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义和团运动走向的多重因素

 

曾经盛极一时的义和团研究,目下却被近代史学者视为畏途。其他奠定近代历史基调的太平天国、辛亥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同样如此。其中,不乏研究者为此也致力从新的视野探讨义和团研究可能的方向,毕竟此类事件牵涉面广,研究近代中国历史难以绕开。本文以“多个世界”的回响解析影响义和团的多重因素,意在说明信仰、生活层面及对新事物、新技术的接纳存在“多个世界”,对义和团的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尤为突出的是,信仰、生活世界的差异,难以用新旧二元架构区隔,也不是按照社会阶层可以简单区分的。这表明“多个世界”不只涉及空间、区域层面,还在其他环节有所体现。

论者曾以“新旧消长和人心丕变”来揭示1900年的历史,指明“太后、将相、疆吏、志士、民众、党人都卷入动荡的旋涡之中,先后成了造时势的人和被时势摆布的人”。关键在于,义和团不仅卷入各方士人,而且上层与下层的结合,疆吏与中枢的异调,更是以往在类似事件中难以发生的。这一切又是由信仰世界、生活世界的差异所造就,并与对新事物、新技术的认知与接受息息相关。义和团以特殊的方式发生,显现的即是“多个世界”产生的共振。对此稍加辨析,或可对义和团提供不一样的观察,也有助于揭示近代中国历史的一些特质。

一、信仰世界的差异与合流

义和团所引发的巨大分歧,无论是在当日还是今时,皆主要体现在信仰一环。结合近代中国由各种因素催生的在信仰上存在的“多个世界”,也成为切入这一问题的基础。如论者阐明的,要理解这场冲突,“必须把主导双方成员的宗教假设放在更中心的位置上”。不过,义和团的发生,“洋教”固然是重要的催生因素,但其走向又与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同中有异不无关系,上层与下层之间不乏相通之处,但读书人却另有坚守,排斥“子不语”之“怪力乱神”。

梁启超称:“吾国先哲,以尊命为教,故曰乐天知命,曰居易以俟命,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梁启超1910年的这篇文章,揭示了古代世界有关“命”“运”的看法如何制约人们的认知。降至晚清,仍没有什么改变,即便是讲究“洋务”的各级官员,仍受制于此。赫德(Robert Hart)1864年8月就注意到总理事务衙门的官员对于“风水”“算命”的不少议论。而晚清读书人中对于占卜、堪舆、相术、测字之类,也不乏热衷者,甚至可以说,这已构成大多数人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内容。

西力的冲击,在信仰环节也增加了新的元素,西人天文灾变之说及种种预言,也引起部分读书人的兴趣,并努力寻求与中国的相通之处。但传教士对“教”的捍卫,传递由“上帝”主导的“世运主宰说”,却难以被更多人接受,反倒是唤醒了读书人有关“严夷夏之防”的记忆。1898年《翼教丛编》之刊行,就显示一些读书人深感“翼教”之紧迫。即便是主张接纳“西学”者,也往往力辩“西政”“西学”无关“西教”,强调格致之学、政治之学,与“西教”无关;西学之兴、西学之盛,亦与“西教”无关。梁启超1896年辑成《西学书目表》一书,即秉承“学”“政”“教”三端区分西学,将教类之书剔除在外。

梁启超1902年还有这样的观察:“耶教之入我国数百年矣,而上流人士从之者稀,其力之必不足以易我国明矣。”梁的观察既宣示士人在信仰上的坚守,还暗示信教者并非“上流人士”,只是下层民众。章太炎则区分了“民众”与“政府”各自的考量。就民众一面来看,中国百姓谈不上排斥外教,海外传入的诸教,“人民望此以为导师,欢喜踊跃,如大旱之见长蝀;特一二士人以其背弃儒法,而被以异端之名,非社会之总意然也”。反倒是“政府之排教,则有矣”,只是,“其意本不在异种异教,而惟集众倡乱之为惧”,“是故政府之排教也,以其合群而生变;人民之排教也,以其藉权而侮民”。但问题并不如此单纯,官民也有共同的“信仰世界”,各类祈雨仪式和祭典活动,不仅成为地方官员的要务,甚至宫中也常常“设坛祈雨”。而下层民众的信仰也有其复杂性,就一般百姓来说,并不清楚各教的区别,也未必排斥他教。影响所及,甚至一个家庭中就包含多个信仰。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就表示,作为理学家的父亲,奉行与“僧道无缘”,然家中之女眷却都是“深信神佛”的,而他本人在小小年纪已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晚清信仰世界展现的复杂性,既有历史的传承,又有外来因素的影响,还掺杂着官方与民间不同的考量,意味着在信仰上实际突破了社会阶层的壁垒,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很容易走向“合流”。对“洋教”的排斥,就促成一些身居高位者与下层民众在信仰上的趋同,对义和团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不过,身居高位的有笃信义和团法力者,也不乏对此另有看法的:直指义和团为“旁门左道”、并力主惩办“袒护拳匪之大臣”而反遭诛杀的袁昶、许景澄即为代表;时任军机大臣的荣禄及后来授命与各国议和的李鸿章等重臣,对此也有不同看法。

