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像书一样的世界

 

双重编码,互文游戏

翁贝托·艾科(Umberto Eco)的《玫瑰的名字》(Il Nome Della Rosa, 1980)是一部双重编码小说。“双重编码”是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提出的概念,意指“既是精英的又是通俗的,既是新的又是旧的”,“作品中同时使用通俗符号和精英符号”。据此解释,可以说双重编码小说就是实验加通俗的小说。

《玫瑰的名字》的实验性体现为两种典型的后现代主义技巧,即“互文反讽”和“元叙事”。艾柯自己说:“《玫瑰的名字》开篇就讲作者如何偶然发现一部中世纪手稿,这便是互文反讽的明显例子。”小说中有一句名言:“书总是在说其他的书,每个故事都在讲一个已经被讲过的故事”,指的正是一种后现代的想法,即所有的文本永远都在参考其他文本,而不是外部现实;同时也让人回味中世纪的观念,即引用故籍对于写新故事是必不可少的。

书中有这样一段对话(年轻人阿德索问他的导师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修士):

“为什么要知道一本书的内容还得读别的书呢?”

“有时候要这样做。一本书谈到另一些书的内容,这是常有的事。一本无害的书,常像是一颗种子,会在一本有害的书中开花结果,反之也一样,这就是苦根结出了甜果。……”

“的确是这样,”我钦佩地说道。在那以前,我以为每本书谈论的都只是书本以外尘世的或超凡的事情。现在我才知道,一本书还常常谈及别的书,它们会相互关联。想到此,我更加觉得藏书馆令人困惑不安。那是书海,多少世纪以来,在漫长的岁月里,那都是个窃窃私语的地方,在羊皮纸书页之间进行着人们觉察不到的对话;那里有生命,有一种人类智慧不能主宰的强大力量,是收藏了许多天才和精英构设的秘密的宝库,它比发明和传播秘密的人更有生命力。

多位作者评论说,书中的反派布尔戈斯的豪尔赫是以短篇小说《巴别图书馆》(La biblioteca de Babel)的作者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为原型的,该小说描述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巨大的书库中,书库本质上乃是一个基于迷宫般的图书馆的宇宙模型。博尔赫斯也是盲人,曾担任阿根廷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对迷宫的迷恋在他的短篇侦探小说中得到体现,而他的博学和对知识理论的兴趣使他能够在语言、知识和空间之间建立起智识和认知上的联系。

后现代主义喜欢把玩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艾柯完成原稿之后,出版社建议把开篇一百页缩短,为他断然拒绝。他的意思是就要用这一百页把不合格的读者吓跑。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存在两种对话:此一文本与所有其他以前写过的文本之间的对话,也即上文提到的互文性,以及作者和他的模范读者之间的对话。艾柯说:“我写作时的模范读者是什么样的呢?一个同谋,当然,一个进入我游戏的同谋。”

这是公开邀请读者以参与精神投入阅读游戏。通览整部小说,信息基本上是模糊的,要求读者与正派主角威廉修士一样承担解释和构思的任务,尊重符号的复调,在决定意义之前放慢脚步,并怀疑任何承诺将对意义的追求予以终结的事情。通过这种方式,艾柯开启了阐释本身的奇迹。

传统的侦探小说末尾,都靠精密的推理发现真凶、伸张正义,即以有序(order)纠正混乱(disorder)。艾柯的小说却不是这样,它以讽刺的方式结束,正如作者在跋文中解释的那样,“发现的东西很少,侦探被打败了”。在部分通过巧合和错误解开中心之谜后,威廉疲惫地得出结论:“没有模式。”在此,艾柯将现代主义对最终性、确定性和意义的追求颠覆了,让名义上的情节,即侦探故事的情节被打破,一系列的死亡遵循着多种原因、意外的混乱模式,可以说是毫无内在的意义。

在艾柯那里,互文反讽与元叙事暗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小说“序幕”的第一句话引用了《圣经》:“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原文出自《新约·约翰福音》开篇:In the beginning was the Word, and the Word was with the God, and the Word was God. 这里最重要的是“太初”(beginning)和“道”(Word),即“开始”和“道”(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言”)。上帝实际是用语言创造世界的。《创世纪》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是上帝做的第一件事,而艾柯也是以“开始”来开始《玫瑰的名字》的。这当中就暗示着:小说是语言架构的,这便是所谓“元叙事”了。正如罗兰·巴特所言,“语言是文学之在”。小说世界乃是用文字虚构的世界。

