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序

熊剑平博士的新著《〈孙子兵法〉新研究: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将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是《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文化研究领域的一大收获,令人振奋,值得庆贺!承蒙他的信任,嘱咐我写个序言,作为他的同行与合作者,我当然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故不揣谫陋,借此机会谈点自己学习后的粗浅体会。

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研究总体状况来看,兵学思想与文化的研究属于“冷门”,但是,就兵学研究本身而言,有关《孙子兵法》的研究,却可以说是 “冷门”中的“热点”。千百年来,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异彩纷呈,蔚为大观。这种局面的形成,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由《孙子兵法》一书的性质与价值所决定的。明代学者茅元仪说得好:“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不仅先秦如此,整个中国古代兵学的核心内涵、基本命题、价值取向、思维方式,等等,都无法另起炉灶,而只能在孙子建构的理论框架中做些引申阐释、补苴深化的工作。作为中国古代兵学的巅峰,《孙子兵法》是永远无法超越的,所以,魏晋之前,人们引用《孙子兵法》,往往省略“孙子”两字,而直接标明“兵法曰”云云。从这个意义上讲,《孙子兵法》与中国兵学之间几乎可以画上等号,研究《孙子兵法》,对于了解和认识中国古代兵学,既是入门,又是关键,具有以一驭万,纲举目张,触类旁通,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义!

但是,在《孙子兵法》研究热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少不尽如人意的情况,包括对文本的文献学准确释读、兵学体系及其价值的科学总结、当代启迪意义的理性分析及成书之历史文化渊源的烛隐发微等。研究成果多,固然令人欣喜,因为没有一定的数量,就谈不上保证有一定的质量;但是,没有上乘的质量,再多的数量,也无法真正提升研究的高度与境界。陈陈相因,浅尝辄止,浮光掠影,蜻蜓点水,永远是学术研究上的大忌。平心而论,这种不足在《孙子兵法》研究上,同样是客观的存在。举个简单的例子,《火攻篇》有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费留。”这里的“费留”,准确的含义究竟是什么,恐怕是到今天也无法说得清楚。“易无达占,诗无达诂”,这种遗憾,在《孙子兵法》的释读与研究上也是常态。

导致这种状况的长期存在,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首先是《孙子兵法》本身内容博大精深,存在着多种解读的空间。“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由于学殖、立场、方法的差异,人们对《孙子兵法》的理解,也往往是言人人殊,莫衷一是。其次是古今关注重点的转移,导致在孙子思想再认识上出现落差。“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各有合乎自身逻辑的选择性。如“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观,当然是孙子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却很难说是其核心宗旨。孙子的中心命题是如何确保“战胜”,而不是怎样实现“全胜”。“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始终是《孙子兵法》的主旋律。但在“和平与发展”为当今世界进步主流这个大趋势下,人们往往会选择甚至放大孙子“全胜”观的地位、价值和意义。这不能说不对,但这只是现代意识改造后的当下孙子,而非历史语境中的真实孙子。第三是知识体系的局限性导致《孙子兵法》研究缺乏扎实推进的内在张力。《孙子兵法》研究有显著的跨学科属性,需要具备军事学、历史学、文献学、哲学等多学科的知识背景与研究方法。即使历史学与文献学功底雄厚,但倘若对军事学素无了解,则难以准确诠释相关的兵学范畴;同样,如果纯粹局限于军事学,没有一定的历史学、文献学造诣,那么其论述也不免流于泛泛。这种知识体系结构上的先天性要求,使得突破《孙子兵法》研究的瓶颈出现重重障碍。当然,深化《孙子兵法》研究的最大挑战,来自材料本身的缺失与不足。

众所周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献资料是进行一切学术研究的基础,许多学术争议的平息,千年聚讼的释解,理论共识的建立,关键需要回归文献资料本身,以具体而可信的证据说话。王国维说:“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近年来儒学研究、道家研究之所以能推陈出新,日新月异,重要原因是得益于上博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清华简的出土和利用。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古代兵学研究要想有所突破,有所深化,也即在学术界真正进入“预流”,同样需要借助于新资料,用王国维的话说,即所谓“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所幸的是,五十年前,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座西汉古墓中,出土了一大批极其珍贵的竹简,其中占相当大比例的,是先秦至西汉的兵学文献资料,包括享有“百代谈兵之祖”美誉的《孙子兵法》和失传已久的《孙膑兵法》。这些珍贵文献资料的出土,为深化《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的研究创造了新的契机,提供了新的动力,开辟了新的局面。意义至为巨大,影响极其深远。自此而后,凡是研究《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者,都不能不重视这些发现,都不能不同这些新材料对话,都不能不以释读和利用这些新资料作为自己研究的逻辑起点,否则就不免隔靴搔痒,缘木求鱼,难以进入前沿领域。

