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华夏主义国际关系范式的三个构成

【摘要】中国政治文化、价值文化的核心,在于道儒法三家,更具体地说是在老子、孔子、商子(商鞅)的思想中。中国政道的高峰在老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三家各有长短,精华互补,其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构成了华夏主义。华夏主义关注人,重视道,强调法,在论述国家治理的同时,也为学术界提供了一种不同于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观察视角。

【关键词】华夏主义;老子思想;孔子思想;商子思想;国际关系理论

中华历代学术,纯为自创者,实止先秦之学。先秦以来的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的历史文化,并使中国长期成为东亚和世界领先的国家。中华文化固然博大精深,但从最本质最核心最基本的内容来说,从影响最深远最广泛的角度来说,中国政治文化、价值文化的核心,还在于道儒法三家,更具体地说是在原道、原儒、原法,在老子、孔子、商子的思想中。我们把老子、孔子、商子思想的核心和精华称之为华夏主义。华夏主义的核心思想支撑了二千多年来中国统一国家的历史的延绵发展,是国家长治久安的理论基础,民族繁荣昌盛的思想支柱,十四亿中国人可以修身养性安身立命的思想文化家园,也必将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来源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本文尝试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华夏主义视域下的国际关系理论进行一个综合的概述。

 

一、华夏主义方法论:易经思维

《易经》以它智慧、深遂、独到的思维方法,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性格和民族精神,成为老子、孔子、商鞅和管子等各家各派的共同思想根源,为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发展和研究提供了极富智慧的方法论。易经的思维也有很多样式,但作者认为对人们研究问题最有益的是整体、变化、阴阳、中和四大思维,它们构成了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思维体系。

(一)整体思维

《易经》把整个宇宙世界、人类世界视为整体,万事万物既有本质区别但又有普遍联系。事物的整体性,可以从层次、系统、综合三个角度来理解。《易经》整体思维认为世界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着普遍的联系,要从这个角度来把握事物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不能脱离这个整体来分析和把握世界,否则就会步入歧途。整体思维就是层次论、系统论、综合论,就是合起来想,分开来看,对事物的研究首先是总体把握,然后才是一分为二、一分为多,才是重点分析、局部分析。

(二)变化思维

变易是《易经》思维的主体,指出了变化的不同方式。这些变化,有直线型、渐进型、相互转化型、循环变化型。多种多样的变化,揭示了宇宙万事万物之间都在进行着万千的变化,形成了生生变化的世界和人类,这就是易经揭示的 “生生之谓易”的道理。

(三)阴阳思维

《易经》指出任何事物都包括两个方面,这种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即为阴阳。这是两个相互联系、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相互依存的因素。阴阳既是对立的,又是可转化的。一般情况下,它们相互矛盾,尖锐对立,不可调和;在一定条件下,又可以好事变坏事,坏事变好事。阴阳又是二元协调和相关的,是一种二元非对抗和转化关系,并非一定是零和关系、有你无我、你死我活的结局,大量存在的是一种相对关系,是二元互补、二元相互依存、二元相互对应。水火是互不相容的,但在《易经》中,既济卦(水在火上)和未济卦(火在水上)中却共同于一体,汉字中水与火也能和谐并存,如“淡”字 。

(四)中和思维

《易经》的最高价值是经过各种不同的路径达致和谐,它包括爻位的小和、二五爻位的中和、上下卦之间的应和、上下卦两象的象和、阳阴两大类的类和,以及包括人类和谐、天地和谐、天人和谐在内的太和,达致“保合太和”境界,即最高的和谐。中和思维就是中与正,就是渐变和反极端。《易经》的整体思维、变化思维、阴阳思维和中和思维,为人类观察世界提供了一个更加合理全面的方法论。

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的主导思维是科学范式,其基本特点是强调简约、逻辑推理,寻找普遍性结论即规律定律,建立严谨和演绎性的体系等,混淆人与自然物的根本区别,把用于自然物质研究运用的一些理论、模型、模式、定律、规律、方法等运用于人类世界和国际关系的研究领域,甚至想把国际关系学打造成一门像物理学那样真正的“科学”,因此西方的人文研究和国际关系领域都存在大量的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概念和理论,比如:唯心—唯物、资—无、公有制—私有制、个人—社会—国家、市场经济—国家调控、民主—集权、现实主义—理想主义、陆权—海权、东方—西方、我—他、美—中等。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三大范式,都要去掉国内政治,寻找一个单一的逻辑、变量和单一的结论,明显缺乏整体思维观念,事实上许多重要的国际关系问题,离开了国内政治是说不清楚的。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终结论”,把人类的历史“终结”于西方的民主制度,明显缺少变化思维,是一种很肤浅薄的历史理论;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没有二元可以对立也可共存的观念;温特(Alexander Wendt)的建构主义强调文化观念的重要性,没有政治—经济—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观念;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进攻性现实主义,鼓吹中美两个大国之间战争的必然性,也是基于大国二元对立的零和理论,看不到中美共存的可能性;由于方法论的缺陷,对于冷战体系的解体,国际金融、疫情、互联网等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解释乏力的窘境。

