本身就是模仿封建时代君臣、宗法关系建立起来的小共同体。孔子“师”的身份,最初源自掌管领土、属民、军队的封建贵族,此类“师”在金文中多见。“夫子”之称,也源自早期军事贵族,周代多有领主被称为“夫子”。“弟子”,则源自宗法组织中有血缘关系的子弟,和宗族首领之间为君臣关系,而弟子称“徒”,也源自封建时代步行的宗族子弟。弟子加入孔门,行“委质”之礼,也是封建时代封臣对封君效忠的仪式,弟子之间的关系则模仿西周宗法血缘称“朋友”。束脩并非只是简单的“学费”,而是共同体成员同食的祭肉。君、亲、师有着共同的来源,封建宗法组织的“君”从血缘而言作为父家长是“亲”,作为首领又掌管领导和教化功能,角色为“师”,孔门则是以模拟血亲的关系,实现了君、亲、师合一的新方式,发展出适合新时代的共同体建构方式。

关键词:孔门; 封建; 共同体; 模拟; 君臣;

 

一、“师”最初为封建领主

孔子创建儒学,将“王官学”的贵族世家知识向平民精英开放,从而为“百家言”的产生提供了契机【1】。孔子创立的孔门组织,天然带有过去封建贵族组织资源的色彩。孔子称“师”,便是典型例子。从周代金文的材料来看,“师”一般是拥有领地、私人武力的封建贵族,其统领和教化属下的功能,在后世才逐渐衍生为教学意义上的“师”。孔子作为孔门之“师”,其继承的便是西周以来封建共同体组织治理者、教化者的角色。

杨宽先生最早指出,西周的“师氏”“大师”“师尚父”之类是统帅军队出征或防守的军官,乃至是最高级别的武官,这些武官在大学中培养贵族子弟为军事骨干,因此也产生了教师的含义【2】。西周时期的武力建立在宗族血缘组织的基础之上,“师”作为军官的角色,前提其实首先是贵族领主、宗法首领的身份。一些“师”并不能看出是军官,但却是高级贵族,如《师闵鼎》铭文“师闵作免伯宝鼎”(《集成》02281),可以看出他和诸侯级别的免伯关系密切,且为其铸造铜鼎礼器相赠,应当具有大贵族身份。《伯太师鼎》铭文“伯太师作馈鼎,我用畋用狩”,【3】可知一些师甚至具有畿内诸侯“伯”的高级身份。《师卫鼎》铭文“丰公捷反夷,在师赉师卫,赐贝六朋”(《铭图》02185),这位师卫随从诸侯丰公讨伐反叛的夷族,得到其赏赐,应当属于军事性的中级封建贵族,其武力应当还是以自己族人和封地民众为主体;在《师卫簋》铭文中,还记载这位师卫得到了召公赏赐的“贝廿朋、臣廿、厥牛廿、禾卅车”(《铭图》05142),很明显这位师卫是拥有大量家臣、车马、牛和粮食的贵族领主。《曾太师宾乐与鼎》“曾太师宾乐与作鼎”(《铭图》01840),可知曾国有太师。

《史密簋》铭文记载周王命令师俗、史密伐东国,“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莱伯”(《铭图》05327)。此器中的师也是军事首领身份,同伐东国的史密比他身份略低,但也有“族人”这种武力,可以推测师俗也有自己的宗族武力。《师酉簋》为周王册命师酉继承其祖业,掌管邑人、虎臣,其家臣多有西门夷、秦夷、京夷、弁狐夷等归附夷人家族(《集成》04288),这位“师”也是掌控了众多武力性家族的贵族领主。在其它各类器铭中的“师”,或作周王司土之官(《集成》04312);或担任执政者的封臣,掌管百工、牧臣妾(《集成》04311);或奉王命率武力“羞追于齐”,受赐画盾、琱戈等物(《集成》04216);或受王命率齐师、莱人、僰人、虎臣等征伐淮夷(《集成》04313);或受王命率其宗族武力“乃友”保卫周王,并受赐夷人三百(《集成04342》);或受王命率左右虎臣保卫周王,“作爪牙”(《集成04467》);或受王命率成周武力戍边防御淮夷,受伯雍父赏赐(《集成05419》);而诸侯伯雍父,又称“师雍父”,也率武力戍边防御淮夷,并派家臣与同一诸侯等级的胡侯通使(《集成》00948、06008》);还有“师多父”因自己家臣掌管土地、臣仆之功,对其进行赏赐(《铭图》11810)。

