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在过去一年之内余英时（1930-2021）、李泽厚（1930-2021）与张灏（1937-2022）等先生先后辞世，令人无限悲痛。他们三人都与我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然而在成长的过程中，我深受他们三人著作的影响。在他们作品的引导、激励下，我逐渐走向中国近代思想史、知识分子的研究。其中张灏先生与我的关系比较密切，他是我的老师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1933-）教授在哈佛大学时的同学（两人于1963年同年通过博士资格考试，也都是费正清、史华慈与杨联陞等人的学生），是我的“师叔”。张灏先生与李、余有所不同，李、余两人著作丰富，可谓“公共知识分子”，他们除了有专业的作品之外，常在报章媒体撰文，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评估时事，影响力深入一般读者，过世时纪念活动较多。相对来说，张先生较属于专业史家，他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文史学界。
2022年4月22日早上，我收到王汎森兄的简讯，他说余师母来电告知张灏先生已于日前过世。我立即转告墨子刻先生。过了一阵子，他传来一段中文音频：“张灏过世的事情给我莫大的打击。张灏有他的伟大！张灏有他的伟大！我很难过。我就告诉你这个”。从墨老师苍凉的声音中我可以感受到他的心境，一位老同学、老战友的过世对他的确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张先生的过世让我想起1980年代以来的许多往事。在这一篇短文中我只能简短地谈谈我对张先生的认识、与他接触的经过以及他的学术著作对我的影响，以表达我的怀念之意。
二、张灏先生的早年生涯
有关张灏先生在1950-60年间的经历，在他所撰写的《我的学思历程》、《幽暗意识的形成与反思》，以及崔卫平、陈建华所做的访谈之中曾经略为述及，然而并不详细。最近在整理档案时，我发现了几笔与张灏先生及其父亲张庆桢（1904-2005）先生相关的史料，这些记载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张灏先生早年的事迹，可为来日作传之参考。
在胡适档案之中有几笔关于张庆桢的材料。最早的一笔是1930年代初（可能是1931年），北京大学的理学院长刘树杞（楚青，1890-1935）致胡适的一封信，信中他向胡适介绍即将归国的张庆桢：
友人张庆桢君原系中国公学毕业，随在东吴法科毕业，嗣往美留学，在芝加哥North Western【西北】大学得J. D.【法律博士】，其为人甚诚实和蔼，而学识亦甚优超。现渠甚欲返中国公学母校服务，专此介绍。伏希吾兄赐予接洽，如有机遇，望设法提携。
后来胡适与张庆桢见了面。他在这一封信上写了张的专长“中国私法、英美法”，以及他的住处“张君住津浦路滁州源泰纱庄”。张庆桢应该是透过胡适的介绍，在中国公学任职。
张庆桢于1933年9月受聘担任厦门大学法学院法律学教授，先后开设课程有：海商法、劳工法、亲属法、保险法、刑法总则、物权法、民事诉讼法等。1939年8月他任监察院秘书，1940年7月因病辞职。中央大学内迁重庆期间，张庆桢受聘担任中央大学训导长、法学院教授兼司法组主任。他还担任过中国公学大学部董事会董事兼执行秘书、外事部门条约委员会委员、司法院法规整理委员会委员、监察院监察委员、监察院法规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45年8月任国民政府监察院参事，不久出任敌伪产业清查团沪浙组委员。1947年3月，张庆桢曾与何汉文、谷凤翔、万灿等监察委员联名弹劾宋子文诸人，认为宋子文及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诒实行财政金融政策不当，助长通货膨胀，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从而迫使宋子文辞职。1948年5月，张庆桢当选安徽省的立法委员。1949年跟随国民党赴台湾，历任革命实践研究院讲座，国防研究院政治组首席讲座，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委员兼召集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策委员会兼任委员，政治大学、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台湾大学兼任教授，私立中国文化学院法律研究所主任等职。张灏说他与父亲的关系是“很传统的，他对我非常好”，可是在思想上，因为父亲属于”国民党右派”、“对民主自由的观念没什么接受”，而他则深受自由主义影响，两人之间并无太多的沟通。
张庆桢赴台后曾多次拜访胡适。1954年胡适返台参加国民大会选举总统，3月16日晚间张庆桢曾宴请胡适。1958年4月，胡适返台之后，张庆桢去访的次数更多。1958年11月12日张庆桢曾去南港拜访胡适。1959年时两人见面十分频繁，而且他曾带张灏同行。他去见胡适的时间有：3月16日、4月3日（探病）、4月7日、4月10日（探病）、4月21日（带张灏同行）、4月28日、5月17日、5月20日（张灏自行前往访问胡适。胡适说“他还未出去过，而英文能够写得这样，已经很好了”）；6月21日（张灏自行去访）；6月29日、10月30日。1960年1月3日；1月29日（拜年）；3月6日晚上，胡适参加张庆桢为王世杰庆祝生日的宴会（按：张庆桢与王世杰是好友，张庆桢晚年的事迹，尤其是家庭方面的生活，如晚年续弦娶彭女士、两人离婚、生病住院等，在王世杰日记中有一些记载）；3月14日张庆桢、夏道平来访；3月21日；4月3日（张庆桢夫妇同来）；10月23日、11月28日、12月17日（祝寿）。1961年1月18日（陪同林中行、邵幼轩【邵飘萍之女】夫妇去访）；2月18日（拜年）；2月26日（探病）；3月1日；3月6日；3月10日；7月22日；11月6日；11月28（探病）；12月8日；12月13日（探病）；12月16-18日（祝寿）；1962年1月1日、2月6日等。