而在易经思维影响下,中国思想家看这些事物的角度与西方有明显的不同:心物可以对立,也可以共存融合;公有制与私有制可以混合;市场经济与央企经济共同发展;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可以兼有;陆海权可以兼顾统筹;东西方应该文明互补相互交流,集权度高的国家可以形成专制,也可以发展不同的民主制度;中美可能对抗,也可能和平共存等。因此,华夏主义范式中的思想家,虽然核心概念各不相同,但都程度不同地把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联在一起,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联在一起,个人—社会—国家联在一起,简约化的研究方法与复杂的系统联在一起,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联在一起,并不简单的强调什么主变量和因变量的必然关系,从方法论上就与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有较大的区别。

二、老子范式与国际关系

老子作为中国的伟大思想家,创建了自然主义的政治哲学,认为“道”是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宇宙和人类产生发展的根本要素,是宇宙和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势”是依道而行、以道治国的各种主客观要素的综合具体体现,是天时地利人和之总要,是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之总汇,是物质与精神之综合,是谋略与智慧之汇集;一个国家的政治好坏和国家间战争与和平的关键因素,是一个国家的政治是否尊道而行,能否以道治国,能否顺势而为,能否顺其自然。合道且顺势的,小可以胜大,弱可以胜强,柔可以胜刚,落后可以变先进,后来可以居上,边缘可以变中心。反道而行,逆势而为,则大可以变小,强可以变弱,先进可以变落后,中心可以变边缘。

(一)老子思想与国家政治与国家间政治

老子思想的整体思维,体现在老子对宇宙生成到事物的演化的论述,第42章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25章讲推天道及人道,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54章论述了治身、治家、治乡、治国、治天下的五个层次:“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这实际上涉及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层面的不同关系。

变化思维则体现在《老子》第36章的“柔弱胜刚强”、第78章的“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阴阳思维体现在《老子》第42章“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并贯穿全书,使用了大量的阴阳对举概念,无有,美恶;善不善;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如领导者—民众、官治—民治、有为—无为、平等—差异、进取—知止、古—今、战争—和平、用正—用奇、本国—天下、大国—小国等多个领域;《老子》也讲中正,反极端,故第29章讲“去甚,去奢,去泰”。

老子的思想博大精深,虽然没有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现实主义、建构主义这些概念,但包含了相当多的内涵。

老子的理论是理想主义的。在战争与和平的关系上,老子反对一切战争,第 31章言“兵者非君子之器也,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因为各种战争,无论正义还是非正义的,都给百姓带来伤害,正如《老子》第30章言“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

所以,老子是从根本上反对当时的强权政治,反对一切人为的战争,反对一切追逐国家权力和国家利益的战争的。老子在分析战争的根源时指出,天下之所以战争不断,战争频繁,是天下无道的一种表现,是统治者对权利、财富的无休止的追求导致的。《老子》第29章提及统治者总想“欲取天下而为之”,并在第46章直指根源“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统治者的欲望是导致一切战争灾难的根本原因。天下要和平,既不能依靠什么国家间力量的制衡,也不是要实行什么民主政治或消灭国家、私有制、阶级,而是要实行有道者治国,只有道治能减少战争,实现和平,让天下百姓有机会耕田种地,修养生息,过自然宁静的和平生活。《老子》第35章说,“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太”。“执大象”就是根据、依靠、遵循大道的德性,人类社会遵循着道法自然的和平法则,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与国际社会的所有国家相互往来;这种往来,是平等互利的,能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繁荣。“执大象”就是高举以道治国的大旗,把本国变成无为而治的国家,实现政府的有限治理,实现百姓的自富、自化、自正、自朴,道治国家就会变成天下百姓向往而归之的国家,天下才会消除战争,实现国家间的和平往来。