周代王朝高级执政称“师”,最初见于“师尚父”,即太公望称师。《诗·大雅·大明》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他既是吕氏的君主,也是周人伐商的指挥,可见“师”地位之高。西周晚期共和时代最著名的执政者为共伯和,见于古本《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开春》等文献,亦见于新见的清华简《系年》【4】,学者亦多从之。在两件青铜簋中,伯和父亦称为“师和父”(《集成》04274、04324),关于师和父的身份,郭沫若认为就是共伯和【5】,杨宽认为师和父为师氏,共伯和为诸侯,二者不同【6】。日本学者白川静认为,西周共和其实并非只是共伯和一人在执政,而是豪族的轮流执政,初期由师和父执政,再轮流到师询、毛公。他认为,共伯和其实就是伯和父、师和父的误传【7】。按照此说,共和时代最高执政有师和父、师询,皆称师。晚期的执政毛公,应该也是称师的,西周中期器《师毛父簋》记载周王册命封赏师毛父(《集成》04196),邢伯为右者。此器虽较早,但可知毛伯是称师的,共和时期的毛公应当也有师的尊号。因此,共和时代轮流的最高执政都称师。

综合西周的材料来看,称师者都是当时的封建贵族,一般拥有自己领地、属民、私人武力的综合性身份,其中一些人的身份极高,担任周人最高统帅或执政者。无论怎么说,“师”最初的角色是封建领主,是治理者。《周礼·地官·师氏》说师的角色是“以三德教国子”,“凡祭祀、宾客、会同、丧纪、军旅,王举则从,听治亦如之。使其属帅四夷之隶,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门外”,可见“师”要负责政治治理中的各项具体内容,也掌管武力,拥有丰富的治理经验,因此也需要将这些政治、军事的经验传授给贵族子弟,这是“师”传道受业身份的来源。

孔子建立孔门,在师门中以“师”的身份传授贵族王官之学,并对师门进行治理,并不是后人单纯理解的“教师”。这种源自西周封建领主的身份,其实还具有“君”的含义,是孔门这一共同体组织的管理者、治理者和法人代表。“师”带有一定的军事贵族色彩,而孔门传授射、驭的军事技能,孔子本人也颇具武德,所谓“勇服于孟贲,足蹑郊菟,力招城关”(《淮南子·主术训》),孔门弟子除子路外,也多具有武力,如子夏、颜回、曾参、有若、公良孺、原宪、公皙哀等都颇擅武事【8】,孔门本身也是一个封建时代带有武力色彩的组织,孔子就是这一组织的首领“师”。

二、“夫子”“弟子”“徒”的来源

孔门弟子尊称孔子为“夫子”,这也是封建时代对贵族领主的一种称谓。《论语·季氏》的孔门师徒对话中,就将鲁国执政的大领主季康子称为“夫子”,冉有说“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说“今由与求也,相夫子”,即他们二人担任“夫子”季康子的家臣,应当履行封臣义务。杨宽指出“夫子”称谓和“师”类似,最初源自殷周时期军事组织的千夫长、百夫长等指挥者【9】。《尚书·牧誓》中,记载周武王的战前动员,要求“夫子勖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希望这些军事性的封建贵族“夫子”们努力作战。在《左传》中,“夫子”一词共出现了五十一次,是对贵族领主的称谓,如《左传·文公元年》秦穆公对大夫说“孤实贪以祸夫子,夫子何罪”,便是尊称秦军统领孟明为夫子;《左传·成公十四年》“今夫子傲,取祸之道也”,将晋国大领主郤犨称为夫子;《左传·襄公二十二年》“吾见申叔,夫子所谓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则可”,杜注“夫子,谓申叔也”,是用夫子称谓贵族领主申叔豫;《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将宋国领主向戌称为夫子,“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将齐国执政大贵族崔杼称为夫子。