剑平博士这部新著,特色与优势,就在这个“新”字上。这个“新”,首先表现在宗旨明确,中心突出。正如书稿的副标题所示:以银雀山竹简本为中心。书稿紧紧地扣住了银雀山汉墓竹简这批新资料, 以它为中心,来建构自己有关《孙子兵法》研究的学术论证体系。无论是对孙子生平事迹的钩沉,对《孙子兵法》成书年代的考辨,对先秦两汉兵学基本面貌的揭橥,对《孙子兵法》著录流传的梳理,对兵学理论命题的认识,对文本歧异内容的甄别,均以银雀山汉墓竹简这批新资料为坐标和参照,烛隐发微,勾玄辨析,使竹简本的解读与传世本的诠释、两者之间的互证进入了水乳交融、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既充分展示了坚守传统文献研究的固有优势,又突出反映了运用出土文献考察的创新能力,在兵学文化研究领域,将“二重证据法”的研究范式落到了实处,树立了一个具体的典范。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有深深的感慨:“能言之者未必能行,能行之者未必能言。”可见知行合一之难。王国维倡导的古史研究“二重证据法”的重要性,人人皆知,普遍认同,但是在学术研究的实践层面真正能加以身体力行,才是真正难能可贵。本书笃实质朴地贯彻了这个理念与方法,从而保证了“新研究”这个定位实至名归,恰如其分!

这个“新”,其次表现在不囿成说,新义纷呈。创新是学术研究的本质属性与价值所在。我始终认为,与其全面地平庸,不如片面地深刻。一部论著是否成功,取决于它的相关学术见解或结论有无别开生面,能否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补益。尤其是能在大家习以为常、人云亦云的问题上另辟蹊径,于正常中发现不正常,于合理中找到不合理。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说的就是这种弥足珍贵的学术悟性,有了这样的学术悟性,方能成为研究者。如果缺乏这样的悟性,那就只能是一个普通的二传手。前者是分子,后者仅为分母。从论著的讨论深度和相关见解来看,剑平博士具备了充当“分子”的必要条件,他的独到见解在书中随处可见,“如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例如,考证传世本十三篇与《汉志》所著录的“《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 当为两部书,传世本《孙子》十三篇,有可能是《汉书·诸子略》所著录的“道家类”中的“《孙子》十六篇”。这个说法,乍听起来似乎有点匪夷所思,但也恐怕不是没有道理。在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草蛇灰绳,凿破鸿蒙:《老子》一书,后人中不乏视之为兵书者,故唐代王真曾作《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孙子兵法》被收入华阴《道藏》,无论是老子,还是孙子,都以“水”为最佳事物与状态的喻体,等等。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是若隐若现的蛛丝马迹?剑平博士的意见,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要最后完全解开谜底,尚有继续考索的空间。又如,《孙膑兵法》有“间于天地之间,莫贵于人”等语,论者多据此而肯定孙膑具有唯物主义精神。多年以来,相袭陈因,几成定论。剑平博士对此并未盲从,而是通过对《孙膑兵法》中《月战》《地葆》诸篇的详尽分析,指出《孙膑兵法》充斥着浓厚的“兵阴阳”色彩,较之于《孙子兵法》,这显然是一种退步。可谓正本清源,言之有据,对于我们更公允地评价两《孙子》,无疑是十分有益的。再如,学术界习以为常称曹操为历史上“注释”《孙子兵法》第一人。剑平博士也不认同这个成说,他借助于对银雀山汉墓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四变》《黄帝伐赤帝》的辨析,认为早在曹操之前,就有不少人对《孙子兵法》做了形式多样、成果可观的注释。曹操头上注释《孙子兵法》第一人这顶“桂冠”似宜摘掉。应该说,这个看法也同样是合乎史实,可以成立的。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剑平他一方面充分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但同时也勇于质疑,积极商榷。我忝为他的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的也是《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兵学研究。但是,对我的学术观点,他同样是有所保留,择善而从。对其他学者,剑平所持的也是一样的原则,“疑义相与析”。像“孙子学派”的定性与兴衰,像司马迁作《孙子》本传时是否见过竹简《见吴王》等材料,等等,不少著名学者都曾做过考辨,有具体的结论。但是剑平并没有裹足不前,而是以科学的态度和立场,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迷信,不因循,体现出难能可贵的“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精神和勇气。