读书人在信仰上的坚守,尤其是对西器、西学有所了解后,更不免对义和团“另眼相看”。此一时期报章上对义和团的议论,对于士大夫和官员“称许”义和团就颇不为然,认为“义和团匪既为士大夫所称许,则愚民信之益坚,而其说愈不能破”,“政府之中亦信团匪之妖言,以之抵敌西人,则益足以启各国轻视之心,增中国失地之耻”。鲁迅后来也有这样的看法:“戊戌政变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岁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鲁迅指明政府之不足信,关键即在利用“怪力乱神”。此亦昭示出,晚清在信仰层面形成的“多个世界”,导致政府官员、士大夫及下层民众在一些问题上的同步;而在信仰上打破不同社会阶层的壁垒而发生的合流,也左右着义和团的走向。

二、生活世界的不同步

1893年薛福成观察到:“舟车则变而火轮矣,音信则变而电传矣,枪炮则变而后膛矣,战舰则变而铁甲矣,水雷则变而鱼雷矣,火药则变而无烟矣。”新事物、新技术带来的巨变,晚清人士多有此感叹。认识到中国遭逢前所未有之变局,还只是少数“先时之人物”,对更多人来说,“变”是有限的,奠定历史底色的是“不变”那部分。由此也造成生活世界的不同步,存在“多个世界”,沿海与内地的差异之外,尤其要重视正在兴起的近代城市与乡村存在的巨大差异。这也影响到义和团的走向。

两种文明的沟通,新事物与新技术是最有形的展现,对此的认识可区分为不同层次,一开始更多是通过书刊了解新发明。傅兰雅(John Fryer)1876年创办的《格致汇编》,就介绍了采煤、火车铁路、造船、机械、炼钢炼铁、纺织机械、电报电话、石印技术等新技术,以及玻璃、冰块、啤酒、汽水、纽扣、针、火柴、水泥、电灯等“洋货”的制造。那些走出国门的使节或与外人有所接触的人士,则有机会目睹之,但真正了解并利用这些新技术的,实寥寥无几。徐寿、华蘅芳等所展现的,只能算是少数的例外。这是因为要了解新事物、新技术,需仰赖各种仪器,征诸实验。由于花费不菲,也存在危险,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尝试。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晚清对各类新事物、新技术的实际利用,在时间上还存在明显的落差,如按照不同区域及城乡的人群来分,则更为突出。生于晚清官宦世家的孙宝瑄,长期生活于中心城市,有更多机会接触新鲜事物。即便如此,其日记中留下的相关记录,距离这些技术在中国的介绍与使用,也有三五十年的时间差。发其端者,是1894年他拜访盛宣怀时见到的“照相”,该年又接触到“电报”,1898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孙宝瑄接连写下三首绝句,咏“留音”“映相”“电灯”,次日“又成《自来水》一绝”。孙宝瑄接触的各类新事物,完全可以开列一张“技术清单”,提供了审视各类新事物如何进入中国的重要例证。

新事物与新技术的成长不可能一蹴而就,尤其存在区域上的不平衡,以及城乡间的差异,这都容易理解。重点在于,推进种种新发明新应用,往往意味着在土地上动工,不免在民众甚至官绅中造成恐慌。孙宝瑄即把义和团的兴起和铁路联系在一起:“团民之祸,肇始于京津铁路之开。向以挽舟驭车设旅馆为业者,不知几千万人,一旦汽车行,此辈嗷嗷无以为生,于是群聚而为义和团。”或许应该承认,那时候主要靠力气谋生的下层民众,并不能分享新技术带来的益处,而修铁路、建电杆等会毁坏风水,不只下层民众,官员、读书人也不乏对此确信无疑的。