“夫子”一词在殷周之际已经出现,是对贵族领主的尊称,称夫子者一般拥有领地、家臣,并带有一定军事指挥色彩,含义与“师”相近。但称师更倾向于具体社会身份,称夫子则偏向一般尊称。孔门弟子尊称孔子为“夫子”,程树德认为,当过大夫的人都可以称夫子,“孔子为鲁司寇”,所以孔门弟子称其为夫子【10】。但孔子作为鲁司寇也并没有封地、封臣,并不是典型意义上的“夫子”,且称其为“夫子”只是在孔门内部,因此称孔子为夫子应该和称师相似,是孔门这一封建君臣—师徒组织的领主和治理者。

孔子称师、称夫子,其追随者则称弟子、称徒。弟子一词,源自周代封建宗法血缘关系,即宗族内对子、弟的统称,由父家长、宗子统帅,身份为血亲兼君臣,最早的君臣关系就源自于家族内部的父子、兄弟。子弟、弟子,如西周铜器《豦簋》铭文中弟弟豦对哥哥“君公伯”行礼,自称“厥臣弟”(《集成》04167);《繁卣》铭文中辛公为兄,繁为弟,两人之间行君臣之礼(《集成》05430)。朱熹说三代时期的古人“待臣仆若子弟,待子弟如臣仆”【11】,就是发现了子弟、弟子最初源自家族组织内“臣”的身份。《论语·为政》“有事,弟子服其劳”,此处“弟子”正是描述家族内子弟对父兄行孝悌之道;《论语·学而》“弟子入则孝,出则悌”,邢昺疏“言为人弟与子者,入事父兄”,可以很明显看出“弟子”一词源自家族血缘共同体的身份。《仪礼·士相见礼》“与老者言,言使弟子”,贾公彦疏引南朝雷次宗云“学生事师虽无服,有父兄之恩,故称弟子也”,可见孔门师徒之间是模拟封建时代血缘宗法的君臣—父兄关系,孔子说“回也视予犹父也”(《论语·先进》),正是对此种模拟宗法血缘的描述。

弟子之外,孔门追随者也称“徒”,如孔子批评冉有为季氏敛财乃是“非吾徒也”(《论语·先进》),很明确将弟子称“徒”。“徒”的称谓见于西周金文,如《史密簋》记载师俗率有“族徒”参战,铭文中还提到了“族人”,此“族徒”即族人组成的宗族武力【12】。“徒”字按《说文》意为“步行”,族徒即宗族血缘共同体中身份较低下族人担任车后步行的士卒。“师”率领“徒”,正是领主父家长率领作为臣的子弟。此类封建领主率领“徒”作战,亦见于《禹鼎》(《集成》02833、02834)、(師?簋》(《集成》04313)等。《墨子·非儒下》“其徒属弟子皆效孔某”,孙诒让云“徒属犹言党友”【13】,党友也是血缘的关系,下文中会有论述。孔子作为孔门之“师”,有封建领主的身位而乘车马,“不可徒行”(《论语·先进》),而追随的弟子以模拟封建时代宗法血缘的方式,作为孔门子弟、族人,担任追随车行的“徒”。

三、“朋友”与同食祭肉

孔门弟子之间,属于“朋友”之伦,而“朋友”源自西周时期的兄弟、堂兄弟、族兄弟关系,是一种血缘宗法本位的共同体关系。传世本《论语·学而》云“有朋自远方来”,此句在《古论》和《齐论》中作“朋友自远方来”【14】。李学勤先生研究认为,《古论》是战国六国文字书写,是在齐鲁系文字基础上受到楚文字影响的书写文本【15】,代表了更早期的文献面貌。战国文字中,“友”“有”二字形近【16】,上古音皆在匣母之部,因此“朋友”很容易被抄混为“有朋”,“朋友自远方来”应当才是早期面貌。

