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传统与知识分子

 

对于孔子,我有我的敬佩。

他很有使命感,他的信徒也常常很有使命感。然而,他们承担的使命与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承担的使命并不完全相符。

儒家文化的核心是“礼”。儒家学说主要是一种伦理学说。孔孟思考人的问题,主要是考虑把人安排在某种秩序之中,以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一些学者把儒家学说的根本归结为“仁”,事实上,“仁”在儒家学说中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仁”为“礼”所用,“礼”是目的。无论是讲仁爱、讲谦让、讲信义、讲宽恕、讲兄友弟恭,还是讲君爱民民爱君,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巩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孔子自己说的很明白:“克己复礼为仁”。

从这个意义上说,儒家文化和以它为核心形成的整个中国文化都是一种稳定秩序的文化。用今天的话说,也就是一种安定团结的文化。

一种文化有一种文化的成因,任何思想的形成都打着它所产生和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儒家文化之所以强调稳定、强调秩序、致力于社会的安定团结,其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形成时期也就是中国文化奠基时期--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每一代学者和思想家都无法回避时代所赋予的使命,也无法不面对时代的问题。面对周王朝礼制秩序的崩溃,学者们也许本无必要那样痛惜于“礼崩乐坏”,但是,有一点却必须注意,那就是社会的动荡对人的生活是极为不利的。“国泰民安”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词语组合,而是包含了某些经验的总结。因为社会秩序的崩溃给人带来的是更加深重的灾难。用鲁迅的话说,中国历史不外两样时代: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可怕。因此,在想象不出第三样时代的前提下,富于责任感的思想家理所当然地把重建和稳定社会秩序作为自己的使命。这成为他们一系列思想的出发点。仅从这一点上说,我对儒家的创始人怀有深深的敬意。

儒家学说在这样一个背景上奠基,基础决定了建筑的格局。我想,中国文化如果不是形成于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国的传统也许就是另一个模样。可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就那么由于特定历史的决定了。

不仅是儒家如此。如果认真体味《老子》,那些苟活的智慧包含了怎样的痛苦呵!

构建华夏民族思想文化基础的思想家们,就是在那样一种情景下开始了思考。

正因为这样,人们大概都能发现儒家学说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特殊命运:每一种政治力量在致力于推翻旧统治而进行社会变革的时候几乎都要“反孔”,即使少数表面上尊孔者实际上也并不真正赞赏孔子的学说;而在建立自己的统治之后,情况就会完全相反,几乎所有的统治者都要“尊孔”。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说与一代又一代掌握国家机器者一拍即合,却总是与“革命”格格不入。原因很简单,儒家学说是与稳定和巩固秩序相适应的,的确无益于“犯上作乱”的革命。

这种稳定秩序的文化功绩不可磨灭。它使中国历史上出现了那么多深知爱民的君主和官员,使中国人有了至今可以炫耀于世界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等保证社会安定和家庭和睦的传统。虽然这些东西常常很虚伪,但如果能够实现,大概也是不错的。

一句话,致力于社会稳定,致力于安定团结,实在不是坏事。然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稳定也罢,团结也罢,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如果建立在公平和正义的基础上,如果建立在保障个人自由和权利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维持的文化将是多么可贵!可惜的是,在孔子生活的那个年代,无法获得这样的基础。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在别尊卑、分阶级的基础上,强盗们抢得天下,建立起自己的统治秩序,然后就希望社会稳定,希望天下归心,希望社会和谐、政权稳固,直到千秋万代。孔子很不容易,一方面劝统治者对人民不要太凶,要施仁政;一方面劝百姓遵纪守法,不要犯上作乱。可是,无论如何劝说,统治者要杀人,就不再听从他的劝告,他便一点办法也没有;被统治者要揭竿而起,便公然犯上作乱,他也是一点办法也没有。可是,无论什么样的强盗,一旦抢得了天下,坐上了那把椅子,便又要让百姓遵从圣人的教诲。

更为重要的是,孔子之道对知识分子的消极影响是深远的。它使中国历代文人成为秩序的维持者,满足于在一个布置好的房间里摆设那些位置没有安放好的椅子,告诉人们谁该坐着,谁该站着,某位应该坐在哪里。此外,就是为这间屋子铺地毯、贴壁画、装彩灯,甚至换洗床单,却使他们失掉了作为知识分子应该为人类历史担负的真正使命。

从历史发展中各种力量构成的功能系统看,知识分子的使命主要不在于搞秩序维修,而在于批判和探索,以促进秩序的改善,使文明保持活力。人类文明是在不断的怀疑、批判和扬弃中进步的。知识分子对于历史的主要使命不是简单地继承和传播,而是以批判的方式掀动积淀、激活历史、寻找更美好的生存可能。儒家学说致力于安顿秩序,不鼓励承担这种使命。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来,如先秦时代那种百家争鸣各抒己见的景观再也没有出现。中国并不是没有天才,但在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上,一代又一代天才的学者都满足于注释经典,却很少有人去写出新的经典。尊权威,法先王,厚古薄今,只考虑继承,不考虑更新,在一代又一代儒家传人看来,也许社会的确不需要发展,因为“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都不需要变革。

可是,社会不需要变革吗?鸦片战争的炮火终于证明,一个民族即使自己不愿意变革,也会被迫走上变革之路。圣人留下的遗产并不能帮助我们,甚至恰恰相反,会使我们在人类文明面前很被动、很尴尬。

当然,换个立场也可以这样想:大清的问题还是在于立场不坚定。如果他们立场坚定,沿海铸造起铁壁铜墙,拒绝一切奇技淫巧,什么洋油、洋火、电灯、电话、汽车、机械之类洋玩艺儿,一概不准进入,而且禁止留学,禁止引进外国学说,有敢言变法改革者就地正法……也许还能撑一阵子,未必亡国那么快。如果撑住了,它必然更有特色,更有向世界炫耀的资本。

可惜在人类文明现代化的进程中,尽管抵抗者甚多,却没有人立场那么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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