从上面的纪录可知张灏的父亲与胡适一方面是安徽同乡，另一方面也有长期的交往。1959年张灏正在申请去美国读书，张庆桢带他去见胡适，应该是希望他能得到胡适的指点。5月20日与6月21日张灏自行前往南港中研院，即带了自己的英文作品（或许是研究计划），请胡适指正。（当时张灏在成功中学与台大的同学林毓生也曾拜访胡适，请求指点。他在1958年4月22日与1959年5月23日两度去访，他后来在信中说“蒙您在百忙当中两次指教，并承赐《留学日记》四册。您对年青人的关怀与奖掖实在使人有如沐春风的感觉”。1959年12月3日，林毓生也带了自己所写的“五四与新文化运动”英文研究计划，请胡适指正。张灏的情况应该与他类似）我们不确定胡适对张灏的文字提了什么意见，胡颂平只记载胡先生对张灏英文写作能力留下很好的印象。
张灏后来申请了几所美国的大学，最后决定去哈佛大学。1959年秋季，23岁的张灏进入哈佛大学，“1961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66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导师为史华慈”，后任教于俄亥俄州立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张灏在1957-1966年间的经历，相关的记载并不多。他在访谈之中只简单地谈到几次思想的转变。不过在郭廷以的日记、吕实强的回忆录，以及杨联陞的日记之中却留下几条有趣的线索。
郭廷以与张庆桢夫妇是老友，他们在重庆中央大学时曾为同事，张灏应该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在重庆时即见过郭先生。郭廷以日记中最早的一条是1957年12月30日，有关张灏申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事。郭廷以先生记载：
上午梅谷【Franz Michael】又约谈合作计划事，决定补助年每三个月汇台一次，每年近史所完成数据三册，每册六至八百页。余顺便提及张灏、徐乃力、周瑞华三君向华大申请奖学金事。梅谷表示一至二人或有可能。【按：后来徐乃力于1958年初去华大读书，1963年再去哥大】
1958年1月13日、3月14日，郭廷以接到张灏的来信；3月19日，郭回了张灏的信。5月7日郭廷以在哈佛访问“接郑宪函，谓书稿早已寄出，张灏申请华大奖学金事，仍有希望”（按：郑宪当时在华大读博士，研究同盟会，1962年毕业）。2月27日“张灏来谈”。8月10日“张灏君来谈，谓哥伦比亚大学亦给予奖学金。劝其接受，以哥大史学教授图书，均非华大所能比。”1959年9月10日“台大毕业生谢文孙、张伟仁由张灏介见，两君均颇英俊，学术兴致亦佳。”
由此可见1957-59年间，张灏申请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与哈佛大学，这三所大学应该都给他奖学金，后来他选择了哈佛。1959年秋天，张灏赴哈佛大学读书。1961年8月25日张灏又致信郭廷以，郭写到：“张灏自哈佛大学来信，述近二年工作，并论西人研究中国史之长短，颇有见底。对于近史所工作，亦颇赞誉，并介绍张伟仁君。”此时张灏应该刚取得硕士学位。郭于9月7日回信给张灏。11月28日，郭廷以接到谢文孙的来信，告知张灏曾与费正清谈到资助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出版的事。
1962年底，郭又接到谢文孙的来信，告知张灏“在哈佛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失败，郝延平则获得通过”。后来郝延平决定以“买办”为博士论文题目，郭先生劝他“缩小范围，就有关人物处着手，唐廷枢、郑观应、徐润等均值得注意”（1962.12.20）。博士资格考试的失败对张灏来说无疑地是一个很大的挫折。郭廷以的反应是“张灏病在于浮，为学有欠切实”。这可能是说张灏在学术研究的功底上不够扎实。墨子刻先生曾告诉我，张灏的失败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不很欣赏杨联陞的治学路径，而没有修Chinese Institutional History（中国制度史）的课，使杨不快。考试时杨联陞认为张灏不够认识“西方对中国历史的研究成果”（Western scholarship on Chinese history）而判定他不及格。在杨联陞的日记记载了这一次的考试。1962年10月10日，“四时一刻，与Fairbank、Hughes考张灏上古史，奇劣，无法通过。（前年要考中古，最近又改上古，恐皆未认真准备）”。11月16日“午饭后到校，整理书物，张灏来谈”。1963年1月23日墨子刻通过了资格考试，成绩不错。1963年初，在与杨联陞沟通并改善关系之后，张灏再次申请资格考试。3月12日，杨联陞记载“12时，张灏来问口试事”。3-4月间杨联陞身体欠佳，入院开刀。4月3日“张灏、陈启云、王业键来看，坐几分钟”。4月23日“10时，到16 Dunster St.考口试（张灏），Huber【Hughes】，余及Fairbank（通过good minus-fair plus）（以后史系免Final）。Fairbank劝其做魏源论文”。张灏通过资格考试之后即开始写博士论文，不过他没有接受费正清的建议。