因此,义和团的发生,究其本质,可归于“国家政权建设”未能取得预期成效,未能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有效治理。尤为严重的是,一方面,“国家政权并不能将其意志强加于所有的文化网络的结构之上”,另一方面,“国家权力的扩大及深入极大地侵蚀了地方权威的基础”。实际上,无论是义和团还是清军,与洋人的对抗,一开始也并非全然排斥“技艺”。当掌握的“技艺”无法与洋枪洋炮对抗,原有的“文化网络”又失去效应,才会放大各种“法术”。最终则是不分青红皂白表现出对洋教、洋人的仇视,以至于“凡关涉洋字之物,皆所深忌也”。

正所谓“无其器则无其道”(王夫之语),技术进步带来的冲击,影响更为直接。王韬为此就预言:“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有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按照时人的观察,正是看到法术毫无作用,于是有“太常寺卿袁昶力陈义和团之不足恃”,并认为“欲藉邪匪以成事……胡以愚妄至斯”。一位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之人,目睹这场冲突,也由衷感受到中外的差距:“看光景而论,洋人经济实出中华之上,非轻动而能济事,此亦人民大变乱之道。”

故此,当历史已步入近代,新事物、新技术已逐渐影响人们生活方式的背景下,同样不可忽视不同人群中生活世界存在着严重的不平衡。到1949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仍有这样的判断:“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可以说,不同区域、不同人群所存在的差异,以“多个世界”加以描绘,并不为过,这也有裨于认识义和团特殊的展开方式。

三、获取信息存在的反差

吕思勉检讨1894年至1923年的“三十年来之出版界”曾言及:“三十年来撼动社会之力,必推杂志为最巨。”新型传播媒介的成长,赋予了晚清历史特别的色彩。审视此一时期发生的事件,也有必要重视其是否借助此发布信息、开展动员。义和团的走向,也显示出不同区域、不同阶层对于新型传播媒介的认知与利用,同样存在“多个世界”。铁路被毁,电报中断,对义和团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新型媒介”,印刷书刊之外,还包括影响信息传播的各项物质与技术进步。新式报章成为信息发布的主要渠道,电报则成为沟通的主要媒介。但作为事件主体的义和团,却完全不掌握。且不说各种揭帖、传单主要仍以木刻印制,更重要的是,在通过报章呈现的各种信息中,义和团成为“失语者”。一开始,地处天津的《国闻报》成为报道事件的信息之源,刊登的《山东义和团闹教纪实》,就被多家报章转录。到1900年4、5月间,“沪上日报无日不言义和团事”。而且,各报章的立场甚为鲜明,主导了舆论。因为上谕有“不肯剿办团匪”之意,《新闻报》当即发文指出,政府此举,“不啻明酿匪势,以助其成”。随后,《申报》也刊文道出:“夫匪类扰乱,古今一辙。其起事之时,必有所借端,及至人众势盛,则据城抗官,掳掠杀害,不分皂白,玉石俱焚,亦必然之势。”紧接着《申报》还发表《愤言》,称“吾壹不解政府诸王大臣何以昏庸谬妄竟若是之极也”。

义和团曾针对《国闻报》发布揭帖加以警告:“《国闻报》上多谬妄,乱语胡言任意登,该报因有日人保,故敢造谤诋我们。兹特示尔《国闻报》,此后下笔要留神,倘敢再有诽谤语,定须毁屋不留情。”但义和团并不掌握新式传播媒介,导致围绕这一事件的种种信息,充斥各种传言,“中国近代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一个时期像义和团运动时这样讹言四起”2。叶昌炽观察到:“今日之乱,市虎讹言,十有八九。”受到影响的还不仅是不识字者,也包括读书人:“其根源之害,仍在民不识字,惟知鬼神;士不识时,胸无定见。”

京津电报线路被毁,更是人为造成信息传播方面的“多个世界”。各地通往京畿的信息,需利用过去的方式,通过六百里加急转。由此带来严重的问题:“外电与廷内主持不能合意,见视不同,大局不能圆通。”在联军入侵北京、两宫逃亡之际,甚至滞留在京的官员也全然不知发生的事情。恽毓鼎即述及此一时期“吉凶之信瞬息万变”:“或言太后西幸,皇上实留宫中……或云全权大臣李傅相已到京,议款和约凡四条(或云六条八条),洋兵即撤出城。或云两宫均已西幸,留守无人,都城将沦为左衽。或云宗庙被毁,各衙署、王府皆焚……遣人四探,言人人殊,皆不得真消息。”

