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变革

 

面对愈发严峻的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生态危机,推动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的范式转变,妥善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人类文明范式变革的重点任务。由此,人类必须走出以人类为中心而忽视生态价值的错误思想观念,既要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不断夯实生存所需物质基础,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不断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通过转变价值观念、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等,最终实现生态文明范式变革。

文明范式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思考

文明范式是文明形成和演变的模式,通常是指在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和特定文化传统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文明模式,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文明的特征和历史发展的趋势。文明包括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文明范式演进的结果。

第一,文明范式的概念意蕴。哲学领域学者多聚焦于科学技术演进的视角探讨文明范式,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较早完整地提出科学范式的概念,并将科学范式界定为公认的范例,包括定理、理论和应用等。借鉴库恩科学范式概念,可将与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管理和个人行为的典型特征紧密相关的“文明类型”理解为一种“文明范式”。制度经济学家则聚焦于制度视角探讨文明范式,美国经济学家诺斯等更倾向于将文明范式理解为指导人类社会发展由无序向有序转变的制度规则。总体而言,文明范式从属于自然法则,同时也是对人类社会价值观念、制度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特征的高度概括。

文明范式与自然法则间存在紧密的联系。文明范式是人类社会在自然法则下发展衍生的结果,自然法则是文明范式的基本规则。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可以人为改变,然而无论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如何变革,生态系统内在自然法则无法改变,自然法则更不能妥协于文明范式,一旦文明范式试图凌驾于自然法则之上,生态系统就会向现有的人类文明发出责令其调整的信号,促使人类社会对文明范式进行适度调整,以适应生态系统内在自然法则。

人类社会价值观念、制度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特征共同构成文明范式。就价值观念而言,文明范式是由特定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传统所塑造和影响的,它们包括人类对自然、社会、人生的认识,以及信仰、道德准则等;就制度结构而言,文明范式包括特定的社会政治制度,它们是组织社会生产、分配和交换活动的基础,同时也决定着社会结构、政治意识形态和权力关系等;就生产生活方式而言,文明范式既与社会的经济形态和科技水平存在关联,也与生产方式和生活水平密切相关,是文明范式发展的重要条件和基础。

第二,文明范式变革的动因机制。文明范式变革是指人类社会价值观念、制度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等特征动态演替的过程。库恩等哲学学者将范式变革理解为一套指导群体与个体行动规则规范的变化,相应地将文明范式变革表示为“文明范式Ⅰ—文明革命(文明转型)—文明范式Ⅱ”。德国思想家马克斯·韦伯、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进一步指出文明范式变革是“连续”过程,而非“突破”过程,即文明范式变革并非推翻重建,而是继承发展。道格拉斯·诺斯、约翰·康芒斯等美国新旧派制度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文明范式变革关键在于参与者意向,通过由人的感知所支配的选择、决策过程,促使社会群体达成共识的一套规则范式变化。

首先,历史经验衍生的价值理念演进。随着心智结构的完善,人类对自身所处环境的理解将更加深入,文明范式也会向更高层次变革,本质上是认识自然和争取自由的过程。通过尊重和把握自然规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实现自由。通过把握社会规律,以最广大人民的需要和利益为根本,在人与社会关系中实现自由。通过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解放,在人与自身关系中实现自由。最终完成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

其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约束兼容优化。内嵌于文明范式中的规则分为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两大类,前者需要通过国家或组织的强力定义和执行,一般载于书面。后者则没有强力的定义和执行,而更依赖公众之间的默契,非正式规则对正式规则效力具有约束作用。正式制度的不断优化完善,及其与非正式约束兼容性不断提升,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及不确定性,使得文明范式制度绩效得到极大提升,引致文明范式变革。

最后,科技进步引致的器物生产方式变化。技术进步引致生产工具与方式更迭升级,极大提升了文明范式的生产力水平,深刻改变着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提升到一定水平,旧的生产关系会阻碍生产力继续发展。为此,人类需要建立新的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从而驱动文明范式变革。