既然国家间的战争是一种客观现象,那就要为进行战争并取得战争的胜利做好谋划,如果不得不进行正义战争、自卫战争时,则必须善于作战,争取获得战争的胜利,最后达到以战止战的目标。“不得已”三字表达了老子对战争的复杂的态度,不想打,又不得不打。不想打,是因为任何战争都会对百姓造成灾难;不得不打,是因为你不打,别人要打,如果你只一味不打,就等于是自取灭亡,百姓就要遭殃,国家就要灭亡。为了生存,必须打;为了自卫,必须打;所以,老子又提出,如果“不得已而用之”,被迫进行战争,那就当如《老子》第31章所言“铦袭为上”,不战则已,战则争取打胜;战争的关键在于出其不奇,用兵贵奇,用兵贵速。如何打赢正义的战争?为此,老子又提出了“兵道”的概念,认为无为而治在政治上就是以正治国,而军事、战争之兵道,则不同于政治之道,《老子》第57章又言,“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就是说,必须要有制胜之道,就是以奇用兵,才能达到无事取天下的目的。以正治国,就是按一般规律办事;就是照游戏规则玩,就是照规矩出牌;以奇用兵,就是必须灵活行动,顺势而为,顺应战争瞬息万变的情况,出奇不意,料敌制胜,就是不按一般规律办事,就是不按游戏规则玩,就是不照规矩出牌。《老子》第 69章还对用兵的策略和战术进行了研究,指出不要先打第一枪,不要先进入他国领土,“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千万不可轻敌,“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而且任何时候不要骄傲,骄兵必败,“故称兵相若,哀者胜矣”。

但即使是自卫战争、正义战争,也必须要有限度。因此老子在30章在论述战争的不得已的性质和如何打胜正义战争之时,也一而再、再而三地把限制战争规模、时间及降低灾难性后果提了出来,指出有道者进行的正义战争,是“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强。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骄,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强”。

因此,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老子的自然主义范式,既是理想主义的,又是高度现实主义的。

(二)老子视域下的小国与大国关系

国家间的另一大问题就是小国与大国的关系,战争通常都是大国侵略欺负小国引起的,因此维护国家间关系的和平,就要面对如何化解大国与小国的矛盾。老子为此提出了“小大原则”,它包括三点。

1.以大事小,以小事大,大国宜为下

第61章言“大邦者下流也,则大者宜为下”。老子认为,大国好比江河的下游,好比天下物类的雌性,它是天下众水的汇流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能取得小国信任, 小国对大国谦下,就能被大国信任。所以有的以谦下取得信任,有的以谦下而被信任。所以,做大国的,不过分要求领导小国,做小国的,不过分要求受大国尊重。这两方面都满足了自己的愿望,归结起来,做大国的尤其要谦下。老子提出,依据自然而然之道,大国与小国的存在是一种自然现象,老子并不主张小国与大国的平等,认为大小有别,想得的利益也不同,大国要的是小国的尊重,小国要的是大国的保护,应当以不同的方式满足和实现这些不同的利益。

2.以小胜大

软弱的民众应当学会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生存,弱小的国家应当学会在强权国家的威胁之下如何保卫国家的生存,二者都应当学习柔弱胜刚强的智慧。老子之所以特别强调柔弱胜刚强,正是老子的智慧。

3.不干涉原则

小国的无为而治也不能完全保证小国不被侵略和吞并,还必须同时有大国的无为而治。只有实现了国家政治的无为而治,才不会出现大国动辄使用武力并发动战争的情况。无为而治的国家不会轻启战端。老子主张“无事取天下”,即国家间的和平和谐,在国家间关系上就是不干涉。所谓以“无事取天下”,就是让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文化、民族习惯、道德信仰自然而然地生存发展,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按照自然而然的天道,相互尊重,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得对其他国家的事务进行强制干预。小国大国关系上,也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兼具。