这个“新”,其三表现在把握重点,发挥自己的特长与优势。任何研究者,在自己的学术素养与知识结构中,都有自己的强项与优势,也有自己的短板与软肋。因此,在从事学术研究过程中,需要合乎逻辑地扬长避短。用兵法的话说,就是谋定而后战,避实而击虚,所谓“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管子·制分》)。同打仗一样,学术研究最忌讳的,也是平均用力,因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俱不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一本专著,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解决研究对象的所有问题,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到见解,有所深化,能够给他人以启迪,为今后的研究创造契机,提供条件,那就非常成功了。剑平博士也是深谙这个道理的。因此,在书稿撰写过程中,既能兼顾全面,更注重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这正是他这部书稿能做到“推陈出新”的原因所在。这方面,剑平博士的努力是认真和投入的,成绩也是蔚为可观的。例如,剑平博士因工作性质的关系,在情报学研究方面颇有造诣,曾撰写和出版过《中国古代情报史》《孙子兵法情报思想研究》等著作,这个学术背景使得他在研究孙子情报思想之时,能够驾轻就熟,得心应手。他通过“情报分析”“论用间之策”“论反情报”等专门章节,就孙子的情报思想做了深入发掘和阐释,在此基础上,结合近现代西方情报学理论进行了综合比较,从而为系统而科学地总结、评价《孙子兵法》与中国古代用间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显而易见,在“面”的系统关照前提之下,“点”的深化和拓展,无疑是一部学术专著有存在理由和参考价值的根本保证!

当然,本书的一些学术问题也有继续讨论与商榷的空间。如对“兵阴阳”的否定与批判,似乎有点绝对化。“天人关系”其实非常复杂,有的现象并非一般常识可以解释,“兵阴阳”的存在有其一定的时空合理性;又如,将《孙子兵法》佚文《见吴王》《吴问》认定为关于《孙子兵法》的“问答体注解”,似乎也值得再斟酌。先秦诸子学术思想在结集时,往往有学术宗师的传略,冠名为某子者的经典,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该学派的学术作品大全。如《墨子》,就显然是墨家学派的“墨学丛书”,故今本《墨子》中的多篇文字,像《耕柱》《贵义》《公孟》《鲁问》《公输》等,多记载墨翟及其弟子的生平事迹,孙诒让据此而撰就墨子的传略,而鲁迅则写成历史小说《非攻》,收入其作品集《故事新编》中。《见吴王》等在性质上与《墨子》这类篇章相似,断言其为《孙子兵法》的“问答体注解”似乎有些武断。再如,称先秦兵书唯有《孙子兵法》“出淤泥而不染”,彻底摒弃“兵阴阳”。这样的说法恐怕也存在着偏颇。且不论《孙子兵法》是否包含有“兵阴阳”的因素,说它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唯一”,也许就不是事实。《尉缭子·天官》说得明明白白:“天官时日,不若人事也。”“黄帝者,人事而已矣!”诸如此类,我希望剑平博士在今后的研究中,有所思考,臻于完善。

西汉汲黯曾向汉武帝抱怨:“陛下用人如积薪,后来者居上!”在学术研究领域,“后来居上”也是常态。记得我 1988 年博士毕业,入职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之前,当时战略部和历代战略研究室的领导曾对我做过一个面试。时任战略部副部长的谢国良将军,问我是否知道《武经七书》是哪七本兵书,我搜索枯肠,才答出了其中的六本,还是漏了《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这一本。至于这些兵书究竟讲些什么内容,除了《孙子兵法》稍有印象外,其他都是茫然无知,一片空白。剑平的学术起点则要高过当年的我千万倍,他以《〈孙子兵法〉新研究》为博士论文选题,顺利完成博士学业,并以此申报成功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在此基础上撰写出版这部力作,为推动《孙子兵法》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真是让人备受鼓舞!不胜欣慰!

“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作为“前浪”的我,虽不会轻易放弃,甘心沉沦于“死在沙滩上”,但是,看到剑平博士有这样的成就,也是发自内心的高兴!当然,学术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本书的撰写与出版,只是给剑平学术探索过程中画下一个阶段性的分号,只是《周易》的“既济”卦。如果从更广邈的时空中考察,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人的奋斗与进步,永远是《周易》中的“未济”卦,人生永远是在过河,始终在路上,只能接近真理,但永远无法穷尽真理。有了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会为取得成绩而应忘乎所以、得意忘形,而是能够虚怀若谷,谦逊恭敬,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而“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在一段时间里,我博士学业母校山东大学的校训为“学无止境,气有浩然”。这八个字,实在高明。前四个字,道出了治学的真谛;后四个字,揭示了做人的根本。我对它特别认同,视为我自己人生的座右铭。我愿意借用这八个大字,郑重地赠予剑平,分享共勉,以匡不逮!

是为序。

2021 年 8 月 30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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