与之适成对照的是,掌控电报局的盛宣怀成为信息汇集之中心,在主导事件的走向上占得先机。盛宣怀在津的手下不断在上报相关信息,他还能掌握天津过沪之外洋电报。盛宣怀档案中保留的一则资料,表明其高度重视汇集多方面的信息。为保障中外各方的联系能够尽可能保持顺畅,盛宣怀也多有努力。

在此过程中,盛宣怀往往利用所掌握的信息,借助于各大员发出声音。1900年6月他从黄州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就表达了对如何处理义和团事件的立场。当获悉谕旨主抚不主剿,盛也加紧与各要员之沟通,言明其不同的看法。到7月,因“津陷,京愈戒严”,盛宣怀又致电刘坤一、张之洞:“应请与东南各督、抚联名将以上各实情,再行披沥冒死奏恳,速定庙谟,即饬李傅相先与各国议和停战,一面速将内匪清剿,庶可保存宗社、疆土。”东南互保的推进中,盛宣怀扮演着他人无法替代的角色,也完全可以理解为掌握信息先机的产物。

《东南互保》的订立,最早也是在报章上有所倡导,纷纷主张“自筹保护”“存我中国者,其惟南方乎?”。上海报章不仅通过舆论推动“东南互保”,而且在后续的发展中,还造成一种舆论,在“惩祸首”等问题上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但这背后的运作,实际上是掌握电报的盛宣怀在主导。1900年6月28日盛就致各电报局,明确指示:“保定来廿六等日明旨二道,奉督抚电谕暂勿宣泄,致碍东南大局,望严饬司领秘密为要。”还特别指出:“此电发后,原稿掷还。李中堂电报如旱线不通,即由水线递去。”当日还致电鹿传霖:“廿六保电更窒碍。遵已遍饬各局勿泄露,请速电直藩须用孙道台密电传至敝处转发。”过了两日,为保障电报之安全、保密,盛宣怀又告诫张毓树:“顷南洋电谕各局,廿六、廿九两次上谕,及荣中堂复沿江各督、抚电,切勿泄漏,以后如有明码电报,凡有关此项军务者,一面用密码转盛督办,勿宣泄至要。”在东南互保已协商得差不多的时候,盛宣怀又致电袁世凯,表示:“揣摩诏旨两歧,大家觑破。疆臣把握全局,转圜均在此,但必须请得一密旨,方有率从……此电颇有关系,乞照录三份,飞速递京,分送庆王爷、荣中堂、王中堂拆。”

义和团最终的结局,自然不能简单归于信息掌握上的阙失。但特殊时期形成的在信息沟通上的“多个世界”,深刻影响到事件的走向,再怎么估量都不为过。

四、余论

“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成定而不可移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1932年陈寅恪针对俞樾庚子辛丑间的诗作有这样的解读,肯定俞樾之作,“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本文基于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对义和团的走向稍加辨析,只是试图结合信仰世界、生活世界存在的差异,寻求对该事件新的认识。之所以强调义和团成为“多个世界”的回响,主要是解释此类运动通常秉承的按照“社会阶层”进行分析的框架,远不能说明其复杂性,反倒是信仰世界、生活世界存在的差异,更加值得重视。它们打破了社会阶层的壁垒,并导致上层与下层的结合,疆吏与中枢的异调,而且,勉强可归于同一阶层的官或绅,也在分化,在认知上与行动上都展现出有同有异。相应地,秉持“多个世界”的回响揭示义和团的走向,或可确立更多的维度理解这段历史。

不过,结合近代中国形成的“多个世界”以揭示义和团的走向,并非单纯寻求对义和团新的解释,或者说更重要的目标不在于此。而是上述因素,本身构成研究近代中国需要把握的问题。职是之故,所应关照的也不仅仅是义和团,其他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有必要结合这些因素或更多的因素加以解释。

遭逢所谓“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是晚清士人共同的感受。这既表明“变局”之剧烈,同时又意味着对于变局的感受及其因应之道,千差万别。这是因为晚清信仰世界、生活世界之多姿多彩,缘于新事物、新技术的成长,鲜明体现出个体及社会时间的差别,存在着“不均衡性”,需结合具体的事件,辨析其如何作用于个体及社会,以揭示生活在晚清各方人士由于新事物、新技术的成长,基本的生活形态如何发生重大改变。而“多个世界”的形成,意味着晚清在信仰世界、生活世界实质上呈现的是不同的“历史的时间”,对此略加区分,或有助于提升对于晚清历史的“想象”,甚而讲述不一样的“历史”。

 

章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文史研究院教授

来源:《史学月刊》2023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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