第三,文明范式演进的底层逻辑。纵观人类社会历史,文明范式的演进历程大致可以划分为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以及生态文明三个阶段,体现出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变。在前工业文明阶段,人类生产活动对自然界的依赖较强,人与自然关系处于低水平生产力上的和谐;在工业文明阶段,人类对自然的利用能力空前提升,地球进入新的地质年代“人类世”纪元,生态系统被无限切割,自然界正常有机循环受到干扰,新陈代谢出现“断裂”,对生态平衡造成剧烈冲击,引致全球生态危机;在生态文明阶段,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全面绿色变革,生态劳动成为劳动的普遍形式,人类在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基础上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的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社会制度更替是文明范式演进的底层逻辑。在奴隶制度与封建制度下,劳动者与统治者间存在人身依附关系,社会分工及阶层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加之经济秩序和制度规范较为封闭和僵化,缺乏现代自由市场的灵活性和竞争机制,产品流通范围有限,低效的制度设计制约了社会生产力提升,使得人与自然间关系处于低水平和谐状态。资本主义制度是以私有制、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然而,其以资本无限增殖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生产方式,引发了普遍的生态危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实质是以公有制为基础,以按劳分配为原则的社会制度。通过破除私有制度,对资本盲目逐利形成约束,保障生态资源使用过程中国家宏观调控、整体性供给和以造福人民为目标,改变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对立关系,使彼此之间的关系由不自由的对立走向自由的和谐,促使文明范式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演进。

任何时代,人类社会文明范式都是灵活多样的。不同文明范式间互动迭代地演进,体现了社会成员的共同需求,代表了先进发展方向。新的文明范式与旧的文明范式间不是非此即彼的相互否定关系,而是可通约的关系。同时,范式演进不仅是动态变化的过程,也是经历旧“社会稳态”衰退,孕育新“社会稳态”的前进过程。并且在范式演变过程中,法则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任何法则既不会自始至终地偶然与特殊,更不会自始至终地普遍与必然,相应地,文明范式演进的路径从来不是固定统一,而是丰富多样。

工业文明范式变革本质上是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与工业革命兴起,经济全球化推动工业文明范式普及,促进社会生产力水平飞跃式提升,人类物质需求得到极大丰富满足。然而,在以资本无限增殖与利润最大化为核心的工业文明范式下,人类不合理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相互交织影响,生态系统被无限切割为工业化大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破坏,导致“新陈代谢断裂”,人与自然间冲突不断加剧,并逐渐演变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工业文明范式下,人类对物质生产规律的认识和掌握获得飞跃式进步,生产力水平极大提升,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然而内嵌于工业文明范式的反生态弊端逐渐显现,威胁人类文明延续发展,将人类又一次推到文明范式变革的十字路口。

第一,工业文明范式的主要特征。自十八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以来,蒸汽机的普及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让人类彻底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迎来以化石能源驱动的机械化、自动化生产时代,摆脱了生物质能源为动力的低水平生产力循环,实现能级跃迁。随着内燃机、电力的普及,加之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新工业革命,生产力又至少分别提升数倍至数十倍不等。同时,随着技术进步与经营管理能力的增强,单位土地(资源)对人口承载能力不断提升。总体而言,工业文明范式使得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及资源利用效率提升水平按千倍计。

可见,工业文明是以工业化、机械化为重要特征的现代社会文明形态。其主要特点大致表现为工业化、城市化、法治化与民主化、社会阶层流动性增强、教育普及、消息传递加速、劳动分工组织化、生产规模化、非农业人口比例大幅度增长、经济持续增长等。工业文明范式带来的生产力水平迅速提升,不仅导致人口数量激增,也引致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间的矛盾,适配于组织手工、体力劳动的小作坊生产的前工业文明范式制度对大规模机械化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产生阻碍,资本主义私有制应运而生,劳动人口获得出卖自身劳动力的自由,商品市场机制培育壮大,使得生产要素能够以低经济成本、高经济收益实现充分流动,经济社会全要素生产效率大幅度提升。

总体而言,无论是前工业文明范式,还是工业文明范式,均处于物质生产力提升的探索阶段。工业文明范式变革本质上是以物质财富为中心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生产关系、产出分配机制等,主要聚焦于物质生产力提升相关的心智结构、制度规则、器物行为等方面改善,目的在于促进人类社会物质文明由低水平向高水平演进。然而,工业文明范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量并不充分,相关的价格机制、市场机制仅关注经济成本收益,生态成本收益一定程度上被外部化、隐性化,使得个体行为决策的成本收益偏离社会成本收益,最终导致个体经济收益增长通常是以社会整体福利损失为代价。

第二,工业文明范式的内在机制。工业文明范式下,手工体力劳动被机器取代,相应地,生产组织方式由自给自足的小作坊生产转变为雇佣劳动的大规模工厂化生产。同时,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发展壮大,各界急功近利地追求物质财富积累,生态环境损益仅被作为经济发展的外生约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机制较为薄弱。具体而言,工业文明范式的内在机制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价值观念遵循线性非循环与单维度思维逻辑。工业文明范式下,受到物质利益至上的思想主导,经济行为主体价值观念遵循的思维逻辑具有线性非循环与单维度两大特点。其中,线性非循环指工业文明范式盛行线性非循环思维方式,从而衍生出“原材料—产品—废弃物”的线性不可持续的生产消费模式。单维度指工业文明范式遵循利润最大化的发展逻辑,生态环境成本外部化,致使生态系统受到的外部冲击不断增强,导致生态失衡,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

