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清晰度

历史学和考古学都是研究过去,这是两个密切相关但很不相同的领域。它们之间的差异是由于它们主要信息来源的形式和性质不同,即分别是书面文本和物质遗存。正因为如此,历史学能够解决非常具体的问题,并且可以聚焦于个人、确切时间、地点和事件过程。与此相反,考古学擅长讨论具有相当时间跨度的问题,并侧重发现普遍性的形态和规律。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信息中探索人类行为的规律 ;反之,要用考古材料来回答高精度的历史问题可能永远是遥不可及的。考古学的放射性碳断代经历了一系列的技术革新,极大提高了其精确度。放射性碳断代数据和校正日历年代的误差都被缩小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即使这种日益提高的清晰度仍不足以确定中国古代史的确切日期。不过,新得出的早期中国考古学高精度绝对年表,仍有助于对过去人类行为和文化演变获得一些过去难以企及和耐人深思的洞见。

历史学范式与考古学范式

历史学和考古学有其自身的学科制约。所有的书面文本都是对过去带有偏见的记录。实际上,历史事件不可胜数,任何人都不可能完全了解。即使浩如烟海的历史典籍也有一个实际的限制,需要选择“适当”的主题和信息。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坦承,他在采用宫廷档案中的信息时是刻意挑选的。通常的情况是,载入史册的往往是作者认为“重要”的话题、事件和人物。它们都是经过了历史学家范式的过滤。简言之,没有无价值判断的典籍。

考古信息的偏颇是另一种情况。我们在历史学中掌握的内容,几乎恰恰是考古学中极不敏感的东西。物质遗存大多是日常活动再也平常不过的东西。考古记录是很不完整的,因为它是人们行为方式的结果,并因物质遗存的不同保存条件而异。许多出土的大型墓葬,只不过是这些人的最后安息场所。我们无法确定,这种最后的安葬待遇如何代表他们漫长生涯的全部内容。鉴于制约条件的不同,历史学和考古学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它们在各自独立的范式中运作。

不管材料来源的天然局限,中国考古学实践的普遍取向是历史学的。毋庸置疑,中国考古学特别是历史考古学的作用是“证经补史”。解决历史学问题在中国学界享有崇高的声望。然而,由于牢牢锁定在当代历史话语中,中国考古学失去了它独立的身份。

由于中国考古学的课题是由历史学所决定,于是,三代考古集中在追求历史记载与考古材料 Thorp 1991Falkenhausen1993。古代史文本的关键主题之一是朝代、帝王和都城的更替。考古学家专注于寻找能与这些朝代、帝王和都城直接对应的考古遗迹。让我们以二里头考古为例,说明采用历史学范式来进行考古研究的局限性。

首先,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发现是受到了典籍的启发,文献提到夏人的故土位于晋西南和豫西(徐旭生 1959)。该遗址四十年的持续发掘表明,二里头文化(青铜时代早期)的组成部分可分为四个相继的阶段。在不迟于二里头文化三期,该遗址发展成一个具有等级结构的复杂聚落中心,具有相当大的行政和祭祀功能。此时,该遗址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的重要性从发现的两个大型夯土建筑而得到有力的证明,中国考古学家通常将其说成是宫殿建筑(二里头工作队 1974 ;社科院考古所 1999)。同时,二里头遗址也发现了商周时期皇家祭祀仪式中使用的礼器,如青铜酒器、硬石制品和玉器。

虽然二里头是在寻找夏人废墟的调查项目中发现的,但在发现后的头二十年里,它并没有被认为是夏人的遗址。该项调查的主持人徐旭生(1959)在报告里把它说成是商代遗址。但是,在过去二十年里,二里头成为中国考古学家们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之一。这场争论由典籍中的含糊讯息所触发。根据这些文本,偃师这片的总体区域是夏朝最后建都的地方;而它也可能是商都“亳”(或“西亳”)之所在。这场争论涉及几十位著名的考古学家,他们一般分为四个基本阵营 :

