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子》用兵之言看孙老关系

 

摘 要:《老子》多见用兵之言,从语言表达和思想特征来看,很有可能受到《孙子》类型的兵学的影响。《老子》并非一味强调不争,《老子》中“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以奇用兵”“将欲……必固……”的说法以及对于“水”之作用的认识可能来自春秋兵家的战略进攻思想。“微明”“柔弱胜刚强”可视为对通过无形把握有形之用兵艺术的哲学提炼和升华。这些用兵思想对于老子用“无形”来认识道体及“道”的作用方式,对于老子“以反求正”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孙子;老子;奇正;无形;孙老关系

 

《老子》一书非常特殊,此书消除了一切可以追溯历史背景、时代特征的痕迹,即书中没有透露任何关于时间、地点、人物、书籍、朝代的信息。其实《老子》不可能凭空而生,必然有其知识和精神的传承,这一点从《老子》所见“古之所谓”“故圣人云”“是以圣人云”“建言有之”“用兵有言”等表达方式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老子》很多地方涉及战争,其中既有大量反战的内容,也有许多用兵之言,这是特别引人关注的现象。《老子》兵家言引用之多以及与兵家思想的接近甚至促成了“兵书说”。例如唐代王真曾说《老子》“五千之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王真,第8页),北宋苏辙指出:“此几于用智也,与管仲、孙武何异?”(苏辙,第32页)清代王夫之用“言兵者师之”(王夫之,第109页)来评价《老子》。清末致力于强兵的魏源认为:“《老子》其言兵之书乎!‘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先’,吾于斯见兵之形。”(魏源,第226页)章太炎也曾评价《老子》说:“约《金版》《六弢》之旨”。(章炳麟,第64页)把老子思想仅仅归纳为兵家之言,显然是偏颇的。但这也说明《老子》书中存在着“以兵解道”或者“以道解兵”的现象。(参见曹志成,第378页)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和以孙子为代表的兵家之间确实存在紧密的联系,《老子》所引兵家之言如同一枚钥匙,我们可以由此回归老子的历史语境,对孙老关系重新作出解读。

本文第一部分在对前人研究做出梳理之后,倾向于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孙子》和《老子》均非一时一地形成的文本,老子可能受到了《孙子》类型的兵书的影响。为谨慎起见,我们使用“《孙子》类型兵学思想”之概念,即《老子》作者也有可能受到的是《孙子》文本产生之前兵学思想的影响,但这种思想和《孙子》属于同一类型。本文第二部分通过讨论老子所引用兵之言,提出老子接受了一些战略进攻类型的兵学思想的影响,而《孙子》正是这种兵学思想的代表。第三部分通过老子“以奇用兵”观念的再认识,提出通过无形把握有形、通过激发矛盾把握矛盾走向之辩证思维,有可能从《孙子》类型兵学思想中吸取过营养。总之,既不能否认老子思想对后世兵家兵学产生过影响,也不能否认《老子》的用兵之言有其来源。《老子》和《孙子》在语言表达、思想内涵上的类似,很大程度上,是《老子》作者从《孙子》类型的兵家思想中获得资源并转化成为自身思想的。

一、孙老其书与关联再探

虽然在《汉书·艺文志》中,《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被列为“兵权谋”类第一篇,但在先秦典籍中,关于孙武的记载不多,因而自宋代以来持怀疑之论者甚众,如梅尧臣、陈振孙、叶适、姚际恒、全祖望、姚鼐、黄云眉、梁启超等。前人所提出的种种疑点以疑古学者齐思和的总结为最详:他认为《孙子》“动言十万之师”“出征千里”“深以旷日持久为戒”乃战国之现象,以将为主的军制、“王霸”观念都体现出了战国特色,“形名”“分数”是战国时代法家之说,“五行无常胜”的说法则起源于战国邹衍,得出了“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的结论。(参见齐思和,第175-190页)

反之,自古以来,也有一些学者如宋濂、胡应麟、纪昀、孙星衍对孙武其人和《孙子》一书持肯定态度。当代学者对此辨析更为详尽,如郑良树、蓝永蔚、何炳棣等都从历史或文本的角度,对孙子其人及《孙子》其书的时代特征做过诸多考证。就《孙子》的时代特征而言,这些学者的基本结论是,《孙子》一书描述的是春秋末期的战场状况,呈现出从春秋到战国的过渡特征,到了春秋晚期,无论战争方式,还是兵力规模、持续时间,与春秋前中期相比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怀疑论者往往以对春秋前中期战争的固有印象来对比《孙子》,得出《孙子》作于战国的结论,实在方枘圆凿,难合情理。