(三)老子视域下的正向建构与逆向建构

在《老子》一书的术道中,甚至也可以找到与建构相关的内容,但所不同的是,《老子》书中与建构相关的内容,首先是国内统治者与民众的政治关系;然后外溢到国家间关系领域。观念认同,既可以用来建构共同的政治利益,也可以用作一种解构对方的手段。这种观念相同的现象,有可能是正向建构的,也可能是表面认同,实质上是反向解构的。《老子》全书,实际上提出了两种通过建构达到目标的方法,一种是正向建构,一种是反向建构。正向建构,就是指以道治国的执政者与百姓之间,就如何实现和达到以道治国、道法自然、百姓四自等目标,采取的一种互动方法,这种正向建构的方法的特点是,执政者要理解认同百姓的想法、愿望和心声,并采取与百姓共同行动的方式,二者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目标。老子主张,以后的以道治国的执政者,就当以百姓心为心、以百姓四自为道治国家政治目的,要经常与百姓进行沟通,了解百姓的想法,倾听百姓的心声,把百姓的利益体现为治理国家的政策。为此,老子提出了两种执政者与百姓之间的双向互动的方法:一是“处民后”,“善下民”,即《老子》第66章所言,“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这就是说,以道治国的执政者,如要在百姓上面执掌政权,就必须经常下到百姓之中去,使其政策合乎下面百姓的心愿;如要站在前面以道法自然引导百姓,就必须经常深入百姓之中,跟随百姓一起前进,听百姓在说些什么,只有取得了百姓的认同,实现了百姓的目标,统治者才能实现“天下乐推”的结果,双方的目标都能实现。二是“浑其心”的路径,《老子》第49章有言,“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以道治国的执政者,只有通过与百姓保持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才能了解百姓的心是什么、利益是什么,才能在其施政过程中自觉地体现百姓的利益诉求,从而真正实现以民心为心、百姓四自的政治本质。这是 “浑其心”的路径。正向建构的例子,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中部分实现;在汉与匈奴关系、汉与满族的关系中有部分实现;但也有另一种反向的建构,表面上认同对方的观念和做法,但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表面对对方观念和做法的认同的方法解构对方,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这就是《老子》第36章提出的“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歙张弱强废兴取与”八个字,这四个反向建构过程的实现,表面上是认同对方的做法和观念,而实际上每一个进程都有可能解构对方:对方如果要走,那就要让其走,以达到让其走不成的目标;如果对方觉得自己强大,那就要向对方表达,承认对方强大,先让它觉得自己很强大,以达到想要削弱对方的目标;如果对方显耀自己的武功,那就要先让对方的武功有施展的地方,以达到废除对方武功的目标;如果对方要争取更多的地方,那就让对方先得到这些地方,以达到最后让对方失去这些地方的目标。反之亦然。反向建构的例子,在春秋时吴越关系中出现。

(四)老子范式对冷战体系解体原因的解释

虽然老子的思想产生在二千多年前,但依然可以解释许多今天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无法解释的重大问题。比如,沃尔兹(Kenneth Neal Waltz)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能够解释一些历史上的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但却不能解释冷战体系的解体,因为苏联虽然总体实力不如美国,但大体上相当,不存在冷战体系解体的重大可能。但是冷战体系却在美苏力量对比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迅速地解体了。

但二千多年前产生的老子范式,却可以从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两个方面提供比较有说服力的解释。

从国内政治来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老子》第3章所说的“为无为,则无不治”。就是说统治者不能管太多不该管的事,应当给老百姓自富、自化、自正、自朴的空间。而苏联政治却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全能政治国家,国家包办了几乎一切事务,但庞大的计划官僚制度又不能满足老百姓的物质和精神生活发展的需要,连基本的日用品都不能正常保障,百姓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不高,积累了大量的民生经济问题;二是《老子》第17章所说的“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第49章、66章提出了领导者与百姓之间的正向建构模式,指出有道的领导者,应当与百姓保持鱼水和谐关系,倾听百姓的心声,永远“以百姓心为心”,才能得到百姓真正的拥护。而苏共领导人长期脱离百姓,固执已见,骄横自大,出现了《老子》第24章所说的“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其在道也,曰余食赘行。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所以,百姓对苏共不仅“畏之”,而且“侮之”“恶之”。再加上戈尔巴乔夫(Mikhail Sergeyevich Gorbachev)的改革,很快就把苏联推向了亡国之路。

从国际政治方面来讲,老子强调有道之国,不轻易发动战争,大国对小国应当平等尊重,以大事小,以下事小,而苏联在对外关系方面,不能平等地对待华约国家,以老大自居,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甚至把坦克开进波捷匈首都,长期导致华约东欧国家对苏联的不满。苏联在20世纪60、70年代采取进攻性战略,在中蒙边境陈兵百万威胁中国的安全,在珍宝岛挑起与中国的边境冲突,十万大军侵占阿富汗,支持埃塞俄比亚门格斯图政权,支持越南在印支半岛对柬战争;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虽然对这些错误的对外行为有所纠正,但又犯了迷信西方、全盘接受西方观念的错误,成了一个反向建构的例子。苏联在一定程度上是苏联统治者认同、接受并引进西方多党竞争选举制而被解构的,也是西方长期对苏联传播其观念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加速瓦解的。苏联解体的例子正好印证了老子范式的核心思想:反道而行,逆势而为,则大可以变小,强可以变弱,先进可以变落后,中心可以变边缘,也是《老子》第16章所说的“不知常,妄作凶”。

三、孔子范式与国际关系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是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他的思想成为中国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承继华夏历史中的人文精神,又开启了华夏体系时期思想文化的新格局。他的思想对后来中国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对理解今天的国际关系也有积极的意义。