1. 邹衡(1979):二里头四期都是夏。

2. 孙华(1980):二里头一到三期是夏文化,而四期是商文化。

3. 殷玮璋(1978):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而三、四期是商文化。

4. 郑光(1988):只有一期是夏文化,其他几期都是商文化。

这些不同见解或含糊或明确地将二里头的三期堆积与夏代最后一个首都或商朝第一个首都联系起来。争论中引用的材料包括典籍、历史地理、类型学及完整的陶器排列等。历史传统中所见的地名,如斟浔、亳、西亳和桐宫,也被用来对应二里头和偃师商城遗址。

争论在 1983 年发现偃师商城遗址后出现了转折。偃师商城位于二里头东北方向不到 10 公里的地方,是一座四周有城墙拱卫的遗址,面积约 200公顷(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汉魏古城工作队 1984)。遗址内被高墙围起来的主体建筑包括至少 9 座大型夯土结构,其地位突出自明(杨鸿勋 2001 ;偃师商城 1984198519881995)。偃师商城遗址的陶器组合与典型的二里岗陶器形制相似,而有异于二里头遗址的陶器。一般认为,郑州发现的二里岗文化代表了商人的物质遗存。因此,没有人怀疑偃师商城是商代遗址。放射性碳断代和陶器排列法都表明,当偃师商城兴起并成为一个重要聚落中心的时候,二里头遗址开始逐渐衰落,并最终被废弃。

偃师的这个新发现鼓励了更多考古学家支持邹衡和孙华上述有关二里头遗址文化分期的主张(高伟等 1999 ;王巍 2000 ;偃师商城 1999)。

作为一个历史问题,也许今天我们很可能已经分辨出偃师地区夏商考古学的结果。但是,从人类考古学的范式来看,还有许多耐人寻味的问题仍然没有答案。从历史学方法来看,由于夏被列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而二里头又被认为是夏都的考古遗址,所以一般认为,二里头文化肯定就是一个国家的遗存。但问题是,有关二里头作为一个国家的讨论就此为止。还有许多重要问题尚待探讨:二里头(或夏)国家是如何组织起来的?社会是如何分层的?贵族是如何控制政体的?二里头国家的形成有哪些重要的因素?或许有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 :二里头文化的诸多遗址真的组成一个国家了吗?

书面文本和考古学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知识领域。当同时拥有它们时便可以互补,并填补我们的知识空白。但是,正如上文所述,这是两类根本不同的材料,需要有敏锐的洞察力和敏感度,整合地加以利用,才能得到比单一证据更加丰富的知识建构(Wright 1998)。如果没有典籍中的线索,二里头的发现很可能会耽误多年。但是,将二里头本身拘泥于历史,中国考古学错失了重建内涵丰富而厚重的中国早期国家的机会。

碳十四断代的精确性问题

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放射性碳断代正在接近其技术的极限。今天实验室能够得到误差很小的高精度绝对年代。

从理论上讲,与放射性碳断代相关的误差范围主要原因是放射性衰变的随机性。也就是说,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区间(即闪烁器的计数时间),无人能够准确预测哪一个和多少个碳十四原子会衰减。放射性碳测定的年代是用泊松分布方法计算出来的平均值和其标准差,因此真实的年代,也就是样品的放射性碳日期,有 68.3% 的机会落在平均年龄的一个标准差(±1σ)之内,并有 95.4% 的机会落在平均年龄的两个标准差(±2s)之内。虽然误差可以通过增加样本量和 /或计数时间来减少,但它不能完全消除(Bowman1990)。与夏商周三代考古有关,即公元前两千和一千年之间的放射碳样本,在 1996 年以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放射性碳实验室通常会给出一个平均值和超过 80 年的误差范围(标准差)。这个幅度的误差使得放射性碳断代在讨论三代年表时几乎毫无用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家和放射性碳科学家之间建立了密切的伙伴关系。考古学家认识到,欲要获得更佳的测年,需要提供更多更大的炭样本(理想的样本重量至少 10 克)。放射碳实验室也将这些较大样本的计数时间增加到 2000 分钟以上。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能够持续地得出误差较小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断代工程确定的 120 个常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的误差中位数是±35 年,而加速器质谱法的误差略高。

由于大气中碳同位素的比例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放射性碳年代数据必须根据经验得出的校正曲线进行校正,以获得确实或日历年代。校正曲线不是一个平滑的线条,而是充满了短促的曲折或摇摆。在校正曲线上的某些点,某个单一的放射性碳数据可能会对应好几个日历年代。这就是为什么以单一的放射性碳年代数据转换成日历年代时,误差会明显增大。

