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与张笃庆

在蒲松龄一生的交往中,堪称挚友的,张笃庆要算是一位。

张笃庆字历友,号厚斋,世居淄川县西南二十馀里的昆仑山下。这个昆仑山的主峰,在周围数十里的地方要算是最挺拔、蔚秀,颇为壮观,再加上山名响亮,所以,他便又自号昆仑山人。

论家世,张笃庆远比蒲松龄尊贵。他高祖张敬,字尔如,号松石,明嘉靖戊午举人,万历丁丑进士,官礼部仪制司主事,有《张仪部集》。曾祖张至发,字圣鹄,号宪松,万历辛丑进士,历官玉田知县、大理寺丞、光禄寺卿、刑部侍郎,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居相位数年,告病驰驿回籍,卒赠太子少保,赐茔田八百亩(《明史》卷二百五十三)。

明崇祯十五年(1642)正月,张笃庆生。其时,张至发尚在。据张笃庆《厚斋自撰年谱》记载:

是时先相国居里,以左髀抱疴,艰于动履,年已古稀,日夜冀得曾孙,以娱暮景。已而闻吾父诞育不肖,冁然慰悦,病体为之少减,赐予乳名重庆,谓家瑞稠叠也。弥月后,每呼乳母不时抱持至榻前,抚摩含饴,以为笑乐,锦袭绣褓,殆朝夕无间矣。余兄弟惟余齿最长,得奉相国颜色者累月,实生平大幸也。

此事在襁褓中的小重庆,自然毫无所知。无疑是后来父母向他讲述的,但他却一直铭记在心,直到晚年自作年谱时还感到非常之荣幸。

不过,张笃庆的祖父张泰象(字仲开)、父亲张绂(字孔绣),都没有能进入仕途,仅以贡生终老。入清之后,作为前朝相国之家自然就不如过去那么显赫。特别是经过顺治五年(1648)高苑民谢迁起义一度占据淄川之乱,张家更急遽地败落下来。这一方面是由于谢迁起义军对淄川缙绅人家进行了惩罚,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张泰象的堂弟张泰瑞被杀害,张绂“自晦于酒人,佯狂以免”(王士禛《带经堂集》卷七十九《明经张先生传》)。另一方面,乱后有人告发谢迁起义军曾在张家于益都鹿角山构筑的一座用以避乱的房舍中屯聚过,有“窝藏剧贼”的重大嫌疑,张绂的两位叔父及诸弟均被官府拘捕。经过多方奔走,到北京打点,贿赂当事,最后“冤狱”是解除了,人都放了出来,但银子却花去很多,结果是“美产冰消,旧业瓦解矣”(《厚斋自撰年谱》)。此后,张笃庆家只是个还保留着旧世家的门望的一般殷实户而已。

蒲松龄与张笃庆结识,始于他们同是少年得意时。顺治十三年(1656)冬,施闰章奉使督学山东,翌年正月,试各郡所取童生,宣示:“能作诗赋者,许各展所长。”年仅十六岁的张笃庆颇有点“初生犊儿不畏虎”的气概,按题作完八股文,于交卷后,请题赋诗。施闰章命以“画牛”为题,张笃庆略加构思,挥笔而就。施闰章是位饱学之士,又是著名诗人,远非一般试官可比。他看出这个少年人颇有些诗才,连正场所作制艺写得如何都置之不顾,便“面许采芹”了。《厚斋自撰年谱》记述此事后说:“此正所云:‘一日遇知己,终身念旧恩。’”

蒲松龄年长张笃庆两岁,也在下一年的童试中,以县、府、道三第一进学。道试正场为两篇四书文。施闰章出的题目为《蚤起》、《一勺之多》。蒲松龄写的两篇制艺,大为施闰章所赏,给予了极佳的评语:“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直足以维风移俗。次,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转引自路大荒《蒲松龄年谱》)这自然就“文名藉藉诸生间”了。

蒲松龄和张笃庆同邑,年纪也相近,又都是初战告捷,在有文名的学道手下少年进学,在当地的书生中要算是很出类拔萃的了。他们自己不免颇意气扬扬,踌躇满志。俗话说:“惺惺惜惺惺。”两人很自然地乐于接近,相互切磋,结成了要在科举道路上并翼齐飞的旅伴。

前人为蒲松龄和张笃庆作传,总好提及他们结“郢中社”一事。那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他们和同邑的李尧臣(字希梅)、王甡(字鹿瞻,张笃庆的表兄),以及张笃庆的二弟履庆(字视旋,号顾斋),决定经常聚会,在研讨学业之馀寄兴诗歌,“标壮采,抽藻思”。蒲松龄有《郢中社序》,阐述他们结社之宗旨。序云:

谢家嘲风弄月,遂足为学士之章程乎哉?余不谓其然。顾当今以时艺试士,则诗之为物,亦魔道也,分之外者也。然酒茗之宴好,人人有之,而窃见夫酒朋赌社,两两相征逐,笑谑哄堂,遂至如太真终日无鄙语;不则喝雉呼卢,以消永夜,一掷千金,是为豪耳。耗精神于呼号,掷光阴于醉梦,殊可惜也。余与李子希梅,寓居东郭,与王子鹿瞻、张子历友诸昆仲,一埤堄之隔,故不时得相晤,晤时瀹茗倾谈,移晷乃散。因思良朋聚首,不可以清谈了之,约以宴集之馀晷,作寄兴之生涯,聚固不可以时限,诗亦不以格拘,成时共载一卷,遂以“郢中”名社。……抑且由此学问可以相长,躁志可以潜消,于文业亦非无补。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蒲松龄、张笃庆这伙少年书生的精神状态:他们富有少年人的朝气和上进心,不愿虚度光阴,更鄙视那种庸俗无聊、损身耗神的酒赌生涯。并且,他们也并不那么狭隘,除了八股文这块敲门砖,就别的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他们颇有些抱负,要在学问、道德修养、文思辞藻诸方面,都有所进步。自然,他们还是以举业为重,把寄兴诗词只看作“分之外”的馀业。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是个“以时艺试士”的时代,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努力作好八股文,便不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即使是诗词写得再好,也免不了落得怀才不遇,抱恨终生,即使是专心致力举业,又有几个能够蟾宫折桂!

蒲松龄和张笃庆,每年都要应付学道大人检查生员学业的岁考、科考,要三年一次到济南府去应竞争激烈的乡试,除非岁考、科考不合格,罚停乡试。这是要付出许多时间和精力的,这“分之外”的寄兴生涯自不能尽兴而为。所以,为后来本地文人们称道的这个郢中诗社,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可称道的,可以说是名不副实,除了给他们后来留下了一些美好的回忆,而且这种回忆还总是夹杂着抚今追昔的哀愁,此外便没有什么可说的了。现存的蒲松龄一千馀首诗中,没有一首郢中诗社的唱和之作。张笃庆的《昆仑山房集》,可谓卷帙浩繁,郢中社集唱和之作也不多见,只有《希梅、留仙自明湖归,与顾当如社集同赋》、《龙兴寺同蒋左箴、王鹿瞻、蒲留仙限韵》、《同留仙、希梅及锡、履两弟月夜泛舟西溪,分韵得洲字》、《与同社诸子论诗》数题,这数题还是结社后五六年写的。可见他们自己就不大看重他们年轻时社集之作。古人有所谓“悔其少作”之说,他们大概也是这样。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社集的次数,也并不多。

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张笃庆和李希梅,并不是一条阳关大道。他们在少年进学颇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屡战屡北,每当子、卯、午、酉年秋试,名落孙山,如“病鲤暴鳃,飞鸿铩羽”,怀着“何以见江东父老”的心情,“嗒然垂首归去”时,那滋味是非常不好受的,两三次以后,就不免产生失意、苦闷、悲哀的情绪。康熙五年(1666),他们乡试归来,蒲松龄落榜,张笃庆因病未能入围,心情悒郁,数十日闭门不出。岁暮,蒲松龄致书张笃庆,以示慰藉,遗憾的是这封信现已不存。不过,张笃庆接到蒲松龄的信后,有《寄留仙、希梅六首》,以诗代柬,其一云:

历下归来后,松关尽日虚。

黄花秋已过,雨雪岁将除。

病里依耽酒,愁中罢著书。

故人寄尺素,长跪意踟蹰。

就表明确有其事。下面几首抒写他们落拓不遇的愁苦,调子很低沉。其二云:

每忆昔游日,披襟羡尔豪。

缄书歌下里,魂梦在东皋。

聚散同回首,浮沉自我曹。

知音寥落甚,《白雪》向谁操?

其三云:

萧瑟栖穷巷,行吟孝水滨。

世情方贱士,吾道固长贫。

白石悲长夜,青灯痛古人。

闭关吾有作,为尔苦重陈。

其四云:

非是甘丘壑,青云计未成。

论文留古道,阅世见人情。

困顿每贫病,艰难重友生。

故人今尚尔,相望隔柴荆。

即使不再援引最后两首中的悲苦诗句,我们也足以感到一次科举考试的挫折,对他们这类不甘丘壑、一心一意要上青云的书生的打击是多么重,竟至在一段时间里心灰意懒,仿佛失去了生活的力量,每每除了借酒消愁,别的就全无心肠了。在他们的悲哀心情中,也带有几分愤世的牢骚,把自己的怀才不遇的原因,归咎于“世情”不良,将读书人看得一钱不值。他们也并不掩饰自己的功名心,“非是甘丘壑,青云计未成”,他们所悲的就是不能通过科举的阶梯,青云直上。这一组诗,可以说是较为直率而真切地抒发了他们困于场屋的苦闷、悲哀的心情。“困顿每贫病,艰难重友生。”事实正是这样:如果说他们的结交是出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要切磋琢磨,共同在科举道路上前进,那么两人受阻于乡试一关,一次一次地共同领受那种科场的窘状和名落孙山的痛苦,同病相怜,相濡以沫,就成了他们情谊的纽带和重要内容。

