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生育危机与生育友好型社会构建

 

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需要全面认识和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要建立健全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显著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可谓适逢其时,呼之欲出。那么该怎么理解和认识低生育挑战与危机?为什么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中国应遵循怎样的逻辑来创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本文将对其进行深入探讨。

低生育为什么是挑战与危机

中国人口在2022年出现负增长,这是自1962年以来首次负增长。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出生956万人,人口出生率为6.77‰;死亡1041万人,人口死亡率为7.37‰;人口总数为 14.1175 亿,比2021年减少85万。这是1950年以来,年出生人口首次跌破1000万,也是连续第三年出生率跌破1%。人口负增长的背后是人口长期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中国出生人口数量从2017年到2022年已连续下跌6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处于很低的生育水平。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数据推算,2022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7,形势更为严峻。2022年中国出生人口为956万人,仅占全球出生人口的7.2%。作为一种参照,即便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2022年韩国总和生育率(育龄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已经跌到了0.78。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据育娲人口研究预测,在中预测的情形下(假定从2028年起总和生育率TFR固定为 1.1),中国出生人口到2050年跌破700万,到2100年出生人口只有238万,仅占全球出生人口的2.2%。从2023—2100年,中国出生人口降幅最大,占全球比例从7.2%下降到 2.2%,印度、印尼的出生人口占比也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而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和美国的出生人口占比则有不同程度的上升,俄罗斯出生人口占比基本稳定。同期,中国总人口降幅也最大,占全球比例从17%下降到6.1%,而且是唯一大幅下降的人口大国;印度、印尼、美国、俄罗斯总人口占比略有下降,而尼日利亚、巴基斯坦总人口占比则有较大幅度上升。从全球人口比较看,中国人口萎缩形势之严峻可见一斑。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平均每个家庭户的人口为2.62人,比2010年的3.10人减少0.48人。国家卫健委下属的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中国49岁女性的终身不育率为5.16%,低于美国(11%)和欧盟国家(19%)的平均水平。研究者认为,目前我国女性的终身不育水平虽低于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东亚发达国家,但终身不育水平上升的变动轨迹与这些国家比较相似。随着城镇化加速推进、婚育推迟程度持续深化以及受教育程度不断提升,未来,我国终身不育女性的人口规模还将继续扩大,占比也会继续升高。持续低迷的低生育态势将成为影响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社会总体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风险。毕竟出生人口的性质是“朝阳人口”,所以很大程度上生育决定着人口的未来,而人口影响着未来发展。

低生育率、人口低增长或负增长以及人口老龄化并不是中国的特有现象,而是全球在21世纪将要面对的挑战。根据联合国人口司公布的2022年世界人口展望数据,2021年,有38个国家处于内生性人口负增长之中,它们的负增长主要源自长期低生育率。低生育危机的具体表现是愈演愈烈的少子化、老龄化的人口两极化现象和人力资源短缺,以及衍生的综合性养老难题(如老无所依)、国家安全问题(兵源缺乏)、婚姻家庭冲击(低生育导致婚姻家庭维系脆弱)等。

根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中国人平均初婚年龄涨到了28.67岁,进一步的晚婚晚育会严重挤压适度生育的时间和优化生育的空间。中国正处在人口非常态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从人口增长转向人口缩减,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风险性和挑战性。低生育态势的形成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内生性(意愿性)、长期性、严峻性、顽固性等诸多复杂特征,如果不婚不育或者只婚不育(丁克)、只生一个孩子的情况越来越普遍,那么家庭发展和家庭养老,以及社会可持续发展都将面临风险。当生育水平长期低于更替水平时,不可能实现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家庭或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无从谈起。

低生育的归因

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普遍不愿多要孩子?原因复杂多样,概括看,生育是内含经济理性的行为,主要由于生育的成本、风险和代价太高,而生育的收益、效用和回报太少,普遍进入成本约束型低生育时期。