《玫瑰的名字》虚构了一个以14世纪意大利修道院为背景的谋杀悬案,但实质上是对神学、哲学、学术和历史角度的“真理”的质疑,因而也可说是一个结合了符号学、圣经分析、中世纪研究和文学理论的智力悬案。谋杀悬案仅为其表,智力悬案才是其里。玫瑰并不重要,玫瑰的名字才是最重要的。小说的最末尾,艾柯引了一句拉丁语诗句:“昔日玫瑰以其名流芳,今人所持唯玫瑰之名。”说到底,留存的只是符号,即语言。玫瑰,以它的名字存在,即使玫瑰不存在,或者从未存在过。

小说中说:“书本的益处就在于让人阅读。一本书是由论及其他符号的符号构成的,而这些符号又论及别的事物。”理念是事物的符号,形象是理念的符号,一种符号的符号。符号加符号,我们进入符号的迷宫,这是符号学教授艾柯带给我们的第一部小说,竟意外地成为全球畅销书。它如何会畅销?双重编码的另一重在此发挥了作用:艾柯为这部形而上的小说套上了一件通俗的外衣,即公式化的、保守的侦探故事。

“既然我想让唯一使我们战栗的东西即形而上被看作是令人愉悦的,我要做的便只是(在情节模式上)选择最形而上、最哲学的东西,即侦探小说。”艾柯选取侦探小说的形式也是从哲学出发点考虑的,他认为,“人们喜欢侦探小说不是因为里面有谋杀,也不是因为里面歌颂(智力的、社会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终极秩序战胜了错乱无序。侦探小说之所以让人喜欢,是因为它是纯粹状态的推理故事”。所以你显然不能把这小说单纯当作侦探故事来读,倘若艾柯使用起初设想的书名《修道院的谋杀》,而不是现在的《玫瑰的名字》,恐怕他就不是大师级作家了。

但艾柯妙就妙在,幼稚的读者不需要深厚的知识,也能进入本书营造的氛围。他相信,小说的情节还是应该能够让人消遣、娱乐。艾柯提到过,有一个17岁的男孩对他说,自己一点都搞不清楚那些长篇大论的神学观点,就觉得它们只是迷宫空间的一个延伸而已。艾柯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希区柯克电影当中的惊悚音乐,让观众看的时候更投入,但如果不懂也无所谓。侦探小说里有人物、有情节、有悬念、有刺激,完全可以像一个普通读者一样,把《玫瑰的名字》当成一部凶杀案来看。这样一来,最幼稚的阅读成了最“结构式”的阅读。符号学家艾柯通过重构典型的中世纪手稿来自娱自乐,但也不忘加入二十世纪的元素,从乔伊斯和博尔赫斯到维特根斯坦,最终以侦探小说的形式将其释放给毫无戒心的大众。

对知识的渴求:诱惑与傲慢

侦探小说当然以侦探为中心,所以调查员的选取是极具匠心的。艾柯自叙,“可能的话最好是个英国人,他具有很强的观察意识,并且对蛛丝马迹的解读极为敏感”。看到“巴斯克维尔的威廉”( William of Baskerville)的名字,有没有让你想到什么?艾柯暗示得足够明显了,大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呼之欲出(难道你没看过《巴斯克维尔的猎犬》吗)。谓予不信,比较以下两段外形描述:

他身高六英尺有余,因为格外瘦削,所以看来更显得高挑。目光锐利,咄咄逼人,只有在他神情恍惚、茫然若失的时候除外,这我前面已有提到。一个高高的鹰钩鼻,使他整个面容神态显得特别机警果断。下巴也是,方正、前超,这是男子汉坚毅刚强的表征。手,一直是墨水迹、药物痕斑斑驳驳。然而他的一双手出奇地纤巧灵敏……(阿瑟·柯南道尔《血字的研究》)