(一)孔子范式:身—家—国—天下一体

孔子范式的整体思维,反映国内政治与天下政治一体,身—家—国—天下一体一体观,天下以人为本,人性是相通的、相近的,是没有国界的,人与人是可以通过教化相互沟通的,每个人致力于修身齐家,就能达致德行的提高,从而有助于统治者实行仁政,君子有所作为,从而达致治国平天下。一国施行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道德,能得民心,受到百姓拥护。国内仁义之治施于天下,同样可以得到天下民心,产生巨大吸引力,近者悦,远者来,就会得到天下百姓的拥护。所以,孔子范式是一种伦理政治,把伦理纳维贯穿于治国治天下的过程中。以德治国的基本办法是通过教育使仁义道德施及统治者及广大民众,而国家治理的关键要通过有德行的贤人和有作为有修养的君子来实现,德行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也是实行仁道的前提。尤其要有一大批有作为的君子。国家以一批德才兼备的君子治国,就能国治而天下平,因此,人才是治国治天下的关键。

孔子范式的中正、变化思维,反映在他的中庸思想上,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忠恕,就是时中,不走极端。《论语·里仁第四》提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卫灵公第十五》言,“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中庸就是执两两中,折衷调和是其中一种最基本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但中庸又是时中,又是权变,是变化的,中庸不是机械地持中,它需要人在变化的情况下把握过、不及、两端等。孔子主张“无可无不可”“无适也,无莫也,义与之比”。所以,低级形式的中庸之道谁都能行,但时中、权变等中庸的高级形式,大多数人都难以做不到。所以《中庸》第3章又说,“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二)孔子范式的核心:仁

孔子范式的核心概念是“仁”。“仁者,人也”。仁学就是人学,仁的本质就是爱人。孔子的仁道包括人文主义、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和人才主义。

孔子的人文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礼记·祭义》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无人为大”,言天地之间没有比人更伟大的。《论语·雍也》强调“敬鬼神而远之”,与老子一起,引导华夏文明从鬼神崇拜走向人的理性世界,以人性、以人的现世生活、以人的价值观念为核心,使华夏文明从人神之际走向人人之际。

孔子的人本主义,首先是民本主义。《尚书·夏书·五子之歌》已经有“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内容。《尚书·泰誓中》又有“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孔子仁学的本质要求就是爱人,爱人在治国中就表现为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首先要求君主对民众要有仁爱之心。孔子提出了 “庶”“富”“教”三字纲领,构成了孔子的民本主义的基本内容。“庶”就是指百姓“人口众多、人丁兴旺”,“富”就是经济富裕、百姓富裕,“教”就是对民众施之以教化,提高民众的精神素质。而对统治者来说,国家治理的最高境界,就是要广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第六》提及,“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

孔子的仁学是人道主义。这种人道,即包括个人与个人、个人与家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也包括家庭与家庭、社会与社会、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对百姓和个人来说,为人之道,就是本着仁义礼智信的伦理,处理好父子、夫妻、兄弟、朋友、陌生人的关系,也是义利之道,就是《论语·子路十三》里所说的“见利思义”;对统治者来说,为君为臣之道,就是《论语·颜渊第十二》所说的“足食,足兵,民信之”;就是寡均之道、就是解决民生之道。

孔子的仁学是人才主义。孔子是以教育起家又以教育著世的,在他的仁学中,教育处于核心地位。他要回答的是人如何才能成才,成为一个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有用的人。为此,孔子倡导君子精神,主张人都应通过修身养性成为有德行的君子,而君子应当为士,士应当为仕,应当在政治生活中贯彻“仁人爱人”的仁道精神,这实际上是一种精英治国思想。仁学就是“君子学”。君子就是仁人,君子就国家的治国之才,国有君子而治,国无君子则亡。仁学的基本取向就是要培养有修养有志向的君子和人才。他的人文、人本、人道主义,都要通过君子才能实现。

孔子的仁学也是天下主义。孔子把国家人格化、个体化。在他看来,人—家—国—天下是一体的,“家”是“人”组成的家,“国”是由“家”构成的 “大家”。在这个体系中,居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权力、利益、价值或身份之类的抽象物,而是一个由有血有肉的人构成的社会,是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价值体系。在华夷关系上,虽也有一些贬低夷狄之处,但总体上主张华夷平等,主张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亲近)也,无莫(冷淡)也,义(适宜)之与比(亲近)”。在这里,孔子表现了另一种天下观,就是普天下的人和事都可以适用同一种规范和道德,并没有特别的亲疏远近,而是一视同仁。《论语·颜渊第十二》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子路第十三》言“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孔子的仁是普世的,适用于华夏,也适用于夷狄,在华夏地区要做的那些恭、敬、忠的价值,即使到了夷狄之地,也不可背弃。