生育成本包括了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健康成本和心理成本等)。育娲人口研究报告估算2020年中国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到18岁的平均成本为48.5万元,平均生育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仅次于韩国,居世界第二。中国经济时报2021年开展的《养娃教育成本网络问卷调查》显示,八成受访者认为生养育孩子的经济成本太高,超五成受访者觉得缺乏养育、照顾孩子的时间。

客观来看,生育还有一定的风险,包括了一定比例的出生缺陷和生殖健康问题,特别是高龄产妇风险更大,如可能得产后抑郁症甚至有性命之忧,即使在高科技的城市社会,孕产妇死亡率也不可能降到百分之零。生育代价则包括了健康的代价,比如照顾孩子导致身心交瘁、颜值受损,爱美的女性担心生了孩子之后身材走样颜值下降,还有精神方面的付出,孩子一旦出生,在养育过程中需要花费时间精力去陪伴成长,以及为了孩子如何取得更好发展而各种担心焦虑等。

当前精养模式已然成为普遍化的养育模式,背后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社会心理,大多数家长或多或少地处于攀比的焦虑之中。经济下行养家难,养育孩子压力大,没有足够的住房空间、没有照料幼儿的人手、缺乏照顾陪伴孩子的时间,以及孩子成长过程面临各种育儿挑战等一系列生、养、教的问题,都在考验家庭的养育能力和爱的能力。如果养育第一孩给父母特别是母亲带来更多是辛苦甚至痛苦的体验,那么生育第二孩所需要花费的精力和成本已经让不少夫妇打了退堂鼓,更不要说生三孩了。

社会转型、文化激荡带来的生育观念变化。经过疾风骤雨的人口—社会转型,传统的多子女、偏好男孩的生育文化随之飘零,传统的生育文化的载体以家为本的生育决策模式转化为女性权重型决策模型。虽然养儿育女是夫妻乃至家庭的共同责任,但显然,当今社会育儿责任仍主要集中在女性,女性在职场上遭遇的性别歧视、职育平衡的时间精力上诸多困难注定其承受着比男性更多更重的生养压力。随着当今世界妇女解放、女权运动风起云涌,女性的生育话语权、决策权明显上升,女性作为生育的主体的意愿和话语权得到了更多的展示。女性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和普遍的劳动参与使得不婚不育、晚婚晚育和晚生少生成为现实,低生育成为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也是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生育观念总体转向少生优育。2021年国家卫生健康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生育意愿继续走低,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64个,低于2017年的1.76个和2019年的1.73个,作为生育主体的“90后”、“00后”仅为1.54个和1.48个。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

低福利预期也是造成低生育态势的重要原因。本质上生育自带福利,孩子的长大会产生各种效益和效用。但随着生养模式、亲子关系和代际关系的演变,生育的效用下降和减少了,甚至与父辈付出的巨大成本、代价和牺牲相比产生了净的负效用。这导致一些具有生育潜力的家庭现在缺乏“生育热情”。

综上来看,经济下行背景下作为生育单位的家庭生养能力的不足、生育责任和生育主体的强关联性导致女性生育意愿低下直接构成了低生育的内在动因。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深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然从“政策性低生育”转向“内生性低生育”阶段的重要依据。而生育友好型社会其实是孩子友爱型社会和家庭友善型社会,整体功利化、缺乏深度的爱和慈悲、缺乏对孩子无私的大爱,无法实现适度生育和优化生育。只有全社会提升爱孩子的合力和理性才能挖掘婚姻和合、家庭发展、走出低生育困境的力量源泉。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针对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所包含的系统性人口危机而言的,其实质是支持生育和鼓励生育,以摆脱低生育的风险和困境。生还是不生?生几个?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其中既有生育主体的实际考量,也受到了经济社会环境多种因素的影响。因而,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是国家多级推动、中央到地方政府共同负责、企事业单位和全民共同参与的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维度思考和发力,遵循生育的文化友好、权利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基本逻辑。