张笃庆和蒲松龄稍有不同的是,他曾经一度有所转机,面前闪现出了一线希望。那就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他考中了山东第一名拔贡,翌年春天进北京入国子监,准备参加那年的顺天乡试。因为其家在前朝颇为显贵,现在朝廷官员中还有亲故,所以,他到北京后,有人提携、照顾。《厚斋自撰年谱》记云:

丁卯二月,赴都入监,留应秋试。大司成曹峨嵋(禾)知遇,手其诗篇,逢人说项,海内知名人士,往往先期结纳。

下文所列名士,有吴江张尚瑗(字弘蘧)、青浦王原(字令贻)、华亭周稚廉(字冰持)诸诗人。此时,他有《寄留仙、希梅诸人》,诗云:

清明时节杏花风,有客南来类转蓬。

驽马自惭过冀北,神鱼终羡奋天东。

故人诗酒迟经岁,海国文章赖数公。

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词意虽不浮露,并不盛气凌人,但也见得一时颇为得意,以为功名已经在望,所以勉励故乡友人一同努力进取。说“驽马自惭”,不过是谦虚语,以便引出“神鱼终羡奋天东”一句。这后一句是用《庄子·逍遥游》首段“北冥有鱼”,化而为鹏,“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之意,说是“终羡奋天东”,其实含有自信必将“奋天东”的意思。最后劝蒲松龄“且莫竞谈空”,就是要蒲松龄少写或不写《聊斋志异》的狐鬼故事,集中精力搞举业,以便和他一起奋飞,实现青云之志。可以想见,张笃庆此时是自以为大有希望,要捷足先登了。然而,这也不过是一场虚热闹、空欢喜,他原以为换个考试场所就可能免掉晦气,摆脱厄运,而吉星高照了,结果还是没有能中式,放榜后便伤心地回到故乡来了。如果说此次进京还有些收获,那就是名气开始冲出了本邑的范围。

蒲松龄和张笃庆,两人一生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一样的。他们都是长时期在科举道路上顽强而痛苦地挣扎着,一直挣扎到年逾花甲,也未能中举,而且都是长时期在缙绅之家坐馆,一面教书,一面按期参加考试,既维持了家庭生计,又不误举业。在这方面,张笃庆比蒲松龄还早。康熙十年(1671),也就是蒲松龄应聘南游作幕归来的那一年,张笃庆就到章丘县焦家去做西宾了。《厚斋自撰年谱》于是年记载:

春,阳丘焦侍御延予与其仲子上善同砚席。

阳丘为章丘古名。焦侍御名毓瑞,字辑五,号石虹,顺治六年(1649)进士,时官都察院御史,后官至户部侍郎(《章丘县志》卷十一)。大约两家原有世谊,不单纯是主宾关系,所以,张笃庆在焦家相处得也像蒲松龄在西铺毕家一样的比较融洽,时间也很长。《厚斋自撰年谱》中曾言及:

余设帐阳丘,共二十年。前十年,与焦简庵共笔砚,为素心之交;后十年,其二子从余游。

焦简庵为焦毓瑞之次子,名舜同,号上善。焦舜同二子,一名绾祚,一名绥祚。他们都是张笃庆的弟子。与蒲松龄不同的是,蒲松龄在毕家没有教出一个科举及第的弟子,而张笃庆所教的焦绥祚,却青出于蓝,康熙二十六年曾与馆师张笃庆一同入监,应顺天乡试,那次虽未中式,后来却于康熙五十年中举,又二年进士及第,进入了仕途(《章丘县志》卷十一)。张笃庆自己困于场屋,终身未遇,毕竟还教出了一个进士及第的弟子,情况很有点像蒲松龄笔下的淮阳叶生,虽然他不可能像叶生那样死后魂灵还留在人间应试中个经魁。有了个及第的弟子,张笃庆也可以像叶生那样说:“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聊斋志异·叶生》)而蒲松龄却连这样一点点差可自慰的事情也没有啊!

蒲松龄和张笃庆还有个一样的地方,就是两人都曾一度极短时间里为人作幕。蒲松龄应聘去江苏宝应县为在那里做县令的孙蕙帮办文牍,时在中年;而张笃庆却是在年近花甲的时候,才应湖北钟祥县令焦毓鼎之聘去那里做文牍师爷的。焦毓鼎字象九,号讯庵,焦毓瑞族弟,康熙三十年进士,授钟祥令(《章丘县志》卷十一)。蒲松龄与张笃庆南游作幕,都是头年去,次年回,为时仅一年。在蒲松龄,那是因为他不甘心仰人鼻息,以作幕了此一生,还想在科举上再挣扎一番;而张笃庆则是由于年老体弱,不适应古郢地的水土,在那里病卧在床数月,怕把一付老骨头撂在了数千里之外的异乡。

康熙四十年(1701)十月,张笃庆回到了淄川昆仑山下的家中,蒲松龄闻讯有诗致候问,题为《辛巳冬,闻历友自湖北归,怀以二律》,诗云:

风雨怀人晚尤剧,可堪长在别离中?