例如兵力规模问题,蓝永蔚曾依据《左传》指出:“《孙子兵法》中所展示的作战部队的规模是与春秋末期的战争实况相一致的。”(蓝永蔚,第194页)至于“出征千里”,何炳棣考证,阖庐九年吴国占领楚都一役,往返里程至少有四千周里。(参见何炳棣,第201页)关于“王霸”观念,郑良树指出:“‘霸王’之‘霸’,应该是‘伯’之借字;伯者,长也,言为诸侯之长也”。(郑良树,第74页)而“形名”观念,在《墨子·旗帜》篇就有“凡所求索,旗名不在书者,皆以其形名为旗。”《孙子》中出现的“形名”应该就是兵家术语。至于“五行”则早在《尚书·洪范》中就有出现:“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五行”之说在春秋中晚期已然蔚然大观,《左传》昭公三十一年提及“火胜金”,哀公九年提及“水胜火”,已经形成了“五行相胜”的认知体系,而《孙子》的“五行无常胜”,《墨子》的“五行毋常胜,说在宜”(《墨子·经说下》),正体现出对于“五行相胜”体系的反驳。还有学者试图以《孙子》中出现的“黄帝”“四帝”来证明其战国属性,何炳棣指出这也是难以成立的,通过《墨子·贵义》所见“四龙”说,可以证明:“《孙子》涉及黄帝和四帝之处与春秋菁英所知所言的黄帝完全一致。因此,《孙子》的春秋属性得到进一步的肯定。”(何炳棣,第211-212页)

综上,即便《孙子》的文本最终成型于战国,其早期形态也很有可能出于春秋末年吴国将领孙武之手。《孙子》一书崇尚巧诈、精于野战、追求速胜,几乎是基于吴国民风、地形、国力所制定的战争策略。清代毕以珣曾说:“《虚实》篇云,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是为阖闾言之也。《九地》篇云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当其同舟而济,遇风,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亦对阖庐言也。故魏武云,为吴王阖庐作之,其言信已。”(毕以珣,第4页)

学界曾对孙子与老子以及《孙子》与《老子》的时代先后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严灵峰依《史记》考辨,既然孔子生卒年是公元前551年至前479年,阖庐于公元前515年即位,那么阖庐即位时孔子已时年三十六岁,孙武见阖庐的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15年至前496年之间,孙武“大概与孔子的年龄不相上下;则孙武在老聃之后也是不成问题的。”(参见严灵峰,第31页)一般认为,老子要略长于孔子,因此,学者们往往将老子的时代置于孙子之前,认为是《老子》影响了《孙子》。持此观点者有清代俞樾,近现代学者江瑔、郭沫若、严灵峰、葛荣晋、李云章、丁原明、陈成吒等。

如前所言,借助老前孙后的论证,认为孙子接受了老子的影响,似乎顺理成章。但是思想史的现象往往扑朔迷离,远非物理现象能够解释。司马迁在《史记·老子列传》中提供了三个老子的候选人,并说他自己也很难断定。我们很难想象《老子》是在一时一地由某一位老子一口气完成的,《老子》作为格言警句的集锦,一定有其广泛的来源,包括兵学的来源。《老子》的文本也并非一成不变,即便现在已经出现郭店楚简中的这一战国中期的《老子》文本,那也只是一个尚未完全定型的本子。在《老子》定型的过程中,多种多样的思想元素(例如阴阳、用兵、养生、成仙等等)都被汇入其中。在这一过程中,老子受到兵家思潮的影响,是非常有可能的。因此,笔者赞同李泽厚的观点,他说:“这不是说《老子》一定是直接从孙子兵家而来,只是说《老子》哲学的基本观念可能与先秦的兵家思潮有关系。”(李泽厚,第83页)