威廉修士比一般人高,却又极瘦,所以就显得更高。他目光犀利,鼻梁瘦削,鼻尖略呈鹰钩状,这使他的面部带有警觉的神情,只有在某些时候他才会变得迟钝,这我以后会提到。他的下颌显示出他有顽强的意志,尽管他那张布满雀斑的瘦长脸上……有时会显现出犹豫和困惑的神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那种犹豫和困惑,其实也只是他好奇心的表现(《玫瑰的名字》)。

故事讲述者的名字,威廉的学徒梅尔克的阿德索(Adso),与《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叙述者华生(Watson)相呼应,省略了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字母,t和d在语音上也相似。

与福尔摩斯一样,威廉也来自英国——不过不是来自苏格兰场,而是来自罗杰·培根(Roger Bacon)和奥卡姆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的哲学流派,他们是认知经验主义的创始人,这种哲学基于对感官所揭示的真实证据的精确检视,因此是解开谜团的完美工具。“威廉”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奥卡姆的威廉的化身,艾柯一度想把调查员变成这位哲学家本人。书中的威廉修士称自己和这位“驳不倒的博士”在牛津大学曾经是朋友,“他在我头脑里播下了怀疑的种子”。

生活在小说所处时代的奥卡姆的威廉首次提出了被称为“奥卡姆剃刀”的原则,通常被概括为这样的箴言:人们应该始终接受最可能解释所有事实的最简单的解释,小说中巴斯克维尔的威廉使用了这种方法(他意识到,并不存在精心设计的模式可以解释一系列的谋杀案)。另外,只有在奥卡姆派修士那里才能有深入的符号理论。奥卡姆在共相问题上采取唯名论立场。根据唯名论,共相乃是空名:没有普遍的玫瑰,只有玫瑰这个名称。

当威廉修士声称宇宙中没有秩序时,他呼应的正是奥卡姆。这使阿德索感到不快,他对秩序有一种怀旧的感觉。中年的威廉一直处于怀疑之中,对自己不再有把握,不像他作为年轻的宗教裁判官,可以轻易下达对生与死的判决。他似乎对自己早年为了独立的世界秩序的确定性和真理而奉献感到遗憾,表示说:“身处这个时代,我怀疑这个世界是否有秩序,作为哲学家的我,即便不能发现一种秩序,就是能发现世界上一系列事物之间哪怕是微小的关联,也是一种慰藉。”我们看到奥卡姆的威廉对经典因果关系原则(根据该原则,开始存在的一切都必有原因)的破坏,以及对证明该原则中的必然联系的理性力量的破坏,我们所有的,不过是一些原因和结果之间的简单联系,我们通过不断“联想”它们而习惯了它们。

修道院谋杀案的核心解决方案取决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第二卷的内容,而这本书已经失传,其中包含他有关喜剧和笑的理论。通过这本遗失的和可能被压制的书的主题,《玫瑰的名字》将幽默的、非英雄的和怀疑的东西审美化了,艾柯充满反讽地提出了对宽容的呼吁和对教条主义或自足的形而上学真理的反对。威廉修士代表着理性、调查、逻辑推理、经验主义,也代表着人类思想的美,与他对抗的是豪尔赫的教条主义、审查制度,以及将图书馆的秘密对外界、包括对修道院的其他修士予以封闭和隐藏的那种不计代价的追求。可以说威廉和凶手之间展开了疯狂的神学讨论。

以威廉之名,艾柯反对的是各种狂热者和各种迷恋。有些僧侣是学习的狂热者,例如本诺,他有一种对书本的欲望,为了知识而寻求知识;有狂热的宗教人士,比如方济各会内部的属灵派,对简单生活和贫穷的信仰如此极端,以至于烧毁别人的房屋和财物,并杀害富人,结果反过来被打上异端的烙印,并被烧死在火刑柱上;而自我鞭笞苦修的人,是自残式的忏悔,并不是真正的悔罪。另一方面,还有那些渴望权力和财富的人的狂热,无论教会和国家都是如此,对任何一派持不同意见的人进行血腥屠杀,两者都是暴虐的机构,要求人们服从。他们的权力不仅在于财富和武力,还在于用秘密包围自己(创造出“知道的人”和“不知道的人”的划分),以及灌输恐惧。