十年老友晨星散,百岁韶华逆旅同。

历尽艰难消壮节,凋残鬓发感秋蓬。

何时一话南游快,共放寒灯彻夜红。

几载长离短发苍,怀人犹忆旧时狂。

年销驴背红尘里,醉卧垆头少妇旁。

世上独醒惟二老,市中歌泣欲将相。

迩来衰惫惭君甚,游兴萧条久已忘。

可以看得出来,由于遭逢相似,同病相怜,两人的友情直到老年还是那么执着,可谓有始有终了。是的,蒲松龄与张笃庆两人,一生保持着诚笃的友谊,其他人是不可以比拟的。譬如王士禛、唐梦赉诸人,由于地位悬殊和年辈上的差距,与蒲松龄不属一般朋友关系;袁藩、王观正诸人,虽然年龄、地位相近,一度比较亲密,但毕竟交往时间不长久,短短数年便长别离了。再如孙蕙,蒲松龄与他虽然曾一度亲近过,曾为之佐幕一载,但后来却由于孙蕙官做大了,其族人、奴仆又横行乡里,二人的关系也就疏远了,可以说是有善始而未得善终。

这里想再讲及另一位郢中社友王鹿瞻。王鹿瞻,张笃庆自撰年谱中多次提及其人,称之为表兄;然《淄川县志》中却查不到他的名字,可能他仅止进过学而已。《诗经·大雅·桑柔》:“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据此,推断王鹿瞻名甡。蒲松龄同王鹿瞻,最初的关系是友好的。蒲松龄在宝应为孙蕙做幕宾时,王鹿瞻也在瓜洲为扬州江防同知邱璐(字荆石,淄川人,与蒲松龄亦有交往)之幕宾。蒲松龄有诗寄怀云:“家中隔一山,犹恨不同里。今日限重江,而乃如邻比。宁不愁参商?共饮一乡水。”(《王鹿瞻在瓜州邱荆石幕,作此寄之》)而后来,因为王鹿瞻有“季常之惧”,听任其妻子将其老父逐出家门,致使老人死在了异乡旅店中。对此,蒲松龄出于义愤,曾致书责之,说:

兄不能禁狮吼之逐翁,又不如牛犊之从母,以致云水茫茫,莫可问讯,此千人之所共指!

接着稍作委曲,规劝王鹿瞻速备棺木,戴星而往,扶榇来归。最后又正告王鹿瞻:如若不然,惹起亲故之怒,诉诸官府,“则恶名彰闻,永不齿于人世矣!”(《与王鹿瞻》)

《聊斋志异》里有一篇《马介甫》,写杨万石怕老婆,听任妻子像对待奴仆一样地对待自己的父亲,中间也有一段狮吼逐翁的情节。我以为这篇作品很可能是有感于社友王鹿瞻惧内之甚而发的,小说人物杨万石就是以王鹿瞻为模特儿创造出来的,自然是经过了艺术的虚构,并非如实地记录其事。篇中的异人马介甫,也可以说是包括蒲松龄本人在内的曾劝诫、批评过王鹿瞻的同邑友好的意象化的人物。试看篇末一大段骈文,极写惧内之丑态,可谓酣畅淋漓。没有实际的生活感受,蒲松龄是写不出来的。故事结尾处又云:“此事余不知究竟,后数行乃毕公权撰成之。”毕公权名世持,蒲氏馆东族中的一位才子。篇末缀此一语,亦大可玩味。后来,蒲松龄鄙王鹿瞻之为人,大约就终止了交谊,诗中再也见不到其名字了。

自然,在蒲松龄的挚友中,还有李尧臣,一生也困于场屋。李尧臣和蒲松龄、张笃庆三人一生未断交往,又都靠着自己的勤学,在文学上取得了些成就,在当地赢得了些名声,被称为郢中社三友。然而,李尧臣却饶有家产,一生居家温饱无虞,没有像蒲松龄、张笃庆那样迫于生计,不得不长时期在外面坐馆。所以说,同蒲松龄一生的经历、遭遇和所经受的苦乐最相似的,还要算是张笃庆。

康熙四十九年(1710),蒲松龄、张笃庆和李尧臣都到了古稀之年。春正月,淄川县举行乡饮酒礼,他们三人都以年高德劭被举为乡饮介宾。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荣誉。典礼举行过后,蒲松龄归作绝句一首,云:

忆昔狂歌共晨夕,相期矫首跃龙津。

谁知一事无成就,共作白头会上人。

——《张历友、李希梅为乡饮宾介,仆以老生忝与末座,归作口号》

此诗大开大合,前一联说他们少年得意,结郢中社,相互砥砺,以期科举及第,直上青云;后一联则陡然落到五十年后的今天,说一生一事无成,仅仅落得个乡饮介宾的荣誉,令人哭笑不得。这一开一合,就形象地概括了他们怀才不遇的一生,个中寄寓着无限的感慨。

不过,说“一事无成”,也未必然,至少是不能一概而论。蒲松龄在文学上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只是他生前无法正确地估计自己的《聊斋志异》的价值和影响。张笃庆也不无成就,他的《昆仑山房诗集》虽然未能刊行,但也还为他赢得了些名声,能在《清史列传》和《清史稿》中有传,也就不简单了。只是李尧臣较差而已。

上面叙述了蒲松龄和张笃庆两人一生经历、遭遇的相似,及他们之间的诚笃的友谊,下面该讲一讲他们两人的差异了。

蒲松龄和张笃庆两人的声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形成了非常有趣的反差现象:蒲松龄越来越受到尊重,名气越来越大,并且越过了国界,进入了世界伟大作家之林;而张笃庆越来越不为人所知,生前已有诗名,身后在一段时间里仍被推为山东第一流的诗人,可是现在的文学史著作中就找不到他的名字了。这原因何在呢?