关于孙老思想上的关联,论者众多,我们认为李泽厚的总结极为精辟,他认为先秦思想流派中,最先发展和应用辩证思维的是兵家,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兵家辩证法具有以下四种特征:第一是一切以现实利害为依据的高度清醒、冷静的理性思维;第二是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实用性;第三是以一种二分法的思维方式,善于从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迅速抓住问题关键,并作出抉择;第四是善于利用矛盾、展开矛盾,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参见同上,第77-105页)李泽厚认为老子将兵家辩证法提扬成为哲学辩证法,又保留了实践理性的特征。因此老子辩证法的真正立足点和根据地在于包括兵家思维在内的社会斗争与人事经验。《老子》有些话好像就是《孙子兵法》的直接延伸,《老子》“无为”的政治哲学也与兵家“诡道”一脉相承。(同上,第84-89页)但在两者的先后关系的澄清上,李泽厚表示有待“偏重考证的历史学家的思想史”(李泽厚,第296页)。

后来历史学家何炳棣从事了此项工作,他首先指出《老子》和《孙子》均存在大量辩证词组,这在其他文献中极为罕见。《孙子》的辩证词组集中于军事,《老子》则有所损益,其思想范畴较《孙子》更广,这正是《孙子》军事辩证法被上升为哲学辩证法的体现。何炳棣又细致比对了《孙子·势篇》和《老子》,他发现:“《孙子·势篇》每一段落的文句和意蕴都能在今本《老子》中找到被汲取改造的凭证。”(何炳棣,第241页)何炳棣大量使用文本比勘的方法来印证《老子》所受《孙子》的影响,这比仅仅使用思想比照来建立逻辑关联有说服力得多。在思想分析上,何炳棣也比李泽厚有更多的推进,例如他认为《孙子》思想体系最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彻底的“行为主义”,即最终关注的焦点是行动的成败。《老子》影响当世及后代最深远者虽然是“道”论,“但就全书篇幅而言,远在治国牧民之下。”(参见同上,第254页)即老子思想归根结底也是一种为了取得最佳政治效益的行动哲学,这才能理解《孙子》中的“愚兵”与《老子》中的“愚民”为什么在语言和思想上会有那么强烈的一致性。

我们认为,从李泽厚的思想考察到何炳棣的历史考证,确实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资料分析和逻辑论证,证明孙老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本文将从春秋时期战略进攻思想、春秋晚期“善出奇”的“诡道”思想角度作出进一步的论证,以完善这一学说。徐宇春等学者指出:“老子虽不一定受孙子的影响,但以《孙子》为代表的先秦兵家思潮对老子的著书必定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徐宇春、张正明、李志刚,第79-80页)我们同意这样的立场。

二、《老子》的“用兵有言”与《孙子》的战略进攻思想

以往学者虽然注意到《老子》中保存有非常丰富而精彩的兵学思想,但其兵学思想的特征却很少论及,《老子》所引兵家之言以第六十九章最为典型,从这一章来看,《老子》很有可能受到的是《孙子》类型的战略进攻兵学思想的影响:

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是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老子》第六十九章)本章开头一句“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帛书甲本作“吾不敢为主而为客,吾不进寸而退尺”,帛书乙本和北大汉简本均为“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参见裘锡圭主编,第6页、第196页;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编,第138页)可知此句并无讹误。河上公注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当承天而后动。”(王卡,第271页)自河上公注以来,解老者往往将“为客”解释为被动迎敌,将“为主”解释为主动出击,认为这句话说的是不敢主动进攻,体现了老子崇尚柔弱不争、不敢为天下先的思想。但是本章开头即明言“用兵有言”,说明这句话很有可能是借用了兵家之言,我们应当从兵家的角度探查“主”与“客”的内涵。

《孙子·九地》有“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为客”为深入敌国之意甚明。《国语·越语下》“宜为人客,刚强而力疾”,韦昭注云:“先动为客。于时宜为人客。”(徐元诰撰,第585页)意指先发动进攻的为客方,客方应在时机适宜时发起进攻。《礼记·月令》“兵戎不起,不可从我始”,郑玄注曰:“为客不利,主人则可”,孔颖达疏:“起兵伐人者谓之客,敌来御捍者谓之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第467页)银雀山汉简《客主人分》是一篇专门探讨用兵的主客问题的篇章,对于主客之道分别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篇中有“为人客则先人作”。(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150页)可见作为兵家术语的“主”与“客”,分别指的是居于主国的防守方与进入敌国的进攻方。老子既然引用的是兵家之言,我们当解之以兵家之意,“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说的是战争之中不应该消极抵御而应该主动进攻。