其次,经济制度体系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的模式为构建基础。工业文明范式虽然为人类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但其经济制度体系以大量生产、消费、废弃为确立基础,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人类创造大量产品,使用大量产品,然后再将其抛弃,对生态系统平衡造成了较大冲击。同时,单维度经济制度成为放之四海皆准的原则,加之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内嵌于资本循环逻辑,经济主体行为以资本无限增殖与利润最大化为工具性目标,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社会整体福祉提升、贫富差距改善的根本任务。并且通过生态权价格化、货币化,构建经济效益可无限替代生态效益的弱可持续规则,难以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形成强有力的制度支撑。

最后,经济主体行为服从经济理性的原则。工业文明范式下,经济学理论实质上是以宏、微观划分为其经济理论逻辑的底基,追求“微观”或局部最优的工具性目标,并依据理性人假定推演“一般均衡”的经济世界。由此,资本的逻辑不断释放人的物质贪欲,使得物质消费过度冗余,造成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对经济社会和谐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在对工业文明范式进行扬弃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变革指明方向愿景

文明范式变革本质上是人类根据自身所处环境调整共识规则的过程。工业文明瞄准前工业文明低水平生产力的短板,推动人类文明范式变革,彻底改变物质基础薄弱对人类社会发展限制。同样地,生态文明瞄准工业文明唯物质主义下的短板,试图彻底改变精神、生态层面生产缺失对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生态文明本质上是在对工业文明范式进行扬弃的基础上,为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变革指明方向愿景。因此,只有厘清生态文明范式的主要特征与内在机制,并揭示其制度基础,才能为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范式变革找准方向。

第一,生态文明范式的主要特征。工业文明范式通过化学化、机械化等方式改造自然正常的有机循环,提升物质生产力。这种简单粗暴的改进方式,虽然为人类生存繁衍提供了充足的物质保障,但其并未考虑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间关系的维系,因而引发普遍生态危机。工业文明范式奉行经济系统单维度的利润最大化与一般均衡原则,缺少统筹协调生态保护、社会发展、经济增长的系统性思维,极易顾此失彼,以巨大社会福祉损失为代价换取表面的经济增长,阻碍社会发展。可见,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正在由保障基本生存物质需求向难度更大的满足可持续发展要求转变,必须以更高级文明范式加以应对。由此,面向人与自然间更宏大关系探索的生态文明范式应运而生。

生态文明范式变革过程中并非摒弃低物质生产,而是需要以工业文明发展带来的物质文明成果为基础,摆脱对工业文明范式下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路径依赖,探索在生态保护中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可见,生态文明范式与工业文明范式相似,同样需要通过发展物质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然而,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态文明范式强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不能随心所欲、盲目蛮干、为所欲为。人类需要实施全面节约战略,着力推动产业、能源等结构调整,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和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以及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培育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向绿色高质量转型。

工业文明范式变革促进同等级文明实现量级飞跃,而生态文明范式变革则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文明升级。工业文明范式下,财富私有化程度较高,人与人之间矛盾随着物质财富分化而被不断激化。而生态文明范式下,财富分配机制由经济单轨道向生态与经济双轨道演变,财富公有化程度不断提升,人与人之间关系由私有财富主导下的优胜劣汰竞争逐渐演变为公共财富共产共享主导下的合作共赢。同时,生态文明范式变革促使生产组织形式由资本雇佣的被动商品生产劳动转变为集体行动一致的主动生态劳动。个体得以摆脱资本束缚,实现自由而全面发展,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程度得到极大提升。

第二,生态文明范式的内在机制。工业文明范式,为人类社会塑造了一套在经济社会系统单维度行之有效的内在机制,从未在真正意义上纳入生态因素,而是停留于将生态环境损益作为外生约束。生态维度秩序混乱是引致生态危机的主要原因。生态文明范式构建涉及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内在机制,由单维的物质经济向度跃迁为多维的生态经济向度,体现在价值观念、制度体系、行为原则三个方面:

首先,价值观念遵循非线性与可循环双维度的思维逻辑。生态文明范式下,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逐渐树立,经济行为主体注重用生态经济学的理念和方法观察问题、解决问题,遵循“原材料—产品—资源再生—产品”的可持续生产消费模式;双维度指人类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长远福祉的帕累托改进逻辑,充分认可生态系统的价值及其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支撑作用,推动生态系统与经济社会系统的耦合与可持续发展。