(三)孔子范式中的人与国际关系

孔子范式为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提供了与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不同的三个视角。

1. 人、人民是国际关系主体的组成部分

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都视独立主权国家或独立国家联盟或者国际组织为国际关系的法人实体,基本上不论及百姓、人民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而孔子范式在两千多年前,就重视人、重视百姓在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中的作用。孔子和后来儒家的孟子、贾谊等,把民众视为国际关系的基本主体,认为民众是最重要的国家权力的组成部分,民众的利益是最重要的国家利益之一,并把争取民心、争取百姓支持视为国家政治——国家间政治的一个最重要的目标,认为得民心者得天下。国际关系的关键是能不能得到民心的支持和拥护。

孟子把孔子的民本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一步,《孟子·尽心下》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如果国君损害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百姓可以效法汤武革命推翻这个君王的统治不行仁政。孟子认为天下之本在个人身上。《孟子·离娄章句上》有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明确提出了“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仁人无敌于天下”。《孟子·公孙丑章句下》也指出,“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无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西汉初的贾谊,在思考汉匈关系时,在《新书》的《大政》、《修政语》和《匈奴》等篇中,把这种民众主义推向一个高峰,提出了民本、民命、民功、民力的观点,认为这些是治国安天下的“万世之本”。得到百姓支持的,“则其国必兴矣;士民皆苦之,则国必亡矣”。民众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力量,《新书·大政上》言,“故其民之为其上也,接敌而喜,进而不能止,敌人必骇,战由此胜也。夫民之于其上也,接而惧,必走去,战由此败也”。贾谊把以民为本的理论运用于对匈奴政策,提出汉王朝应针对匈奴民众做工作,争取匈奴民众对汉王朝的认同,并具体提出了针对匈奴民众的“德战”,《新书·匈奴上》说,使“单于无臣之使,无民之守”,不得不“请归陛下之义”,“此谓战德”。

2.人的基本理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春秋时遵循的国际秩序主要是以周礼为准则,但当时各国都不执行周礼,而周朝已经无力维持这种过时的国际秩序了。这个时候,其他诸侯国遇到明显违反周礼准则的现象时,应当如何行动?孔子和后来的孟子对这种现象也进行了思考。公元前481年,鲁国身边的齐国发生弑君行为,孔子希望鲁国进行干预。“齐陈恒弑其君壬于舒州。孔丘三日齐(斋戒),而请伐齐三”,但鲁国无力干涉,只好作罢。这一思想的萌芽后来被孟子发展为仁义干涉主义。公元前318年至公元前314年,燕国发生了子之之乱,燕国大乱三年,齐国国君向孟子征求意见。孟子在这个背景下提出了仁义干涉的思想。主张一国如果行仁义,则可以出兵对这种现象进行干预,因为仁义是一种普世的理标准,当然也就成为国际秩序的标准。一个国家的行事不合乎这个标准,别的国家就有权进行干涉。也可以说,仁义是没有国界的,关键是看这种干涉是否利于民众,干涉只要符合仁义且利于民众,就是仁战,就是正义的战争。凡是拯救他国人民于水火之中的战争,都是仁战。孟子认为,当天下大乱际,应当有一个大国出来承担以仁义一统天下的大任,以解万民以倒悬之中。《孟子·公孙九章句上·凡九章》中所言, “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于此时者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时者也。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所以,“为天吏,则可以伐之”。

3.人才是国家政治和国家间政治的关键性因素

国家间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论语·为政》有言:“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孔子总结历史上尧舜和周文武治道的经验,认为这两个治世之所以出现,主要就是有一批贤人。《论语·泰伯》有言,“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文武之治也在于武王所说的 “予有乱臣十人”。《中庸·第二十章》总结孔子的思想,把它们归结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人”,即一个国家能不能治理好,关键在于举贤才。

(四)孔子范式对国际关系重大问题的解释

孔子范式的核心思想对理解国际关系也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为解释一些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百姓从来没有进入过西方主流的国际关系研究视野。但在儒家的视角中,国际关系本质上不仅仅是各国政府间关系(它当然是主体),而且也是各国民众间的关系、本国民众与本国政府的关系、本国政府与他国民众的关系。民众以不同的方式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一是民众对本国或他国当政者的支持还是反对,不仅改变国内政治,也会对国际政治产生重大影响。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响应,不仅推翻了秦王朝,而且也改变了汉强匈弱的格局;波斯尼亚青年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枪杀奥匈帝国皇位继承人斐迪南大公(Archduke Franz Ferdinand of Austria)引发世界大战;美国百姓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使美国政府被迫从越南撤军;二是民众有组织或自发的人口迁移加剧国际局势演变。东德百姓出逃西德,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的百姓出逃奥地利,都加剧了东欧局势的演变;匈奴人向西迁徙引发了欧洲局势的大变化,加剧了西罗马帝国的灭亡;今天欧洲美国都有重大的移民问题。