但是,“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之后紧接着是“不敢进寸而退尺”,似乎形成了对首句文意的背离。在既往的研究中,也有学者注意到《老子》阐释中兵家主客关系问题与前后文之间形成的矛盾,并试图为之弥合,如日本学者汤浅邦弘提出老子之“主”“客”观与兵家正好相反的观点。(参见汤浅邦弘,第17页)但是在没有确定历史证据的情况下,这种背离了历史语境的阐释恐怕难以让人信服。既已了解了“吾不敢为主而为客”的真正内涵,“不敢进寸而退尺”就也应该按此方向理解,即这也是一种军事手段,与“吾不敢为主而为客”的主动进攻相对,表示该后退的时候就要毫不留恋地、大踏步地主动后退,可以理解为“以退为进”,合于《孙子》所言“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孙子·计》)的“诡道”思想,或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军争》)的“迂直之计”,而非一味的退让不争。《老子》语言的重要特征之一,在于“正言若反”(《老子》第七十八章)。《老子》第四十一章“进道若退”,可以视为“不敢进寸而退尺”的另一种说法。无论是主动进攻,还是主动后退,都是希望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有效地调动与掌握战争的发展态势。所以这是一种在战略上强调进攻之重要性的军事思想,老子很可能受到了战略进攻思想的影响。

所谓“行无行,攘无臂,扔无敌,执无兵”,帛书本和汉简本作“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矣”,更合乎情理,即“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为因,“乃无敌”为果。说的是排兵布阵,却像是没有确定的形态;举着臂膀,却像是没有臂膀;举着兵器,却像是没有兵器。古代战争,特别重视阵型,但如果彻底打破阵型,使敌方找不到对阵之法,反而可以出奇制胜。正如同《孙子·虚实》所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因形而措胜于众,众不能知,人皆知我所以胜之形,而莫知吾所以制胜之形;故其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

至于“抗兵相若,哀者胜矣”,王弼释曰:“哀者必相惜而不趣利避害,故必胜”,楼宇烈校释以为王弼释“哀”为“怜惜”,有失王弼原意。(参见楼宇烈校释,第173、175页)王弼之意为,悲哀的一方必定戮力同心而不趋利避害,所以一定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在两军对抗之时,进攻方由于深入敌国而几乎陷于死地,兵士必将置之死地而后生,消除一切私心与疑忌,拼死以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段文字可与《孙子·九地》篇对读:

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掠于饶野,三军足食;谨养而勿劳,并气积力;运兵计谋,为不可测。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深入则拘,不得已则斗。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孙子·九地》)

《老子》第六十九章全部都在讲用兵之道,而且根据开头的“用兵有言”,其内容应该就是引自兵法之书,而且很可能引自《孙子》类型的兵书,《孙子》各篇开头往往都有“凡用兵之法”。如前面所印证的那样,可以两相对照之处也很多:“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对应“吾不敢为主而为客”;“运兵计谋,为不可测”对应“行无行,攘无臂,执无兵,乃无敌”;“抗兵相若,哀者胜矣”对应“兵士甚陷则不惧,无所往则固,入深则拘,不得已则斗”。余下的话就只有“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了。这句前半部分可能是兵家之言,而后半部分则是老子的总结。

其实,《老子》第六十九章所载兵家之言所传达出的战略进攻思想,其形成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左传》引《军志》曰:“先人有夺人之心”《左传·文公七年》:“先人有夺人之心,军之善谋也”。《左传·昭公二十一年》:“厨人濮曰:《军志》有之:‘先人有夺人之心,后人有待其衰。’” ,春秋时期争霸战争频繁发生,诸侯国扩大领土、争夺霸权的政治需要是春秋战略进攻思想产生的源头。蓝永蔚指出,《孙子兵法》正是春秋时期战略进攻思想的集大成者:“《孙子兵法》所展现的是一支远离本土、深入敌国,‘千里而会战’的进攻部队”。(见蓝永蔚,第185页)这一点,从《孙子》“算地出卒”的庙算过程,“虚实”“奇正”等分合变幻的用兵艺术,以及“智将务食于敌”(《孙子·作战》)的后勤保障方式中都可以得到体现。由于当时人口相对稀少,粮食产量低下,军队的后勤补给十分困难,因此《孙子》极力追求“速战”,“兵之情主速,乘人所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九地》),试图通过快速出击而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孙子》擅长通过深入敌国腹地而让兵士在绝境中形成极强的内在凝聚力,“凡为客之道,深入则专,主人不克”,“死焉不得,士人尽力”(《孙子·九地》),为的是让兵士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战斗力。而对于防守一方而言,如果不知道敌军进攻的方向,就必须处处设防,势必造成兵力的分散,“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虚实》),并使得与敌方实际对战兵力大大减少,“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同上)。因此《孙子》说“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之备己者也”(同上),只有主动发起进攻的一方才能集中兵力,获得战争的主动权。