其次,生态经济制度体系以社会福祉改善为根本遵循。生态文明范式下,人类通过建设生态经济统计体系、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生态保护制度等,构建新的生态经济维度秩序,使得生态福祉内部化,促进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耦合发展。生态文明范式将生态环境保护确立为经济发展的首要原则,生态价值逐渐被公众广泛接受,生态环境成本也受到关注。由此,生态文明范式变革的内生动力得以增强,并通过提升生态效益转化能力,对社会可持续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

最后,经济主体行为服从生态理性的原则。经济主体行为服从生态理性的原则,即经济主体从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转向追求社会整体福祉最大化为目标,并在两大系统能量可持续循环交换的要求下,由低效率、高污染、高消耗的生产方式向高效率、清洁化、低消耗的生产方式转变,从而统筹权衡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间动态变化关系,寻求物质产出效率而非简单的产出最大化的效益。人类不再以追求物欲享受为目的,而是在保障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基础上,抑制不必要的物质占有和消费欲望,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消费冗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构建生态文明发展范式的基本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对新时代新征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作出了战略部署,也对生态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是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也是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超越工业文明的新现代化道路。中国具备推动工业文明范式向生态文明范式变革的制度优势,基本路径包括夯实物质文明基础、重塑价值观念、推进制度体系建设、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四个方面。

第一,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不断突出财富的公共属性。从纵向看,生态文明是继前工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演化形成的新的文明形态,是人类社会进步演化的结果。从横向看,生态文明是继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得到充分满足后,衍生出的新的文明需求,是人类文明需求升级的结果。生态文明范式既不是急功近利地消耗生态环境创造物质财富的“享乐主义”发展模式,也不是放弃工业文明范式带来的丰富物质文明,重新回到原始生活状态的“禁欲主义”。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基本面,兜住兜牢基本民生保障底线。对此,我国在探索生态文明范式过程中,应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局部与整体、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生态文明范式强调人、自然、社会永续协调发展的状态,是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以资源环境承载力为依托,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社会。同时,生态文明范式变革补齐了工业文明范式下精神生产与生态生产短板,财富内涵深化与延展,由单一的物质领域向精神领域、生态领域扩展,人类财富积累由单纯私有物质财富数量型增长向多元化公共财富构成福祉改善演变,进而能够将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推向新的高度。

第二,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重塑价值观念,促进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生态文明范式变革是当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生态文明范式变革关键在于推动社会群体共识的一套规则范式由经济理性向生态理性转变。生态理性包涵生态价值观、绿色发展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首先,培育生态价值观。生态价值观体现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关切,只有促进人与自然关系由对立向融合转变,才能使得生态价值获得普遍认同,进而促进生态资源管理从无序低效走向有序高效,公众参与生态劳动内生动力得以大幅度提升。其次,树立绿色发展理念。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求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探索出一套全新的发展模式,即以生态优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方式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具体而言,在经济方面,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以低碳、高效、绿色的方式推动经济发展,通过绿色技术和绿色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在社会方面,绿色发展理念注重推动社会公平和全民参与,从而建立和谐良好的人际关系。在环境方面,绿色发展理念强调生态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可持续性,采取科学的环境管理和治理方式,避免对自然环境的破坏。最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从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出发,以生态文明范式变革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同时与世界分享中国生态文明范式变革的经验与成果,全面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三,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构建生态经济双维度秩序规则。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通过生态经济双维度制度构建,弥补工业文明范式下生态系统秩序缺失,并打通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相互割裂的二元关系。为此,生态文明范式变革既要构建强制性生态保护制度,也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一方面,从法律、行政管理、产权、市场等方面,建立支持生态文明范式的制度体系,包括建立生态环境破坏终身追责制、构建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机制、推动生态环保督察制度等方面;另一方面,在完善财政主导生态补偿制度,推动生态国土空间规划保护的同时,在微观层面构建完善生态产权交易市场,加快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进程,提升生态产业经济效益,完善生态红利分享机制,助力生态文明范式转型。

第四,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提高人们对生态价值的普遍认同。中国生态文明范式变革,需要培育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全面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在生态环境强约束与生态权益市场强激励制度环境下,增强清洁生产能力成为提升企业竞争能力与投资价值的重要途径,使得市场主体生产方式绿色低碳化转变的内生动力得以增强。而建立碳普惠制、加强低碳宣传教育等,则有助于引导公众养成绿色生活习惯,提高生态价值普遍认同。同时,清洁能源投资迎来广阔的发展空间,碳排放权交易市场逐步构建完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使得环境持续改善,催生绿色食品溢价现象及生态有偿体验等一批创新商业模式,生态大健康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日趋完善。只有积极提升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改善产业结构,提高能源资源配置利用效率,完善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才能促进生产生活方式绿色转型,并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消费体系,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

 

【注: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生态文明范式下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23STSA01)阶段成果】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生态文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庄贵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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