四、商子范式与国际关系

秦国在春秋时期一直是个落后国家,但在商鞅以法治国的政治实践之后,迅速走上了国家强大的道路,维持了一百多年的强势发展,并能在战国七雄中最后取得成功,为华夏国家的政治统一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一)商子范式的理论逻辑

商子认为,人性好利,本恶且自私,因此人与人之间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形成利益的竞争关系。人与人竞争,就要有实力,国家与国家竞争,也要有实力。国家实力的根本在富国强兵:富国就要抓住经济的根本,就是搞好农业,争取农民,稳定农村,促进粮食增加;强兵就要严明纪律,奖罚分明;而富国强兵的前提则是制度变革,削弱贵族,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科层官吏制度,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实行以法治国。商子范式的灵魂在于因循变化,强国利民,求真务实,赏罚分明,创新图强。

(二)商子范式的思维

商子范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了易经的四大思维。商子范式最接近西方的现实主义流派,但又与西方的现实主义只讲国家间政治不讲国内政治,只讲政治不讲或少讲经济、军事、产业的理论有很大不同。它强调国内政治与国家间政治的一体化。商鞅推动秦国变革的根本动力来源于国家间竞争,以外部压力推动秦国的国内政治改革;商子范式的政治、经济、军事是一体化的,商子和其他法家都是高度现实主义的,强调权力与利益,但其实也都有理想主义成分,希望以现实主义的手段达到理想主义的目标:以战去战,以兵去兵,以刑去刑,以严峻的法治达成国家的至德。这反映了商子范式的整体思维。商子范式最突出的是变革思维,反对守旧,强调创新,主张根据变化的形势应对国内外局势而不是局限于古人的遗训,认为法治代替人治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阴阳思维则体现在利益和强制机制上,主张赏罚分明,论功行赏,利益驱动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强制则是发展的保障机制。两者互补形成国家治理的驱动力。商子范式欠缺中正思维,走的路线比较极端,没有处理好经济与文化、农业与商业、强国与利民的关系,基本没有民本、民心的概念。

(三)商子范式对当今大国竞争的六点启示

商子范式的时代距我们已经很遥远了,但也距我们很近。今天的时代,虽然不是战国的吞并时代,但仍然是一个激烈的大国竞争时代。弱肉强食的现象还在不断重现,霸权主义强权政治还没有退出舞台,战争依然不断。那些在大国竞争中失败的国家,一样会被分彊裂土,被挤出国际社会的主要舞台。因此,商鞅在那个大国竞争时代处理的许多问题,在今天仍然具有现实的意义。商鞅在大国竞争时代提出的治国理政的思想,对于理解今天的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仍然具有非常现实的价值。

1.强国家仍然是大国竞争的基本模式

大国竞争依赖国家的综合实力,但首先还是奉行强国家模式。举目远望,当今世界的治理模式,不论民主制国家还是非民主制国家,几乎都是强国家模式。商子的强国家模式,就是统一国家政权、统一军队、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化(文字)、统一法制。这六个统一的强国家模式,使秦国率先走出封建时代,而进入现代政治国家行列。按西方政治思想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弗朗西斯·福山等的说法,全世界现代国家的基本标准有三个:民主、法治、科层官吏制,而后者首先诞生于商鞅变革后的秦国。

2.抓战略产业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

什么是战略产业?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内容。但不论什么时代,所谓战略产业,就是对国家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产业。在商鞅那个时代,农业就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产业。所以,当时商鞅以农战第一作为秦国发展的战略,紧紧抓住农业不放松,凡有利于发展农业的,就做,凡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先放一边。虽然不免有所失衡,但总的来说,是成功的。秦国的农业发展,粮食增加,农战一体,把农民视为国家的主要职业,是秦国发展成功的关键。后来的中国历史发展也证明,中国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业,以农村为国家生存的主要区域,以农民为国家主要人口构成的国家,凡是抓住了农业农村农民这个关键词的,就能成功。当然,今天的农村农业农民,已经不再是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产业了。中国一定要紧紧抓住那些对中国未来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略产业,这是保证中国在大国竞争时代胜出的关键。