小说描写了所有这些狂热的行动,然而,当强大而狂热的传统守护者将其他狂热者驱逐到社会的边缘时,他们自己却生活在对某些东西的恐惧之中——即那种会导致自由的知识。这就是修道院的藏书馆始终笼罩着寂静和阴暗的缘由所在,藏书馆珍藏着知识,但是,要保持知识完好无损,只有阻止任何人进入,即使是僧侣们自己。豪尔赫这样的人,为藏书馆而生,与藏书馆共存,或许也为仇恨它而活着,企望有朝一日能揭穿它所有的秘密。为了满足这类人源于心灵深处的求知欲,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去冒死亡的风险,或者为了阻止他人占有他们的秘密而杀人。而威廉,不断地与自己的傲慢和对知识的渴求作斗争,这正是书中其他人走向死亡的特征。

《圣经》中的老问题,关于最初的原罪是追求了被禁止的知识的罪,还是不顺从的罪,没有找到答案。对知识的热情是否源于信仰的丧失?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符号学是否源于对不可动摇的真理的确定性的丧失?

由此,小说从侦探小说跃入理念小说(novel of ideas)。艾柯曾说:“书籍不是用来让人相信的,而是为了让人探究的。当我们考虑一本书时,我们不能问自己它说了什么,而是要问它意味着什么,这是圣书注释者所铭记的戒律。”我们应该从艾柯的这部小说里探究什么呢?最重要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宇宙,二是真理。

宇宙本无序,真理亦可笑

艾柯的小说观是将小说当成宇宙学行为:“归根结底,一部小说与字词毫无关系。写小说,关系到宇宙学,就像《创世记》里讲的故事那样。”或者按制作游戏的思路,先得有世界观。世界观不仅仅是背景设定,还必须让“玩家”可见、可触,能建立清晰的幻想,这样才能形成“真实”的代入感。如艾柯所说:“应该先建造世界,词句随后即至,几乎是自动到来。”也就是说,当你把世界搭起来之后,文字自动涌入,人物自动嵌入,小说就形成了。

前文谈到,《玫瑰的名字》中最关键之物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的第二卷,豪尔赫绞尽脑汁地想把这本书藏起来,不让任何人接触到,凡是接触者必死,因为要维护书的秘密。威廉最后跟他对峙,这是传统的侦探小说的高潮:调查者跟头号大反派面对面较量,侦探要一五一十告诉凶手,我是如何调查出来是你干的,此时读者来到全书最激动人心之处。

威廉问豪尔赫,为什么如此害怕特别讲到“笑”的《诗学》第二卷,不惜一切代价,哪怕死了那么多的人,也要把它藏起来?

豪尔赫回答说,因为这本书是哲人写的(英文版中哲人是Philosopher,P为大写)。哲人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的每一部书,都颠覆了基督教几个世纪以来所积累的部分智慧。”神父们谆谆教诲圣言力量之所在,而只要哲人开口,圣言之超人的神秘,就变成了人类范畴和演绎推理的拙劣模仿。《创世记》提出宇宙发生论,而只要重新研读哲人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就足以让人把宇宙想象成是由污浊混沌的物质所构成。

中世纪的思想家对宇宙现实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方法。他们制订了一系列的百科全书,对宇宙中的每一个物体或事件进行编目。然而,由艾柯带我们穿越回去的14世纪,是一个社会、宗教和政治大动荡的时代,因此,中世纪的百科全书作者感到了巨大的压力,要恢复和保护因时代的危机而濒临灭绝的知识宝库。

在《玫瑰的名字》的结尾,威廉查明了图书馆的秘密和豪尔赫的作用,但未能阻止一连串的死亡和修道院的最终毁灭,使他对逻辑和科学推理的力量最终失去了信心。当他们看着修道院被熊熊大火烧毁时, 威廉告诉阿德索:

“我从未怀疑过真理的符号,阿德索,这是人在世上用来引导自己的唯一可靠的工具。我所不明白的是这些符号之间的关系。我通过《启示录》的模式,追寻到了豪尔赫,那模式仿佛主宰着所有的命案,然而那却是偶然的巧合。我在寻找所有凶杀案主犯的过程中追寻到豪尔赫,然而,我们发现每一起凶杀案实际上都不是同一个人所为,或者根本没有人。我按一个心灵邪恶却具有推理能力的人所设计的方案追寻到豪尔赫,事实上却没有任何方案,或者说豪尔赫是被自己当初的方案所击败,于是产生了一连串相互矛盾和制约的因果效应,事情按照各自的规律进展,并不产生于任何方案。我的智慧又在哪里呢?我表现得很固执,追寻着表面的秩序,而其实我该明白,宇宙本无秩序。”

对于基督教信仰者来说,“要接受宇宙无序这种概念是很困难的,因为这会冒犯上帝的自由意志和牠的无所不能”。然而,阿德索作为威廉的学生,慢慢了解到自己成年后进入了一个复杂和模糊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很难区分好与坏、道德与不道德、异端与正统。阿德索对导师说:“不过在想象错误的秩序时,您还是有所发现……”

当阿德索讲了这句话的时候,威廉很是赞赏:“你说的十分的精辟,我们的头脑所想象的秩序像是一张网,或是一架梯子,那是为了获得某种东西而制造的,但是上去以后就得把梯子扔掉,因为人们发现,尽管梯子是有用的,但是没有意义。”然后威廉得出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唯一有用的那些惊世骇俗的真理,就是那些要被扔掉的工具。

在这里威廉代表着阐释的极端开放性哲学,与豪尔赫的封闭式阐释相对立。盲目的老修士豪尔赫代表了教条主义和宗教狂热;他坚持对真理的垄断,其基本假设是在上帝那里存在一个稳定的符号系统。他是单一的、总括性的宗教真理的捍卫者和奴隶,因此他对《圣经》之外的任何真理主张都不能容忍,认为人们应该知道的唯一真理,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论证过了。针对威廉的现代怀疑论,豪尔赫为天主教会的原教旨主义真理和形而上学秩序辩护,谴责所有站在其体系之外的思想。威廉,这位思想开放的方济各会成员,指责豪尔赫的狭隘解释是顽固的,是豪尔赫所代表的制度的傲慢的象征:精神的狂傲,不带微笑的信仰,从不被怀疑的真理。威廉直斥这样的真理“有死亡的味道”,它的主要特征是重复的死胡同。

豪尔赫完成了一件恶魔般的事情,他以如此邪恶的方式热爱他的真理,以致为了阻止持相反观点的手稿流传出来而无所不用其极。威廉告诉阿德索,他在豪尔赫那张因敌视哲学而扭曲的脸上,头一次看到了敌基督的肖像。“豪尔赫害怕亚里士多德的第二卷书,因为此书也许教导人们真的去改变一切真理的面目,使我们不成为自己幻觉的奴隶。也许深爱人类之人的使命就是让人笑对真理,‘使真理变得可笑’,因为唯一的真理就是学会摆脱对真理不理智的狂热。”在这里闪耀出英国经验主义的伟大光芒,特别是当威廉警告阿德索,敌基督可以由对真理过度的挚爱产生:“对预言者和那些打算为真理而死的人要有所畏惧,阿德索,因为他们往往让许多人跟他们一样去死,而且还常常死在他们前头,有时甚至代替他们去死。”

几乎从小说一开始,艾柯就巧妙地介绍了一种武器,这种武器如果被释放出来,就会嘲笑每一方都把自己看得太重的做派;它可以力拒自由的丧失,打破狂热主义和恐惧。这个武器就是幽默。幽默使人们能够在他们之间和他们的态度之间建立起一段距离,从而能够对“真理”拥有一个健康的看法。

年轻时,布尔戈斯的豪尔赫离开了修道院,回到他的家乡西班牙,为藏书馆搜取书籍。在他带回来的书中,有一本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第二卷,这本书处理喜剧,如同第一卷处理悲剧。由于认为笑是最糟糕的异端,豪尔赫把这本书锁在了修道院迷宫般的藏书馆中最难进入的地方,在那里沉睡了几十年。很明显,豪尔赫下定决心要遏制笑声和那些沉迷于笑声的人。