或许会有学者指出,老子是明言“不敢为天下先”(《老子》第六十七章)的,为何又会保存有兵家的战略进攻思想呢?“不敢为天下先”与战略进攻思想并不矛盾,这有两种可能,其一,正如《国语·越语下》中所记载的范蠡之言:“夫圣人随时以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范蠡提倡等待“天时”来临之时才“为人客”,也就是发起进攻;同时又指出“人事不起,弗为之始”,这也就是老子的“不敢为天下先”。因此“不敢为天下先”应该理解为时机尚未成熟时不要轻举妄动。其二,《韩非子·解老》篇对“不敢为天下先”有过诠释,即“圣人尽随于万物之规矩,故曰‘不敢为天下先’。”韩非是这样理解的,即万物是有法的,而得道的圣人是无法的。让万物充分展现其特征,而圣人则顺应万物之规矩而变化,这就是“无法之法”,所以“不敢为天下先”并不是一味的退让、不争,而是一种不预先设定立场的态度。其目的是为了更好更有效地把握局面。

到了战国时期,主客双方对于形势的掌握能力发生了极大变化,这或许是《老子》第六十九章误解形成的原因之一。从春秋至于战国,城邑大量增多。我们知道《孙子》是回避攻城的,“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孙子·谋攻》),这一方面是由于社会经济不发达,城邑在人们生活中还没有占据相当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是缺乏有效的攻城手段,“修橹轒輼,具器械,三月而后城;距堙,又三月而后已。将不胜其忿而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灾也。”(同上)孙子认为进攻作战应该“掠于饶野”(《孙子·九地》),粮食相对富饶的郊野能够满足军队补给的需要,这也是进攻作战非常重要的一点。蓝永蔚指出,在“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战国策·赵策三》)的战国时期,城邑已经成为进攻的重点,《墨子·备城门》诸篇、《孙膑兵法》《尉缭子》等战国兵书都对城邑攻防战术有极为周详的描述。(参见蓝永蔚,第191-192页)因此,我们在银雀山汉简《客主人分》看到了与《孙子》完全相反的观点:

兵有客之分,有主人之分。客之分众,主人之分少。客倍主人半,然可敌也。负……定者也。客者,后定者也。主人安地抚势以胥。夫客犯隘逾险而至,夫犯隘【逾险而】至,则众可使【寡】,饱者可使饥,佚者可使劳,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则胜可得而据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150页)

《客主人分》篇认为,主人反而可以以逸待劳,等待进攻者劳师袭远。“夫客犯隘逾险而至……则众可使寡,饱者可使饥,佚者可使劳,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为主者无论在心理上还是战术上都可以处于绝对的优越地位。《客主人分》篇明显是受到了《孙子》深刻影响的,“众可使寡,饱者可使饥,佚者可使劳,三军之士可使毕失其志”可能就是来自《孙子·虚实》篇“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但在《孙子》的基础上,它在很多方面都提出了反对观点,如认为深入敌国腹地的兵士“退敢刎颈,进不敢拒敌”,与孙子“兵士甚陷则不惧”(《孙子·九地》)的认知全然对立。“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也否定了《孙子》“庙算”和“因粮于敌”的观点。在物产相对富饶、作战方式更为复杂的战国时代,失却了《孙子》的时代背景,正是战国时期对作战主客双方认知对立的渊源所在。

有学者指出:“孙老精神的相通不是一种偶然,它是在社会时代背景、历史现实经验、人类思维方式演变等各种复杂因素合力作用的推动下逐渐形成的”。(徐宇春、张正明、李志刚,第82页)春秋进攻思想蕴含着对于作战先机之利的争夺,几乎成为整部《孙子》用兵思想的基础,而老子所引用的“用兵”之言,尤其是第六十九章的用兵之言,无疑体现出了春秋时期战略进攻型兵法的深远影响。

三、孙子的“善出奇”与老子的“以奇用兵”