3.以法治国依然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因素

在商鞅时代,商鞅为秦国制定了以法治国的总纲领,把国家的一切领域、一切事业都纳入法治轨道,一切缘法而治,非法者不听、不行、不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依法治国从上做起,保证了秦国治理的有序、效率、速度和执行力,是秦国最终能在大国竞争中胜出的国内制度保证。美国之所以衰而不败,其中原因之一也在于其法治体系比较强大。今天的中国在法治方面已经迈进了一大步,但依然需要用以法治国的精神治理国家事务的方方面面。以法治国与强国家模式是可兼容的。强国家更需要用法来制约和治理,同样,强大的法治体系也需要强大的国家权力支持和实行。

4.人才竞争依然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

大国竞争,竞争的是人才、能力、智慧。谁能把有能力的人放在国家的关键岗位,谁就能在大国竞争中占据优势。当年商鞅把法家唯才是用的原则用在秦国,制订了一整套提拔人才的制度和办法,根本的一条,就是打破贵族世袭、血缘、亲情,打破小圈圈、小帮派、小团体、小家族的制约,以粮功、军功、政功等实际的事功主义选拔任用人才,保证了秦国国家治理的能力、效率、速度和效果。同时提出了徕民的思想,不拘一格重用不同国家的人才。在整个战国时期,秦国是任用本国以外的人才并提拔他们担任最重要职务最多的国家。秦国本是一个人才非常缺乏的国家,文化落后,教育落后,人才也落后,但商鞅改革在吸收外来人才上下功夫,把一大批外来人才吸引到秦国,在国内又创造了让人才脱颖而出的制度,导致秦国人才辈出,文有文臣,武有武将,保证了秦国在大国竞争中的人才需要。

5.打造一支能打胜仗的军队是大国竞争的基本保证

商鞅所处的时代,首先是要保证秦国能从魏国手中收回河西地,所以打造强大的能打胜仗的军队,这成为商鞅大国竞争思想的基本内容。而当时的魏国,就是当时的霸权国家,是一流的军事强国。为了打造能战胜魏国的军队,商鞅不仅在以法治军、军功人才选拔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在秦军的作战方式、战略战术、行军布阵等方面都有所创新,为秦国打造了一支新式军队,这支军队战斗力特别强,纪律性特别强,作战特别勇敢,为以后秦国一统六国奠定了军事基础。

今天的大国竞争,强大的军队依然是坚强后盾、基本保证。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国家,不对外侵略扩张,但必须要有强大的自卫能力和自保能力,必须要有击退外来侵略的军事能力。如何能在高科技条件下打赢战争,如何保证中国的领土安全、政治安全、资源安全、人民和企业海外财产和生命安全,是一个复杂的任务。我们今天仍然要学习商鞅的精神,在打造新式军队、新的作战方式、新的战略战术方面下功夫。

6.改革创新是在大国竞争永恒的动力

大国竞争比拼制度创新力。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永恒不变;没有一种办法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再好的制度都会逐渐变得僵化;再好的办法都会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一个国家要想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随时改革不合理的旧制度,随时准备学习他国的长处,保守必然落后,僵化必然停滞。商鞅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使秦国大为改观,靠的就是学习和借鉴在魏国、赵国学到的好经验好办法,并且使之与秦国的国情结合,结果使得秦国有了一系列的新制度,从而使秦国后来居上,一跃而成为先进强大国家。而原来先进和强大的国家,如魏国和齐国,不能保持连续的创新,国力就不断下降。而在今天,导致美国衰退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僵化,两党的竞争使整个社会极化和分裂。中国之所以能有今天的发展,其根本原因也在改革开放路线改变了整个中国,给中国带来强大的动力。但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多年,有些不太好的制度还没有进行重大的变革,有些改革后建立的新制度也开始出现问题,需要进行再改革,所以,继续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各方面的改革,仍然是中国在大国竞争中胜出所必须要进行的任务。

结语

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高度,是由道儒法三家的精华界定的。中国政道的高峰在老子,人道的高峰在孔子,治道的高峰在商鞅。三家有所长有所短,三家精华互补中国就发展繁荣稳定,三家相互诋毁国家治理就失衡失序,三家短处混合,国家就停滞失败动乱。老子重道重德有法,孔子重德有道少法,商子重法有道少德。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老子范式比较全面,但也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论述;孔子范式虽然也重视足兵足食,但重心在强调民心、民德、民力,如何足兵足食以在大国竞争中保持不败,则缺乏更多的阐述;商子范式强调了富国强兵,但缺乏道与德的引领。但三家范式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合起来就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华夏主义的国际关系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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