“朋友”一词在西周金文中,并非指无血缘关系意义上的friend,而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兄弟或族人【17】,“本是亲族称谓”【18】,“‘朋友’实在是氏族社会中氏族成员”【19】。超越血缘关系的“朋友”概念,最初都来源于血缘兄弟、族人,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古代欧洲亦然。英文中的free一词,源自于古高地日耳曼语fri,本意为“亲爱”,与friend“朋友”同源,指有血缘关系的人【20】;马克·布洛赫在《封建社会》一书中指出:“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姐妹们以及血缘或婚姻维系的亲属’”【21】。

周代金文材料中,“朋友”往往和祭祀、饮食有关。《杜伯盨》铭“用享孝于皇神且(祖)考于好朋友”(《集成》04450);《乖伯簋》“好朋友与百诸婚媾”(《集成》04331);《先兽鼎》“朝夕饗厥多朋友”(《集成》02655);《麦鼎》“用饗多诸友”(《集成》02706);《毛公旅鼎》“我用饮厚暨我友”(《集成》02724);《叔女弋簋》“用侃喜百姓、朋友暨子妇”(《集成》04137);《伯康簋》“用饗朋友”(《集成》04160);《命簋》“命其用以多友簋飤”(《集成》04112);《史颂簋》“令史颂省苏姻友”(《集成》04232);《弭仲簠》“诸友饪飤俱饱”(《集成》04627);《伯公父簋》“用绍诸老、诸兄”(《集成》04628);春秋晚期《王孙遗者钟》“用乐嘉宾、父兄及我朋友”(《集成》00261);《应侯爯盨》“用绥朋友”(《铭图》05639);《祈伯簋》“其用于厥朋友”(《铭图》04738);《伯绅簋》“其用飤正,御史、朋友、尹人”(《铭图》05100);《室叔簋》“于室叔朋友”(《铭图》05207)。综合来看,周代铜器铭文中的朋友指兄弟、从兄弟或远亲族人,是以血缘为纽带凝聚在一起的小共同体,而铸造器铭者会特别强调这些“朋友”们在祭祀后会一起分享祭祀的食物,或为“饗”或为“飤”、“饮厚”、“饪飤俱饱”。

当孔子赞美朋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之时,其实是用模拟血缘宗法共同体的方式构建孔门共同体,让来自不同地区“远方”跨血缘的弟子们成为模拟兄弟、族人血缘关系的“朋友”,建立起一个新的共同体,而孔子则成为这群“朋友”的模拟血缘宗族父家长和领主。

古代同一个小共同体的成员,会一起分享祭肉。笔者曾考证,孔子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中的“束脩”并非是后世理解的“学费”,孔子也不是靠收取束脩为生的。相反,《论语·雍也》中,子华出使齐国,冉子很自然地想到为子华之母向孔子请粟;原宪担任邑宰时,孔子还主动接济原宪的“邻里乡党”。《论语·乡党》中,“朋友死,无所归,曰:‘于我殡’”。亦可见孔子助人之勤。因此,《论语·先进》中,颜回死后,其父颜路自然向孔子请求“请子之车以为之椁”【22】。可知,孔子不是靠弟子提供的“束脩”为生,相反还经常接济弟子,甚至包括弟子的家人、邻里、乡党,因为他扮演着共同体成员保护者的领主角色。束脩的含义其实是精神性的,即古老共同体成员共食祭肉之礼。