藏书馆里禁书中的另一份手稿,是一位三世纪埃及炼金术士的作品,将世界的创造归功于神圣的笑声。但威廉很好奇,为什么豪尔赫要把《诗学》第二卷完全予以屏蔽,尽管许多在世的书籍论及喜剧,还有许多蕴含对“笑”的赞扬。豪尔赫的回答是:“哲人的每一句话都颠覆了世界的形象……但他并没有到颠覆上帝形象的地步。如果这本书成了公开解读的课题,那么我们就越过极限了。”

然而豪尔赫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亚里士多德认为必须用笑声来压制对手的严肃性,他非常理解亚里士多德的这个想法。豪尔赫说:“治人的法规的基点是惧怕”,而“笑能在瞬间消除愚民的恐惧心理”,是“连普罗米修斯都不甚知晓的一种消除恐惧的新法术”。亚里士多德认为喜剧是对恐惧的一种伟大的解毒剂,但豪尔赫却害怕我们因免于恐惧而得到救赎。

豪尔赫谴责笑声,因为它“煽动了怀疑”,而威廉则认为“有时怀疑是正确的”。与豪尔赫不同,威廉认为笑声可以成为对抗骗子和那些否认真理的人的武器,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破坏一个冒犯理性的荒谬命题的虚假权威”。有时,对荒诞的最好防御就是对它笑。

“当时整个世界仿佛是上帝用手指写成的一本书”

艾柯酷爱中世纪,他在叙说写这部小说的缘起时讲到,“我对自己说,既然中世纪就在我的日常想象之中,还不如索性写一个发生在这一时代的故事。就像我接受一些采访时所说的那样,对现在的世界我只是通过电视屏幕了解,而对中世纪,我有着直接的认识。”

这样一本书试图用自己取代世界,并最终做到了这一点。它告诉我们书籍在过去有多么重要,它们是包含思想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层层叠叠,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能包含过去的精华。

艾柯不断提醒我们,区分两件事情的界线往往几乎难以看到,因此事物总是可以被阐释的。两件看似相反的事情可能代表了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藏书馆里的书不仅仅是关于智慧的,据修道院院长说,还有包含谎言的书籍。我十分喜欢这句话:“即使骗人的书卷也会在睿智读者的眼前透出一种苍白的神圣智慧之光”。

同时,透过豪尔赫的行径,阿德索也在思索,藏书馆不仅仅是传播真理的工具,有时也可以用来延误和阻碍发现真理。对于这种情形,威廉评论说:“不总是,也并非必然。可现在确实如此。”对潜心于书本的人来说,比如修道院里的众僧,“藏书馆就像是天堂的耶路撒冷,又是地下的世界,介于未知的土地和冥府之间。他们受藏书馆主宰,欣然接受它的承诺,服从它的禁忌”。然而承诺与禁忌都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些代价,可能来自于鬼迷心窍的好奇心,也可能来自拥有知识的傲慢;还有一种人,他所追求的东西远远超过了他的理解力,陷入了系统性的错误,因此根本与知识无缘。

二战后,“创意写作”项目兴起,作家们写下了大量关于写作对他们和他们的手艺意味着什么的文字。任何在公开朗读会中推广自己作品的作家都会收到一个神圣的问题——“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创作过程吗?”但很少有作家被问及,更少有作家告诉我们,他们如何阅读。艾柯是一个光荣的例外,他试图澄清、阐释,并最终将阅读、误读、未读(摆满等待阅读的书籍的图书馆,被称为“反图书馆”)的行为变成艺术。

艾柯于2016年2月去世,享年84岁,在此之前,他已经完成了作为一个作家所能想象到的几乎所有事情。他是一位阅读量大且有巨大影响力的专栏作家;一位既能写出俏皮的文章又能写出深刻的文章的散文家;一位在48岁时写出第一本小说的虚构作者,后来成为国际畅销书和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ry)主演的电影;同时他还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担任符号学教授。他的主题和风格就像他对中世纪奥秘的热爱一样,宽阔无羁,错综复杂,充满了意外的洞察力。像任何一个在弗洛伊德之后登上公共舞台的20世纪中期欧洲知识分子一样,他喜欢反直觉的断言:在一篇关于美和丑的本质的文章中,他如实写道:“美是疏离,缺乏激情,但丑,相反,是激情。”在他的作品中,他贪婪地追求更多的知识,并以愿意穿越高深莫测的世界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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