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

 

摘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两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是传统文化真正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主动姿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开始重新定义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内涵与导向。

关键词: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历史逻辑 实践路径 价值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只有深刻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才能真正深刻领悟“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思想内涵,才能坚定文化自信自强,扎实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和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时代发展两方面。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呈现出若干重要文明特性。从时间坐标看,传统文化以历代王朝的接续传承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连续性特征。周秦汉唐等大一统王朝是推动中华文明持续发展的强大力量。中国古代的编年体通史、纪传体通史系列,完整记录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进程,突出展示了这一文明特性。从空间分布看,传统文化以多元一体的文化地理区域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统一性特征。追求大一统格局是历代王朝的政治共识。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华夏大地的若干文明区域独立发展又彼此交汇,逐步形成齐鲁、燕赵、巴蜀、荆楚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它们秉持“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等华夏一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奠定了中华民族一统天下的文明基础。从发展更新看,传统文化以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创新创造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创新性特征。《礼记·大学》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的思想是历代制度、科技、艺术革新创造的思想遵循,也是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强大动力。从形态类别来看,传统文化以多类型文化的多元共生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包容性特征。从先秦至明清,儒墨道法各家学说彼此融通,胡汉文化彼此融汇,儒释道思想彼此融合,造就了中华文明活跃、丰富与包容的特性。从格局立场来看,传统文化以多民族和谐共处为主体,体现出文明的和平性特征。中国古代崇尚万物和谐共生的状态:“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强调不同类别事物的平衡协调方能推动万物共生:“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强调处理族群、民族、国家间关系应遵循“和”的原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 这些观念造就了中国人谦和良善、讲求调和、崇尚和平的民族性格,使得中华文明与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文明形态长期和谐相处、和平共处,彰显和平性的文明特质。

应当说,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前,中华文明已走过了几千年独立发展的道路:中国大陆板块东向大海,西临高原、戈壁,可以有效阻挡外来势力的侵扰。而大陆板块内部区域广阔,气候适宜,农业、手工业、工商业成熟发达,呈现出独立、完整、成熟的文明主体性特征。

1840年,资本主义世界霸主英国对清政府发动了鸦片战争。随着西方殖民统治及其意识形态的强制入侵,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已经无力应对、解决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产生的新问题、新危机、新挑战。这就迫使清政府不得不放弃以“中央之国”自居的封闭立场,不得不关注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意识形态,不得不探求传统文化的新生之路,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也就此展开。

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表明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开始从“以夏变夷”的华夏中心立场,向着更为开放的立场转变。清政府开启洋务运动,试图“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中体西用”的本质不过是想以资本主义的先进科技挽救朽败的封建制度。维新派主张君主立宪,希望创造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文化,其本质其实是调和乃至融汇资本主义文化与封建主义文化。洋务派与维新派都在客观上引导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但其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的方向不可能是传统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20世纪初,革命思潮替代改良思潮成为时代主潮,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新文化运动,意在彻底颠覆“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的“儒者三纲之说”,构建以“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为目的的新型道德价值体系。在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化剧烈而彻底的抨击声浪中,传统文化才真正开始挣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开始走向现代化的进程。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深痛创伤引发西方学者对资本主义文化弊端的反省。梁启超等中国学者进一步质疑“西方中心论”,对中国文化复兴充满期待。与此同时,受俄国十月革命感召,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主将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李大钊指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开辟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中国不应复兴封建文化、歌颂西方文化,而应当拥抱“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他们坚信,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在于通过民主革命为自身发展开辟全新的现代化道路。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面临的存亡危机,是中华文明在危急关头渴求新生与复兴的强烈期待。然而,无论是洋务派、维新派、文化复古派还是“全盘西化”派,他们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发展逻辑及其前途的主张,都不可能有任何前途。历史证明,传统文化要真正走向并实现现代化,这个理论的逻辑,必须要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实践进程的引领下,才能真正转化为现实的逻辑。

五四运动以后,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成长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伟大历程,也开启了传统文化真正走向并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程。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文化发展创新的主流,也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实践的主导方向。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学了这些新学的人们,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了一种信心,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终于,“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从来都不是案头哲学,而是改造世界的思想与现实力量。李大钊、陈独秀认为,应当“发挥马克思实际活动的精神,把马克思学说当做社会革命的原动力”。应当“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其根本任务就是要改变中国的命运,让中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成为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推动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真正科学的实践路径。换言之,要推动传统文化以主动而非被动的姿态走向并实现现代化,以全新的文化形态、文化形象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彰显中国文化的独立性、主体性,就要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受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压迫的现状,而要完成这个改变,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进程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实现。

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这里一再提及的“民族形式”“中国特性”,其实就是包含传统文化在内的具有中国特色内涵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方法审视反思中国传统文化,以此更科学、准确地认识、指导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使马克思主义真正中国化,真正解决中国问题;同时,又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内涵与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真正成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同一实践进程中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传统文化现代化实践的遵循与方向,现代化的传统文化则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实践的民族内涵与形态。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得以成为现实,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得以形成和不断发展,并指导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现代化建设的胜利。这就是百余年来中国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实践意义也正在于此。

回顾历史,聚焦当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绵延传承、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双重发展逻辑中走来的,是从近现代以来不断扬弃传统文化,认知批判资本主义现代化、现代性的危机中走来的,是从百余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苦斗争与具体实践中走来的,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走来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代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价值导向。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传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在现代化的洗礼中展现时代新内涵新形象,体现出鲜明的现代性;在积极建构文明内涵与思想体系的进程中,以主动的姿态与世界对话,体现出鲜明的主动性;在人类共同发展宏大格局中建构人类文明新形态,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中国式现代化改写了现代化的世界历史、现实格局与理论谱系,实现了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中国式现代化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类文明新形态,开始以主动的姿态进入世界历史进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立场、态度、方法重新定义现代化与现代性的价值导向。

马克思指出,一部资本扩张的历史,就是一部殖民与奴役的历史。同时,他又深刻揭示了“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它创造了空前的世界市场、社会财富,创造出具有高度文明素质的人本身。在资本的统治下,劳动也成为异化劳动,并导致人的异化:“通过异化劳动,人不仅生产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的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 毋庸置疑,以资本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化,对百余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但同时也暴露出资本与异化劳动的局限性,即难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实现 “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作为对人的生命的占有,是对一切异化的积极的扬弃,从而是人从宗教、家庭、国家等等向自己的人的存在即社会的存在的复归”。因为“全面发展的个人……在产生出个人同自己和同别人相异化的普遍性的同时,也产生出个人关系和个人能力的普遍性和全面性”。而这也正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中国式现代化将中国人民的自由全面发展确定为最高价值目标,就是要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逻辑驾驭、制衡资本的逻辑、异化劳动的逻辑,使“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及传统文化现代化的价值导向。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实践及其成果实现。经历马克思主义洗礼后的传统文化,拥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本质内涵,它致力于破解西方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的危机、挑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宏大叙事与实践的积极展开。这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发展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文明史、世界史、社会主义史意义也正在于此。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文注释内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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