蒲松龄和张笃庆,都热衷于举业,可谓志同道合,但两人的文学志趣和才能发挥,却颇为不同。这从他们少年进学的考试中就显示出来了。张笃庆以一诗蒙学政大人“面许采芹”,这固然带有偶然性,但却也表明他确乎有些诗才。蒲松龄以八股文取得县、府、道三第一入泮,似乎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可是读一读他应道试所作的首艺,便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首艺题为《蚤起》,出自《孟子·离娄》篇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章。蒲松龄所作的八股文,世不多见,文亦不长,兹全录《蚤起》如下:

起而蚤也,瞷之计决矣。夫齐妇之起,何以蚤也?惟瞷良人之故。尝观富贵之中,皆劳人也。君子逐逐于朝,小人逐逐于野,为富贵也。至于身不富贵,则又汲汲焉伺候于富贵之门,而犹恐其相见之晚。若乃优游晏起而漠然无所事者,非放达之高人,则深闺之女子耳。而齐人之妇则又不然,其疑良人也,既与妾谋,所以瞷之已。存瞷之心,为瞷之计,而熟思瞷之术。当此际也,必有辗转反侧,不能终夜者矣。疑其所之,计其所之,而且审思其所之。当斯夜也,必有晤言不寐,坐以待旦者矣。于是窃窃然而自念也,曰吾起乎?因思良人之出也,奔走唯恐其后,使良人起而我不起,则闺阁之步又缓于男子,恐我起而良人出,我出而良人渺矣,可若何?又忆良人之归也,趋赴每悔其晚,使良人起而我始起也,则膏沐之事倍多于弁冕,恐起者犹在室,而出者已在途矣,可若何?如是,则起之不可不蚤也。维时明星灿矣,良人方踟蹰而欲兴,而中馈之人已难于梦寐。东方白矣,妾犹抱衾裯而自若,而有心之妇已颠倒其衣裳。当此之时,苟非富贵之家,当自恤纬中宵,分馀明于邻壁。使良人而不富贵,则不蚤者其暂,而蚤者其常也,故惴惴焉惟恐其伪也。有所恐焉而起,则虽蚤而不知其苦。抑彼之时,意彼富贵之人,方与小星三五,乐飞虫之同梦。使良人而果富贵,则起之时少,而不起之时多也,故切切焉犹冀其真也。有所冀焉而起,则虽蚤犹不觉其劳。此起也,齐人疑焉未可知也,不蚤于前而独蚤于今,其喜我富贵乎?将必曰:我行逝矣,子胡为者?而妇不应也。此起也,齐人幸焉未可知也。未起不敢先,既起不敢后,其敬我富贵乎?将必曰:子姑休矣,无相劳也。而妇亦不顾也。无何,良人出,妇隐告妾:姑掩关以相待矣,我去矣。

这篇制艺文,虽然是照八股格式写的,但并非一本正经地阐明书义,作抽象的说教,而是揣摩齐人之妻欲侦伺齐人外出真相而早起的种种心理、情状,可谓真切生动,确如当时身为学政的文豪施闰章所评:“将一时富贵丑态,毕露于(“蚤起”)二字之上。”从这里明显地可以看出,作者很善于摹写世情,富有小说家的气质,用这种文笔去写小说,那会是很出色的。然而,这毕竟不合乎八股文的格调。文学家施闰章慧眼识文才,加以垂青,置诸案首,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遇到一般的平庸的学官,以八股文的死板格局,来评阅蒲松龄的这种卷子,恐怕就会弃而不取,打入落卷中去了。这大概就是蒲松龄终身困于乡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像施闰章这样的考官毕竟是难得一遇,帘内诸公大都是以八股文为敲门砖而进身的,有学问、有文学修养者极少,他们评阅蒲松龄此等颇有点出格的文章,用《聊斋志异·贾奉雉》篇中点化主人公看破科举而出世的郎姓异人的话来说,是不会“另换一副眼睛肺肠也”。

如果说,蒲松龄和张笃庆两人志趣、才能之不同,在他们进学的道试中还表现得不够明显,那么后来不久,他们在举业之外各自选择的文学事业上,就暴露得日益明显化了。

康熙三年(1664),张笃庆有《答蒲柳泉来韵》,诗云:

迩来将遁世,闭户绝交知。

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自注:来诗谬以子房相况。)