放射性碳测年专家发现利用校正曲线的锯齿状特征和大量分层的序列样本,可以大幅提高换算出来日历年代的精准度,这就是摆动匹配技术。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放射性碳的一个标准偏差被用来进行摆动匹配,但由此得到的日历年代很可能大大高于 68.3% 的概率。这些新的概率是通过贝叶斯统计计算出来的。摆动匹配可能得到令人惊讶的很小年代范围。一个例子来自日本西部古坟时代的一座土墩墓。在此,五个炭样本取自按顺序排列相隔十年的树轮。利用这些样品测年,并与校正曲线做摆动匹配。其结果是惊人的公元320±5 年。而且,研究人员认为,这个 ±5 的误差范围并不是标准差,而是一个绝对的年代区间。几乎百分之百可以肯定,它的实际年龄就落在这个范围里(Kojoetal.1994)。

中国放射性碳科学家采用这些新技术,得到了骄人的结果。采用摆动匹配,从郑州二里岗晚期文化一口井框的原木得到了公元前 1400±10 年的年代数据。而陕西沣西 M121 M4 墓葬的棺木,分别得出公元前 940±10 和前 914±14 年的结果。这些误差很小的年代数据和其他许多放射性碳测年结果正形成一个高精度的考古学年表。但问题是,这些年代数据对建立中国古史年表究竟有多大帮助?

历史学年代与考古学年代

商周断代工程采用多学科方法来构建可靠的中国古史年表。然而,历史学年代和考古学年代的清晰度还存在极大差异,使得在整合历史资料和考古材料的年代方面只能取得有限的成功。

夏商周断代工程放射性碳首席科学家仇士华反复声称,放射性碳测年只能提供一种年代学框架,而非精确的日期。这正是为何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领导小组为不同时段设定了不同的精度预期。三代后期有充分的历史文献和铭刻资料,因此可以确定历史事件的确切日期。移向三代早期,文献信息越来越少。于是,我们不得不主要依赖考古学来确定年代。断代工程于 2000 11 月颁布了一份新编的三代年表,提供了一个有精确梯度的历史时序,给出了西周和晚商诸王确切的在位年数和早商及夏代的较为宽松的年代学框架(夏商周断代工程 2000)。该梯度具体反映了不同时期文献资料详简的不同。

无论如何,夏商周断代工程为放射性碳科学家提供了重新思考和重组他们研究目标和策略的机会。其直接后果是得到了几组可能具有深远影响的高精度的三代碳十四数据。在下文中,我选择两个例子来说明这种高精度新年表的影响。

武王克商

第一个例子是武王克商的年代。这是早期中国年表中最重要的日期之一。这一事件标志着商周政权的更替。通过确定克商的日期,从历史传统中获得的商代先公先王和他们的在位年数就能用来重建整个王朝的年表。但是,武王克商的时间可能是三代年表中最有争议的问题,历史学家提出了至少 44 个不同的日期,涵盖了公元前 1130年至前 1018 年共 122 年的跨度(北京师范大学1997)。至少有 74 位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发表了 100 多篇论文。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过程中,考古学家和放射性碳科学家紧密合作,从考古遗址中挑选了一些高价值的炭样本,最终为克商的历史事件确定了公元前 1020-1050 年的一个年代框架。这个框架是通过对采自安阳、琉璃河和天马—曲村等遗址有确切序列炭样本的放射性测年摆动匹配而得到的(张长寿 2002)。武王克商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没有给考古学家留下直接的遗迹。因此,断代工程的策略是获得征服前后文化序列的一个高精度年表。然后用这些连续的日期来确定事件的上限和下限。这个放射性碳序列得到的年代框架可以用来筛选克商之年,从 44 个可能的日期中排除 29 个。随后,敲定确切的克商日子就要依靠断代工程的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和古天文学家了。

他们采用独立于放射性碳测年的方法将克商日期定在公元前 1046 年。他们声称,这个日期可以与断代工程放射性碳结果相一致而得到支持 :也就是说,它落在了从考古材料得出的年代框架之内。