一是生育的文化友好。在文化和价值上彰显生育友好,实则也是孩子友好、母职友好、家庭友好、养老友好、国家友好和发展友好。生育的文化友好即认知友好,质言之,对家庭、国家与社会而言,新生人口是潜力无限、价值无限的希望人口与朝阳人口。在文明社会,不管孩子是健康抑或残障,理应被柔慈以待。生育作为人口再生产活动,属于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其创造的社会价值值得尊重。生育文化,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都有一个共性特征,那就是生产和养育人的基本文化都强调一个子福——传宗接代、永续发展给人类带来的福祉。女性作为生育主体,需要来自家庭和社会双重的“母职尊重”,帮助职业女性维护好职育平衡关系,才有可能适度提升生育水平。

生育具有价值性和人文性两个基本属性。要大力弘扬全社会和家庭、父母对孩子“独立生命体”的尊重、理解、包容和支持的大爱,而不是把孩子当作私有财产、固执于自我偏见的角度认识和塑造孩子、以及不利于孩子成长的溺爱、偏爱、无爱,要将爱与慈悲纳入现代生育文化的灵魂深处。否则,即便低生育态势有所改善,也与人口的高质量发展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孩子如果在欠缺智慧之爱的环境中成长,难以成为真正的人才。

二是生育的权利友好。生二孩对于普通家庭而言或许是力不从心的艰难选择。但对富裕家庭来说可能就是另外一番景象了,他们可能有多生的情结,有偏好男孩的意愿,那么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的包容性就受到了挑战。更何况还有想多生孩子的平凡之家、以及一些意外受孕又不想打掉孩子的普通家庭。多样性是生育的本来面目,给生育最大的包容才可能找到激发生育率回升的契机。三胎及以上的多胎现象虽然较为少见,但理应包容,这不仅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珍贵的,而且对于提升生育率的加权影响是正面的。出现低生育态势的社会,其生育政策所具备的最大包容性就是回归自由生育、自主生育的本来面目。“十四五”规划指出:“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务体系,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推动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减轻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释放生育政策潜力。”彰显了新发展格局中与时俱进的人口发展观和人口治理观。应充分考虑到生育意愿的多样性和生态合理性。让生育两到三个孩子成为社会主流,这是摆脱低生育、少子化、老龄化危机的根本途径。为此,要早日促成第三次人口转变(核心是使低生育水平恢复到近更替水平区间)的到来。

三是生育的福利友好,即生育既是家事也是国事。生育具有内部性(对家庭的影响)和外部性(对社会的影响),而且有正负之分。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看,走生育福利化、社会化、国家化的道路是面临持续低生育挑战的国家共同的应对之策。

生育福利的种类包括了物质奖励、收入改善、服务升级和环境优化。生育福利化是指有利可图,提升预期。生育福利的社会化是说部分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应由社会承担。生育福利的国家化是说国家应当承担更大的责任,通过制度化和法律化的途径来界定生育福利化的主体责任。打造中国特色的生育福利化社会或许是中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的“家庭友好政策”可供借鉴。“家庭友好政策”支持家庭照料婴幼儿的需求,同时也让家长可以履行工作职责,使父母更好地平衡育儿和就业。中国女性职育关系的平衡问题比较严峻。中国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以来,相对较重的家庭照顾责任在城镇女性就业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母职惩罚效应,特别是家有0—6岁幼童的女性,这一效应体现得更为强烈,多子女多负担是客观存在的。承担家庭育儿责任的不利影响贯穿了女性职业生涯和家庭生命周期的始终。现实中有潜在生育需求的职业女性在职场遭遇歧视的现象并不鲜见。对此要细致研究、立法保护职业女性的就业权利和生育权益。