惊人怀谢朓,流水识钟期。

不厌狂夫态,披襟共咏诗。

首联显然表明,他们此时正由于科举失意,有点心灰意懒,甚至不好意思出门。第二联下句“吾岂帝者师”,由张笃庆自注可以想象得出,蒲松龄在写给他的诗中,有勉励他努力进取,将来必能建功立业之意,由于他与张子房同姓,故以张子房相况,意思是称他有兴汉的张子房之才。而此联上句“君自神仙客”,就颇有点费斟酌了。蒲松龄并非黄冠羽士,也没有要出世的打算,不仅年轻时代,直到老年也没有。张笃庆何以称蒲松龄自是“神仙客”呢?可能的解释,恐怕只能是蒲松龄好谈神仙怪异之事,如他后来在《聊斋自志》中所说:“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这年,张笃庆又有《和留仙韵》七律二首。其二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一时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

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首联,即使作者不作小注,意思也是很明显的,就是说晋张华作《博物志》,多记神怪事,纯系子虚乌有。第一句“司空博物”是明说张华作《博物志》事,第二句“涪水神刀”——三国时蜀人蒲元用涪江水淬炼出锋利无比的刀的故事,虽然不见于今存本《博物志》,但谓之“不可求”,也无疑是借以说明《博物志》虚幻不实。这究竟是指的什么?为何而发?联系前面《答蒲柳泉来韵》“君自神仙客”句,可以认为是指蒲松龄喜欢谈鬼说狐,意在表示他不赞成蒲松龄把精力用在这种虚幻不实、荒诞不经的东西上。难道这仅仅是指口头上谈谈说说吗?恐怕不是的。因为,张笃庆接下来便讲两人文学志趣之不同。“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这意思是你蒲留仙以黄初、正始为宗,我是师法建安七子的。“邺下”、“应侯”即建安七子的应玚,自然是指诗歌创作,而“黄初”、“正始”,就不一定是指魏晋玄言、游仙一类诗歌了。就现存的蒲松龄诗作看,没有多少魏晋诗风的遗响。所以说,这一联并非是说两人诗歌的师法、风格之不同,而是说两人在举业之外的文学志趣之不同,张笃庆偏爱作诗,以诗为千秋之业,而蒲松龄则爱记述奇闻异事,创作狐鬼故事。如果是仅只谈谈说说,张笃庆也就不会一本正经地言及了。张笃庆这两首诗颇值得重视,它表明了一个重要的事实:蒲松龄从二十多岁起就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

在那个时代里,诗是风雅事业,文学的正宗。虽然在当时以时艺取士的情况下,一般说来,单凭作诗过不了科举三关,进入不了仕途,但却是读书人必会的一种才艺,赠答唱和是社会交往的一种重要手段,吟咏性情,借诗言志,亦可以提高身价,列名文苑,或者可能留名后世。所以,在明清两代,文人不作诗者鲜矣。试看卢见曾于乾隆年间辑《国朝山左诗钞》,仅取清初一百年间山东诗人诗,便“得人六百二十馀家,得诗五千九百有奇,又附见诗一百十九首”,还说什么“搜集虽广,而缺佚尚多”(《凡例》)。张笃庆出身封建世家,辈辈习诗书。父亲张绂,字孔绣,虽未能入仕,却号称积学工诗,撰述颇多,有《闲闲草诗文集》等,藏于家,传见《淄川县志》卷六“文学”,王士禛有《明经张先生传》(《带经堂集》卷七十九)记其生平大略,可见在当地有些文名。在这种家教下,张笃庆自幼便于研习举业之馀,颇热衷于诗道。他在《厚斋自撰年谱》里屡次有所记述。

顺治十二年(1655)下记:

余自幼好诵唐人诗,私心窃愿学,然不敢请益于人,间取所云《对汇全编》者臆度之,辄略晓平仄之故。其后,吾父闻此于诸叔,乃正训小子曰:“尔欲学诗,吾不汝禁也。”乃授以《诗法指南》。由是,乃公然学诗矣。然不过风云花鸟,适意止耳,无甚深味也。

顺治十六年(1659)下记:

暇日,与鹿瞻、留仙、希梅赋诗,结郢中社,标壮采,抽藻思矣。

康熙元年(1662)下记:

连年留意诗道,专致力于声光格调,颇能作壮语。……且以鹿瞻相与晨夕故,风雅道合,互相砥砺,吟咏益多,帖括为之旷废,亦一病也。春初,候试阳丘水村。此地大有江南风景……余与鹿瞻流连佳辰……痛吟豪饮,两月有馀,诗积盈寸,自谓清福难消,宜乎吾与鹿瞻试事之北,皆堕芳海中也。

康熙三年(1664)下记:

云间蒋大鸿、左箴父子,及梁溪顾当如来游淄,与余剧谈风雅,共幻千秋,酬唱遂多。而吾邑高少宰、王银台两公,又为之狎之齐盟,于是坛坫声华,一时大振。

可见他是多么留意于诗歌创作。据说,他年未冠就已有乐府诗二百馀首,赢得了当地父辈们的赞许(《淄川县志》卷七“重续文学”),殆非虚语。这样的家教、环境的熏陶,以及少时以一诗进学的侥幸,使他在文学上走的是一条正统的路子。后来,年事渐高,科举无望,就更倾力大作其诗,一心要以诗传了,即使不能致身青云,也还不失为风雅名士。