李玄伯曾借助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古代城邦》一书中以宗教、家族、家神祭祀理解古希腊、罗马小共同体同吃祭肉仪式,来解读孔子的“非祭肉不拜”【23】。同食祭肉是凝聚一个共同体身份的重要仪式,周代金文中那些“朋友”们在祭祀后的“饗”、“飤”、“饮厚”、“饪飤俱饱”等也包含了同食祭肉的内容。《史记·孔子世家》“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集解》引王肃:“膰,祭肉”,鲁国不再给孔子颁发祭肉,是促成他脱离父母之邦这一共同体去周游列国的最终原因。《礼记·檀弓上》:“颜渊之丧,馈祥肉,孔子出受之。入,弹琴而后食之”。据《仪礼·士虞礼》“朞而小祥”,贾公彦疏“是祭故有肉也”,孔子悼念孔门爱徒,也是通过同食祭肉来完成的。缴纳束脩祭肉,是加入孔门,成为模拟宗法血缘“朋友”,并向“师”孔子效忠之礼,同食祭肉也代表这位“朋友自远方来”的新成员成为了孔门共同体的一员。

四、向封君效忠的“委质”之礼

封建时代向新封君效忠,封臣需要向封君敬献“委质”之礼表达效忠,缔结和确定新的封建君臣关系【24】。孔门的“束脩”,除了共同体的精神层面礼仪含义外,也具有封臣“委质”的含义【25】。《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索隐》引服虔注《左传》:“古者始仕,必先书其名于策,委死之质于君,然后为臣,示必死节于其君也”。根据这一解释,子路成为孔门弟子,使用的就是封建时代向封君效忠的封臣礼“委质”。这一礼仪,也显示出孔门是模仿封建时代宗法、君臣关系而组建的新型小共同体。

孔子本人对于“委质”之礼非常熟悉,《孟子·滕文公下》云:“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即孔子一旦有几个月时间脱离于封建君臣关系之外,便会焦急不安,离开一个邦国,便会带上新的“委质”礼物去寻找新的封君【26】。在封建社会中,君臣的关系是相对的,《仪礼·丧服传》郑玄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所以当时,“一个国家内存在着不同层次的众多君主”【27】。孔子在自己建立的封建组织孔门中,扮演君师和模拟血缘的宗族家长角色,同时他还会寻求自己的封君,缔结自己的封建君臣关系。孔子率孔门周游列国,孔门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一种独立型的政治力量,如钱穆先生曾考证孔门在匡、蒲遭遇的战斗其实是同一件事【28】,是因为叛乱的蒲人担心孔门这一组织帮助卫君。这种恐惧也和孔门的战斗力有关。在战斗中,“有弟子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德,有勇力”,在战斗中宣称“宁斗而死”,并“斗甚疾”,使“蒲人惧”,最终孔门与蒲人之间达成了停火盟约(《史记·孔子世家》)。孔门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与地方共同体之间建立盟约的封建组织,孔子在统领孔门的同时,也以“委质”的方式寻找自己的新封君。

在考古资料中亦能见到封建时代晚期“委质”的迹象,如2014年荆州夏家台楚墓M106出土竹简《日书》“利……见君公,请命为臣,吉”【29】,这是当时有志于成为封君之臣者用以占卜黄道吉日的材料,选择好日子去向封君委质效忠,可以获得成功。显然,在封建时代,除了血缘宗法关系意义上的君臣之外,超血缘关系的君臣关系缔结,是一种双向选择的过程。在山西发现春秋晚期的侯马盟书中,也能见到“委质”类的君臣关系缔结典册,如156坑20片云:“章自质于君所”,如有违反则人神共弃;或记载若不“从此明质之言”,也将遭受神罚【30】。类似的委质文献还见于河南温县发现的东周盟书,如“自今以往达事其主,敢不歆歆焉判其腹心”,若委质之臣不向封君履行效忠誓言,就会遭遇神灵“麻衣非是”的惩罚【31】。