老子关于用兵,还有一处很重要的表达,那就是第五十七章中的“以奇用兵”。“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出自《老子》,班固却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作为兵权谋类的总结:“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并且将《孙子》列为兵权谋类之首,足见孙老之间思想上的亲密关联。

何炳棣已经指出,“奇正”并用,《老子》之外主要见于《孙子》。(参见何炳棣,第234页)《孙子》特别重视“善出奇”,而且从“奇”“正”的角度,对此两者关系有非常详细的阐述和定义: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故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终而复始,日月是也;死而复生,四时是也。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孰能穷之?(《孙子·势》)

关于“奇”“正”的具体所指众说纷纭,战国时代的《尉缭子》说“正兵贵先,奇兵贵后”(《尉缭子·勒卒令》)。在《十一家注孙子》中又记录了数种说法:曹操以“先出合战为正,后出为奇”;李筌以“当敌为正,傍出为奇”;梅尧臣以“动为奇,静为正”;何氏以“若兵以义举者,正也;临敌合变者,奇也”;《李卫公问对》曰“兵以前向为正,后却为奇”。(参见杨丙安校理,第109页)其实,“奇”指的就是千变万化的奇诡之道,后出、傍出、临敌合变都是具体的表现形式,要在万变的形势中因敌变化,出奇制胜。与《孙子兵法》同出的银雀山汉简《奇正》篇给“奇正”下了更为准确的定义:“形以应形,正也;无形而制形,奇也。”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155页)

“奇”的频繁使用与野战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管子·小问》篇记载“公曰:‘野战必胜,若何?’管仲对曰:‘以奇。’”尹知章注:“奇,谓权谲以胜敌也。”(参见黎翔凤撰,第956页)《孙子》恰恰是野战类型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如尹知章注释所言,“奇”本身蕴含着诡诈、计谋等内涵,“出奇”也是一个充满主动意味的过程,因此,和“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一样,“以奇用兵”也是一种战略进攻型思维的产物,如《武经七书》之一《李卫公问对》所云“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以奇用兵”暗含了对于战场局势的积极调动与主动把握,只有“出奇”才能保有战场的主动权,是“制胜”的关键所在。《孙子》的“善出奇”正是其“兵以诈立”的“诡道”思想的重要体现。

从时代特征来看,“兵以诈立”的战争观念突显出了春秋晚期特有的时代特色。春秋晚期是战争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晋楚两个大国的实际控制下,战争的中心由中原转移到了吴越地区。吴越之地多山地丘陵、河流纵横,适用于中原地区的车战难以在吴越地区难以展开,而更具灵活性、机动性的步军和水军为主的野战则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一时期进攻作战的纵深进一步加大,在时间和空间上变得更为复杂,战争观念也随之变化,黄朴民指出:“到了春秋晚期,欺敌误敌、示形动敌、避实击虚的诡诈作战遂进入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南方地区吴、楚、越诸国之间的几场大战就是这方面的典型”。(黄朴民,第86页)“兵以诈立”与“诡道”思想的流行是春秋晚期兵学文化高度发展的结果,体现出了用兵布局的高超智谋,并显然对中国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老子》第三十六章的思想来源很有可能就是《孙子》之类的兵家文献。近来有学者指出《老子》第三十六章分别引用了两组古谚,一组是“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一组是“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自身的话只有“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一句。(参见曹峰、裴健智,第17页)在此基础之上,我们认为前一段引文更为直接的来源,可能就是先秦兵家,这种通过营造外在表象来迷惑敌人,使敌人放松警惕,从而夺取胜利的战术,实际上就是一种用兵的“诡道”。类似的思维方式在先秦时期兵书中也多有呈现:

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孙子·计》)

敌人待我以戒,我待之以怠,彼欲击我,我其不能,彼则数出,有躁气,义有静志,起而击之,可使毋滋。敌人阵以实,吾遇以希。彼有乐志,吾示以悲,彼有胜意,我善待我伏待之,敌人易我,我乃疾击之。(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279页)

太公曰:“外乱而内整,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六韬·文韬·兵道》)

《老子》引用这段话的目的,在于通过改变我方的形势,主动打破矛盾运动的原有态势,促使对方的形势向着我方预期的方向发展。《韩非子·喻老》在解读《老子》第三十六章时就从无形把握有形的角度做了解释:“起事于无形,而要大功于天下,是谓微明,处小弱重自卑谓损弱胜强也。”通过“微明”和“柔弱胜刚强”,《老子》对通过无形把握有形之用兵艺术做了哲学提炼和升华,并且将这种用兵艺术转化为政治艺术。