蒲松龄出身比较寒微,没有受过张笃庆受过的那种封建世家的家教,思想上也较少约束力。他虽然也自幼从父读书,但是蒲槃却并没有张绂的那种风雅情趣,从其弃儒从贾的行迹看,是比较讲求实际的,教子读书也只是希望后辈能够考上个功名而已。蒲松龄少年时生活在农民群众中间,对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文艺感兴趣,是可以理解的。就这样,他身上有着较多的乡土气,而较少世家出身的士子所有的士大夫气,不那么自恃清高,在举业之外,虽然也能作诗填词,但兴趣广泛,用乡土方言写通俗俚曲,也用简古的文笔记述奇闻异事,并进而由记述变为匠心结撰,于是梦笔生花,创造出一些富有生活情趣和艺术魅力的作品,自己也愈来愈感觉到其文学价值了。

蒲松龄曾作《偶感》诗,后两联云:

一字褒疑华衮赐,千秋业付后人猜。

此生所恨无知己,纵不成名未足哀!

这无疑是为作《聊斋志异》而发的感慨。“千秋业”一词,不可能是指科举的敲门砖八股文,也不会是指诗、文,他的诗、文并未引起人们的注目,不会发生如此的感慨。他所以有这样“恨无知己”的慨叹,有“纵不成名未足哀”的愤激语,正是由于照传统的文学观念,小说是“小道”,谈鬼说狐的小说更不被看作文学正宗,他作《聊斋志异》,尽管引起周围许多人的兴趣,借抄其作品,却难以受到尊重,甚至还为一些头脑比较古板的人所菲薄。蒲松龄是逆着正统的文学观念创作其《聊斋志异》的。所以,这首《偶感》虽然是由于意外地受到一位大人物的奖誉而发的感慨,但这感慨岂不正反映着积聚在他心中的那种不为人所理解(即诗中所说“恨无知己”)的悲哀。而在不理解他的人中,却恰恰就包括了挚友张笃庆。

当他们年纪尚轻,对科举前程还有一定的信心时,张笃庆对蒲松龄热衷写狐鬼故事,还只是略表不以为然,如上引《和留仙韵》中所谓“涪水神刀不可求”。康熙十八年(1679)春,《聊斋志异》初步结集,同邑前辈高珩、唐梦赉,别具只眼,为之作序,以破“拘墟小儒”之见。在这种情况下,张笃庆也题诗三首。由于是题词,自然要作称扬。诗曰:

冥搜镇日一编中,多少幽魂晓梦通。

五夜燃犀探秘箓,十年纵博借神丛。

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

常笑阮家无鬼论,愁云飒飒起悲风。

卢家冥会自依稀,金碗千年有是非。

莫向酉阳称杂俎,还从禹穴问灵威。

临风木叶山魈下,研露空庭独鹤飞。

君自闲人堪说鬼,季龙鸥鸟日相依。

搦管萧萧冷月斜,漆灯射影走龙蛇。

嫏嬛洞里传千载,嵩岳云中迸九华。

但使后庭歌玉树,无劳前席问长沙。

庄周漫说徐无鬼,惠子书成已满车。

这三首题词,《聊斋志异》康熙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青柯亭刻本,均仅署题词人名字,未加干支,唯独铸雪斋抄本冠以“戊子”二字。而在抄本《昆仑山房诗集》七言近体卷,属康熙壬戌年诗。戊子为康熙四十七年(1708),时张笃庆、蒲松龄均已近古稀之年,《聊斋志异》已完成。壬戌为康熙二十一年(1682),正是蒲松龄创作高潮中,前曾初步结集,唐梦赉序即作于是年。题词中有“十年纵博借神丛”句,三首无一句言及年老、一生不遇之意。再者,在康熙抄本中,仅有张笃庆、王士禛二人题词,尚无朱缃题词,且张笃庆题词居先,王士禛题词居后,这无疑是反映了稿本的真实情况。据以上情况推断,铸雪斋抄本所加干支,是不可信从的,当为张笃庆康熙二十一年所题。

张笃庆的这三首题词,虽然不再说“涪水神刀不可求”一类的话,调子变了,如“董狐岂独人伦鉴,干宝真传造化工”;“嫏嬛洞里传千载,嵩岳云中迸九华”,是赞扬其有功于人伦,文笔足千秋,但是,他还是丢不开虚实的问题,第一首里说了“常笑阮家无鬼论,愁云飒飒起悲风”,第三首结末又说“庄周漫说徐无鬼,惠子书成已满车”,只是改变为肯定的口气而已。正由于他很看重这一点,并且心里并不赞同,所以诗中还是流露出了两句颇有点煞风景的话:“君自闲人堪说鬼,季龙鸥鸟日相依。”这不就是说写这类狐鬼故事,只有闲散的人才能做,非闲散的人就无法也不屑为之了吗?看来,他还是只把诗才看作文学正宗。

如果说,这题词还是赞许,并非表示大不为然,那么,后来随着年纪增长,科举中屡试屡北,张笃庆就把蒲松龄困于场屋的原因,归咎于作《聊斋志异》,多次规劝,或者表示惋惜。

康熙二十六年(1687)春,张笃庆赴都入监,一时踌躇满志,寄诗给家乡的社友,最后特别提出:

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所谓“努力”,就是要努力研讨时艺,争取乡试中式。下句显然是劝蒲松龄不要再写《聊斋志异》了,用“谈空”二字,比起说“涪水神刀不可求”,就更明显地是极言其无意义。

康熙三十二年(1693),张笃庆又有《寄蒲留仙》二首,其二云:

谈空谈鬼计尚违,惊人遥念谢玄晖。

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

同学故人萧屑甚,一时遗老姓名稀。

床头吏部今何在?痛哭西州掩泪归。

前两联是同病相怜,抒写两人共同的怀才不遇的牢骚,见得其心情也是凄苦的。然而,既是寄赠,自然主要还是对蒲松龄能文却仍处于贫困的境遇表示同情。然而,首言“谈空谈鬼计尚违”,意思是蒲松龄耽于写狐鬼故事,是失策的事情,这不是和三、四句的牢骚语不相协调了吗?这在张笃庆自然是不自觉的,但这种不自觉,岂不正反映了他内心深处对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一直是不以为然,并且总是情不自禁地要讲了出来!

这里再附带说一下,后两联是为“同学故人”已零落而悲叹。“床头吏部”是用高适《醉后赠张九旭》诗“床头一壶酒,再能几回眠”句意,借指蒲松龄的馆东毕际有。毕际有这年秋去世,故曰“今何在”,又曰“痛哭西州掩泪归”。

翌年,张笃庆有《岁暮怀人诗》,中有怀蒲松龄一首,诗云:

传经十载笑齐伧,短发萧萧意气横。

八斗雄才曹子建,三升清酒管公明。

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

咫尺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

这首诗可以说是比较扼要地勾勒出了蒲松龄大半生的遭遇、性情、才能、嗜好,对其怀才不遇、蹉跎老大的身世表示深切的同情,不能说不情真意切。然而,后四句却仍然是对蒲松龄作《聊斋志异》表示不以为然。虽然他也看出蒲松龄“说鬼”有揭露苛政等方面的内容、意义,但用了“误入”二字,就把蒲松龄“蹉跎老大”,归因于“谈空”、“说鬼”,作《聊斋志异》了。

这在张笃庆自然是出于对挚友的关切,劝蒲松龄敛才,集中精力做举业,本意还是希望蒲松龄能够摆脱怀才不遇的困境,至少是表示同情。但是,他的眼光未免太浅,文学观念未免太陈旧,比当时的高珩、唐梦赉、王士禛诸人还不如。张笃庆致力于诗道,所作甚夥,其《昆仑山房诗集》累累巨帙,多达数千首。古人文字多借游扬以传,在这方面,他更容易借名人的月旦赢得一些名声。为此,他曾主动携诗就教于诗坛领袖王士禛,晚年还曾假在新城县令郎廷槐家坐馆之际,经常出入已罢官的王士禛之门,谈论诗艺,相互唱和,请王士禛评定其诗作。王士禛也确乎赏识其诗才,评点中不吝赞词,如评《邢太保赐剑行》云:“通篇叙致,感慨淋漓,纯是太史公列传笔意。余尝云:海内长句,近在吾乡。信然矣。”又有一总评云:“此卷无一句不佳,无一字不工。昆仑最满意之作也。”(《渔洋山人评点昆仑山房诗稿》)王士禛自订《渔洋诗话》卷下云:“张笃庆……文章淹博华赡,千言可立就。诗尤以歌行擅场,如《邢太保赐剑行》、《赵千里海天落照图歌》等篇,不失空同、大复家法。郢中诸律诗、《正德嘉靖宫词》,率多杰作。”这显然会使张笃庆诗名大增,以至名载史册。自然,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张笃庆之诗篇有其一定成就,但是,哪里比得上屡被他视之为不经之空谈的《聊斋志异》成就大,流传久远,在文学史上地位之高呢?这岂不恰好形成了对他那种目光浅薄的讽刺!

张笃庆是随众从俗,走的文学的老路,再加上他长期居于穷乡僻壤,又对社会现实和群众疾苦缺乏关心,致力诗道,不过或与人唱和,或怀人记游,或连篇累牍地咏史,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为作诗而作诗、为以诗传而作诗的因素,而且也嫌过于轻率。王士禛称他“千言可立就”,然而,不费斟酌,缺少匠心经营,就不免失于篇什虽多,而艺术上臻于佳境者却太少了。蒲松龄是任性而为,敢于逆着世俗之见,独辟蹊径,还忍受着不为亲友理解的苦恼,抱着“纵不成名未足哀”的态度,坚持创作志怪性质的小说的。而且,他又确实关心世道,思索社会问题,敢于反映群众的心声,还在艺术上有自己的追求。所以,《聊斋志异》才令读者感兴趣,读者可以从中受到许多教益,领受到只有真正的文学珍品才能带来的艺术享受,以至盛传不衰。蒲松龄理应受到愈来愈多的读者的尊敬。从蒲松龄和张笃庆的对比中,读者可以领会出一些深刻的道理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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