孔子通过招收无血缘关系的各种“朋友自远方来”,建立孔门组织,这一共同体中的成员互相为朋友,以“委质”礼与孔子建立师徒兼君臣关系,实是超越了古老封建宗法血缘关系的新组织方式。古儒对此颇为熟悉,因此郭店楚简儒书《语丛一》中就有相关记载,如简80—81云:“友、君臣,无亲也”,简87云:“君臣、朋友,其择者也”【32】,庞朴先生就指出,这是“一种互相选择的关系”【33】。通过自愿的选择,没有血缘宗法关系的新人以“委质”礼方式加入孔门。

结语

在古老的封建时代,君、亲、师三种角色往往是同构或同源的,宗法血缘的家族首领是父家长,在家族和领地内是君的角色,担任职位多率兵者称“师”,又往往兼任教化、传授贵族技能的角色。孔子建立的孔门,也是按照古老封建贵族时代的组织方式来建立自己的团体。在孔门共同体中,孔子称师、称夫子,既是孔门治理者的角色,也进一步将传统意义上“师”的教化、知识传播角色进行了发扬,但当时称“师”的含义仍与后世不同,而是带有更浓厚传统封建贵族的意味,而贵族领主“夫子”也逐渐转化为教化者的词汇。

孔门成员作为陌生人,按照模拟血缘的方式成为“朋友”,将古老“朋友”的宗法血缘含义转化为超血缘的意义,其成员称“弟子”、“徒”,都是模拟宗法血缘关系及其衍生出的君臣关系。弟子加入孔门,也模仿封建时代行“委质”效忠礼,所不同者是委质礼束脩又具有共同体成员分享祭肉的神圣维度。在这个意义上,孔门是模仿古老封建关系建立的共同体,但又进一步发展出新的共同体组织形式,君、亲、师超越了更古老的狭隘血缘关系。

 

注释

1李竞恒:《治理的技艺:三代王官学新说》,《原道》第39辑,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05-216页。

2杨宽:《西周史》下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722-726页。

3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02027。以下引用该书皆简称《铭图》。

4 李学勤:《清华简〈系年〉及有关古史问题》,《文物》2011年第3期,第71页。

5 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149页。

6 杨宽:《西周史》下册,第896页。

7 [日]白川静:《西周史略》,袁林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2年,第142页。

8 李竞恒:《早期儒家是个能打的武力团体》,《岂有此理?中国文化新读》,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236-239页。

9 杨宽:《西周史》下册,第726-727页。

10 程树德:《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页。

11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三,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235页。

12 方述鑫:《〈史密簋〉铭文中的齐师、族徒、遂人:兼论西周时代乡遂制度与兵制的关系》,《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第87-88页。

13 孙诒让:《墨子间诂》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6页。

14 程树德:《论语集释》,第5页。

15 李学勤:《论孔子壁中书的文字类型》,《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16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1页、第13页。

17 陈絜:《周代农村基层聚落初探:以西周金文资料为中心的考察》,朱凤瀚主编:《新出金文与西周历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121页。

18 [日]白川静:《金文通释选译》,曹兆兰选译,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9 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

20 陈国华:《宪法之祖〈大宪章〉》,《大宪章》,陈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7页。

21 [法]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上卷,张绪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216页。

22 李竞恒:《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38页。

23 李玄伯:《家邦通论》,杜正胜编:《中国上古史论文选集》下册,台北:华世出版社,1979年,第946页。

24 许倬云:《西周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74页。

25 杨宽:《西周史》下册,第864页。

26 杨逢彬:《孟子新注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73-174页。

27 赵伯雄:《周代国家形态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245页。

28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35-40页。

29 田勇、蒋鲁敬:《荆州夏家台M106出土战国楚简〈日书〉概述》,《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九辑,上海:中西书局,2020年,第35页。

30 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侯马盟书》,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38-40页。

31 郝本性:《河南温县东周盟誓遗址发掘与整理情况》,艾兰、邢文编著:《新出简帛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77页。

32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60页。

33 庞朴:《初读郭店楚简》,《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李竞恒,现任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教师。出版专著有《干戈之影:商代的战争观念、武装者与武器装备研究》《论语新劄:自由孔学的历史世界》《早期中国的龙凤文化》。

原载《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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