孙子认识到“奇正相生,如循环之无端”(《孙子·势》)这一矛盾运动的普遍法则,作为一种注重行动过程与结果的思维法则,他更强调“善出奇”即“诡道”的一面。《老子》也对“奇正”辩证转化有着非常深刻的认知,第五十八章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但这种仅仅强调事物总是在做正反循环运动的思维,在其他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到很多。然而老子辩证思维的特殊性在于,他更强调反向运动的重要性,甚至从“道”的运动方式来论证其合理性,那就是所谓的“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老子》第四十章),即“道”表现为向相反方向发展运动的必然趋势,表现为以柔克刚、以弱胜强。世人总是从正向的角度看待问题,这固然没有错误,但一旦形成静止的、僵化的思维定势,那么就会作茧自缚、故步自封。事物必然是运动的、发展的,尤其在战场上,更是大大加快了运动的速度和变化的方式,需要更为高明的智慧加以应对,那就是能够提前预测事物运动发展的方向,通过无形去把握有形,通过细微去把握宏观。而无形和细小相对而言,当然是柔弱的、具有无穷生命力和可能性的存在。

老子不是一个静观事物自然变化的人,他更为高明之处在于善于利用矛盾,从而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这一点如前所言,李泽厚等人已经有精辟的概括。掌握反向思维的人,不再满足于事物自动地向其相反方向转化,而是主动地挑起矛盾、激化矛盾,创造时机,使事态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这样就可以主动预测矛盾的发生,主动引导矛盾的方向,主动设计矛盾的结果,而不是被动地等待矛盾发展的结果。可以说,反向思维骨子里面和注重“善出奇”的战略进攻型思维一脉相成,其最大特点就是主动性,如果认为老子是一味守柔不争的,那么老子就成了一个极其被动而无法应对事物发展变化的人,反而和《老子》整体思想不符。

“无形而制形,奇也”(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第155页),这种“善出奇”的“诡道”也可以用“无形”二字表达。《孙子·虚实》云:“形兵之极,至于无形。”“形人而我无形”,就是使我方永远充满变化而使敌方难以预测。这种无形的“诡道”,在战场上的体现就是,“纷纷纭纭,斗乱而不可乱;浑浑沌沌,形圆而不可败。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孙子·势》)“纷纷纭纭”“浑浑沌沌”正是无形之状,孙子借由纷乱混沌的表象,实现了由治到乱、由勇到怯、由强到弱的实质转换。《孙子》的战略进攻思想里面,多次使用了水的譬喻,如《虚实》云“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谓之神。”用兵像水一般“无形”,就能遇方则方,遇圆则圆,随机应变,因敌变化,无往而不胜。

《老子》中也有“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老子》第七十八章),与《孙子》具有相同的思路。一般解释这两句,多从水滴石穿来比喻柔能克刚。而如果与《孙子》联系起来,则明白老子这里的柔弱更多指的是无形的作用。陈曦指出《孙》《老》“两书均未呈现水的清浊等外在形貌”,而聚焦于水的运动与变化。(参见陈曦,第49页)“攻”这一字,体现出水以无形的攻势战胜坚强,正是《孙子》“形人而我无形”思想的体现。而老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哲学概念的提炼与生成,例如“道”“德”“无为”“自然”等观念,“无形”的观念,显然在老子这里也得到了哲学提升。

老子的“无形”观念,我们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去认识。首先,“无形”是道体之拟象,老子有时借助天象加以说明,如第四十一章的“大象无形”(马王堆本、汉简本作“天象无形”)。有时借助逻辑推论以阐明道物之别,如第十四章的“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第二十一章的“忽兮恍兮”“恍兮忽兮”。有时借助道生万物的过程来加以描述,这就是从无形到有形的过程,如第一章“无名,天地之始”,第四十二章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这种道体拟象方式,除了《孙子》,很难再从其它文献中找到类似之处。如何炳棣所指出的,《孙子·势》篇“纷纷纭纭”“混混沌沌”、《孙子·虚实》篇“微乎微乎,至于无形;神乎神乎,至于无声”的战争场面到了《老子》第二十五章,成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之所象,所以何炳棣才有这样的感叹:“传世《老子》本以炼字造句独步千古,词及义汲取《孙子》中神来之笔而加以改造,岂是偶然?”(何炳棣,第238-239页)