生育的福利友好主要包括了两个福利供给主体,即政府和企业。首先,生育的第一福利友好即政府友好。国家是生育福利社会化的第一责任主体,政府部门是相关的责任方,发力方向是“支持和鼓励生育”。政府要给二三孩家庭做福利加法,给国民以公平公正的大国生育福利待遇,并且建立成熟的长效机制。简单说,要让愿意生的适龄人群“生得起”“养得好”。国外的生育津贴(或者牛奶金、婴儿花红)比较普遍,如日本的育儿补贴对拥有初中生及以下子女、且收入不超过规定范围的家庭发放。补贴金额为0至2岁的孩子每月统一为1.5万日元;3岁至小学生的孩子中,一胎、二胎为1万日元,三胎及以上为1.5万日元;初中生统一为1万日元。新加坡对于2023年2月14日及以后出生的婴儿给予3000新元的婴儿花红现金奖励。对新加坡夫妻生育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孩子各发放补贴11000新元(约合5.9万元人民币)的现金奖励,如果生育第三个或更多的孩子,获得的花红则从1万新元增加到13000新元(约合6.9万元人民币)。

自2021年5月31日实施三孩政策以来,我国多地政府开始陆续发放生育福利金、推出育儿补贴。例如,从2021年起,四川省攀枝花市在全国率先推出为生育二孩及以上的本市户籍家庭发放育儿补贴金政策,每月每孩发放500元,直到孩子3岁。攀枝花市还出台了《打造友好生育环境城市响亮名片八条措施》,构建起涵盖孕、娩、养、育、住的生育服务保障体系。再如,2023年1月,广东省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公开征求《深圳市育儿补贴管理办法》意见,初步拟定按照差异化递进式对市民发放育儿补贴,一孩家庭累计可领7500元,二孩家庭累计可领1.1万元,三孩家庭累计可领1.9万元。2023年8月,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杭州市财政局印发杭州市育儿补助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同一对夫妻自2023年1月1日起,杭州户籍孕(产)妇怀孕(生产)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元,怀孕(生产)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同一对夫妻自2023年1月1日起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且新出生子女户籍登记在杭州,生育二孩给予一次性补助5000元,生育三孩给予一次性补助20000元。生育多胞胎的按其子女的孩次分别计算。

地方政府的探索刚刚开始,效果如何,能否达到预期,还需拭目以待。“社会”一词可大可小,可以是国家社会、区域社会,也可以指一个个小小的聚居型社区。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差异大,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创建将呈现多元一体的格局,各地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创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干预模式。在国家社会的层面上发力,关键是要打通堵点,统筹安排,补齐短板,继续推进涵盖婚恋、生育、养育、教育等“一揽子”举措,形成优孕、优生、优育、优教的政策合力。如果2025年能回升到1.4的“高”生育率,那么需要非常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例如鼓励生育的财政支出要达到GDP的5%左右;以及其他相应的配套措施,比如大幅度提高入托比例,达到北欧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50%左右。

其次,生育的第二福利友好即企业友好。2023年7月1日起,携程投入10亿元来补贴员工生育,全球范围内入职满3年的携程员工,每新生育一个孩子,将获得每年1万元的现金补贴,发放至孩子满5周岁后终止。推出新育儿福利,旨在为员工生育提供经济支持,让他们不会因生育而牺牲自己的职业目标与成就,这彰显了生育友好型企业的胸怀、远见和担当。令人欣慰的是,生育友好型企业(家)队伍正在成长壮大,雁群效应若隐若现。

归根结底,生育友好型社会创建的根本在于如何看待低生育危机和树立什么样的生育价值观。生育友好包括了对少生不生的包容,也包括了对多生优生的鼓励和支持。生育多样化的状态和选择,只要是理性和负责的,都值得尊重。当然我们不是为超低生育率喝彩,而是要为低生育时代的新人口问题未雨绸缪,因为低生育目标的实现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口问题的终结,而是伴随着中国人口问题的转型。为此,国家要打造生育友好的认识(价值)共同体、社会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从生育的文化友好、政策友好和福利友好三个方向大力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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