1963年春天，郭廷以去哈佛访问，又见到张灏。4月22日，郭抵达剑桥之后，随即参加了费正清的讨论课，会后他与谢文孙、吕实强与张灏等人聚餐，谈到晚上12点：
下午二时半自纽约搭机赴波士顿，吴式灿相送机场，三时半到达，沈元壤、谢文孙、吕实强来迎。四时出席哈佛大学费正清之近代史讨论班，主题为 1877-1890 新教徒在华之工作，就教育、医药、救灾三方论述。余建议应注意其文化学术活动，包括编译出版书刊等，并申论新教徒活动之意义。另一主题为 1913-1914 孙中山在日本论。中山之改组中华革命党及其与日人之联络。余说明中山与反袁派之关系及日本之政策。会毕，反应颇佳，均谓为哈佛近代中国史讨论班从所未有之事。元壤、文孙约晚饭，畅谈至十二时，张灏、实强均在。
吕实强的回忆录也记载了当天他去接机，再与郭一起参加费正清的讨论课，以及课后的聚会：“6时40分结束，仍由沈元壤开车，送郭先生回所住Brottel Inn，旋一起去Window Shop晚餐。回到其寓所，郭先生精神很好，谈了若干成名人物有关之事”。郭先生在哈佛访问至6月16日才离开。
在这一段期间，郭、张两人多次见面，当时吕实强与张灏均住在Cambridge Street 1673号2楼，两人为对门，常常一起与郭先生见面。其中对张灏来说比较重要的一次会面是1963年5月3日：“张灏自哈佛来，商其论文题目，拟就梁任公之自由思想及张之洞之地方势力决定其一，余主前者。”这是因为丁文江的《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1958年出版，内容十分丰富，郭先生当时也鼓励张朋园研究梁启超，张朋园的《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在1964年春天出版（张灏的著作有征引此书）。此一建议对张灏的学术发展十分重要，后来张灏决定以梁启超为博士论文的题目（1964年6月2日，张灏又去信请教郭先生“商梁任公研究有关资料”）。1963年5月31日，当天的中午与晚上，郭先生均与张灏见面聚餐：
午在波士顿之 Durgin Park 用膳，心颜、诞丽及沈元壤、张灏均到，李琇琳女士作东。此饭店据云已有三百年之历史，顾客须列队等候，坐无隙地。晚饭在 Medford 东兴楼，张灏作东。饭后与张灏谈哈佛历史教学。
6月4日，郭先生请张灏开列“哈佛所采用之近代史阅读书目，以备选购”。6月9日吕实强记载“上午郭先生与其长子倞闿一起来找张灏……顺便也邀我一起到他们家去吃午饭”。6月11日郭先生“晚约张灏、谢文孙、沈元壤、吕实强、马宝琳共餐，谈到夜深。张灏送来有关思想史、社会史西书目录，拟全部购买。”
从胡适、杨联陞、郭廷以与吕实强的记载，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张灏留学时期的情况。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与郭廷以先生的交往，以及郭先生劝他选择梁启超而非张之洞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影响了他一生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专业领域。其次是他与杨联陞的关系，他因未修杨联陞的课，第一次博士资格考试挫败，半年之后再度考试才通过。他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在出版时受到挫折。张灏说他的书稿于1969年交给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社请列文森【Joseph Levenson】审稿，他对我的稿子很不以为然，压了一年多，最后他写了个评语，批评得很苛刻，说不能出版。后来班老师知道了，跟我说他会支持我，结果他和费正清商量了，各自给出版社写了信，认真评价了一番”，出版社才接受此一书稿。他的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一书于1971年出版，从此奠定了张灏在学界的地位。同时他与郭、吕的交往，也使他后来与中研院近史所有十分密切的学术合作。
三、张灏、墨子刻两位先生与我的思想研究
在谈我与张灏先生之前，要简单介绍他与我的老师墨子刻的关系。因为墨先生的影响，我才会从事魏源的经世思想、梁启超、严复等研究，而与张灏先生的学术兴趣联系在一起。张灏先生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的感谢词之中，写到：“在那些间接帮助我写作的人中，我必须向墨子刻教授表示敬意。他热情的友谊、对学术的执着，以及对历史的想象力，一直是我思想激励的不竭源泉”。2005年张灏在台大演讲《我的学思历程》时也提到他早年在思想上的转折，从殷海光门下的五四信徒，开始受新儒家影响，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复杂性。在此过程之中不但受到余英时、杜维明的影响，也受到史华慈与墨子刻的影响：
那时在美国，现代化的理论非常流行。它视现代性与传统是二元对立，也因此认为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史教授那时在美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