其次,“道”是可以陶冶变化万物的,其作用的方式正是从无形中把握有形,因此“无形”是“道”之神妙作用的体现。作为“道”之化身的圣人,既要使自己居于“道”的无形的位置,同时也要深刻地领悟“道”的作用方式。因此如果想在事物的运动变化过程中把握道、实践道,就要学会通过无形把握有形。所以老子会说:“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第六十三章)还说:“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其脆易泮,其微易散。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第六十四章)这就是通过无形把握有形,通过未然把握已然,通过主动引导、改变矛盾态势去解决矛盾的辩证思维。这一点,正是擅于“无形而制形”的《孙子》类型兵家思维所擅长的,前文已经反复论证。通过分析《老子》中的用兵之言,我们说《老子》的“无形”观念从兵家兵学中获得过灵感,恐非虚言。

当然,“无形”观念的产生,通过无形把握有形这种反向思维的确立和运用,在老子这里可能有多种途径,并不止于兵学一途,本文只是以兵学为重点,阐述了其中的一种可能性。老子的“无形”观念在哲学抽象程度上也显然要高于兵学,如果说兵学中的“无形”观念仅限于军事实践的智慧总结,那么,在老子这里则上升为一种道的作用原理,即只有无名无形、不成为任何具体,才能具备无限的可能性。如李泽厚指出的那样:“只有‘无’‘虚’‘道’,表面上似乎只是某种空洞的逻辑否定或混沌整体,实际上却恰恰优胜于、超越于任何‘有’‘实’‘器’。因为它才是全体、根源、真理、存在。而这就正是君主所应处的无上位置,所应有的优越态度,所应采的统治方略。”(李泽厚,第89页)这就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原理,也成为一种实践智慧。

四、结语

《孙子》之所以在先秦哲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在于其颇具实践意义的军事战略与战术指导原则,更在于《孙子》试图构筑超然于军事战争与政治战略之上的战争哲学,这种哲学已然极具思辨性。吕思勉曾评论兵家说:“将至变之术,纳之至简之道;又自处于至虚之地,尤与道家之旨合矣。”(吕思勉,第121页)我们并不认为老子欣赏战争,因为反战是老子的基本立场。但反战和从兵学中汲取思想营养并不矛盾。从老子高度辩证的思维出发,不可能不注意到兵家所具备的“至变”“至简”“至虚”的特征,并认识到这也正是“道”的作用方式,这就是《老子》大量引述用兵之言的初衷吧。

老子欣赏兵家的超越性思维,即不为纷繁复杂的表象所迷惑所纠缠,能够冷静地迅速地抓住问题关键,把握主要矛盾,通过对矛盾发展的预测来实现对于全局的把控,通过主动打破事态的均衡来使自己处于“无形”的境地,从而迷惑敌方,并有效地影响事态的发展方向。这是一种“柔弱胜刚强”的行为艺术,也是一种可以称为“微明”的高明智慧。这些用兵思想对于老子用“无形”来认识道体以及“道”的作用方式,对于老子“以反求正”思维模式的形成,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老子思想既是一种“道”,具有高度的哲学性,又是一种“术”,具有很强的实用性。我们不能只关注“道”,而轻视其“术”。老子辩证思维恰恰在“术”的方面有最大程度的体现。老子思想并非一味被动的守柔不争,而是体现为积极引导矛盾运动的主动性思维,这些思想特征很有可能来自兵家兵学,并为后来的黄老道家和《韩非子》继承与转化。

回到本文开头,《老子》一书虽然消除了所有可能暴露其知识传承的直接信息,然而,从大量的用兵之言来看,春秋晚期以来高度发达的兵家思维,尤其是《孙子》类型战略进攻型兵学思想对此书的影响,还是历历在目。有的学者指出:“探讨《老子》与兵家之关系,在我们看来就是一项还原先秦诸子思想发展脉络的工作。”(徐宇春、张正明、李志刚,第78页)本文就是通过对老子引兵之言的理解与阐释,试图更好地厘清这种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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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男,1991年生,山东临沂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在《史学月刊》《光明日报》等发表多篇学术论文,主要研究方向是先秦兵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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