很明显,考古学和放射性碳断代无法为武王克商提供确切的日期。虽然它们提供了一个 30 年的范围,帮助排除了三分之二的可能日期,但它们无法超越这个范围。最终确定公元前 1046 年乃克商之年是基于文献资料、青铜器铭文以及文献记载的天文事件的逆向推算(这个日期根据现有材料是“有争议”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文本和铭文的信息有内在的不确定性 ;见夏商周断代工程 2000 Nivison 2002 ;邵东方 2002)。如果没有放射性碳断代数据,也可以得出同样的克商之年。就此而言,考古学断代对确定相关的日期几乎没有任何作用。文字资料在确定某特定历史事件的日期上要远远优于考古材料。

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夏与商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位于豫西伊洛河流域的两个青铜时代早期聚落中心 :二里头和偃师商城。

我们从有关这两个遗址对夏商政权更迭的启示 ,探讨放射性碳测年在此讨论中发挥了什么作用。夏商之间朝代更替与商周改朝换代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前者可靠的文献资料很少,而后者的资料却很丰富。因此,要确定夏商更替的确切日期是不现实的,而放射性碳断代在这个讨论中肯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二里头样本的摆动匹配结果表明,二里头三期的时间可放在公元前 1610 至前 1564 年之间。而二里头四期的时间可放在公元前 1560 到前 1529年之间。偃师商城一期的时间在公元前 1600 至前 1486 年之间(夏商周断代工程 2000)。这个年代框架表明,公元前 16 世纪上半叶,在二里头三期宫廷建设仍然活跃的时候,偃师商城开始成型。在公元前 16 世纪下半叶的二里头四期,二里头遗址衰落,再没有大型的土木建筑,但偃师商城仍继续繁盛。这两个区域中心的兴衰顺序很容易与历史上“夏商更替”的模式对应。这就是为什么断代工程报告坚称商代始于大约公元前 1600 年最重要的原因(夏商周断代工程 2000)。

二里头和偃师商城的高精度年表能给我们一个更深入探讨的机会。我最近参与了一项二里头和偃师商城腹地伊洛河下游的全覆盖考古调查。

在我们调查的大约 150 个遗址中,有 17 个遗址采集到二里头三期的典型陶片,19 个遗址采集到二里头四期的典型陶片,而只有 9 个遗址采集到偃师商城一期或二里岗早期形制的陶片,44 个遗址根据陶片为二里岗晚期(陈星灿等 2003)。这种情况很可能表明,在伊洛河下游地区的二里岗早段出现了人口减少的现象。但是,摆动匹配的放射性碳断代结果表明,二里头三四期的绝对年代与偃师商城一期的绝对年代有很大的重叠。这种绝对年代的重叠表明,公元前 16 世纪伊洛河流域下游的农村地区分布着使用二里头形制陶器的聚落,而使用二里岗早期形制陶器的聚落数量很少,而且所有这些二里岗早期遗址都位于偃师商城附近。这耐人寻味地表明,尽管偃师商城是一个大型遗址,它在公元前 16 世纪逐渐取代二里头成为区域政治中心的地位,但是至少从制陶水平上看,它在农村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商对伊洛河流域下游村落制陶业的影响要到二里岗文化晚期才出现,大约在政体更迭后的 100 年之久。虽然这是对考古现象的一个初步看法,但它体现了夏商政体更替的复杂性,并可作为未来研究的一种假设。

这第二个例子说明了高精度放射性碳年表的局限与启示,纵使它只能给我们一个几十年的年代框架,但已足够揭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一些耐人寻味的形态。年代数据是研究过去的骨干,高精度放射性碳年表能为我们的考古学思维带来革命。

历史学和考古学常在不同的清晰度上运作。考古学永远无法达到历史学中常见的那种精准年代。要求放射性碳测年提供历史事件准确日期是该技术无法克服的挑战。当年代学研究的信息主要依赖考古学时,只能得到一个粗略的年代框架。

夏商周断代工程所提出的挑战,促使放射性碳专家优化他们的技术。通过与考古学家的紧密合作,他们已经得出了早期中国的一个高精度年表。虽然这个年表并没有达到历史学家的要求,但它为考古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精准程度,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深入探讨许多文化形态中的细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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