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

20年前,贺兰特·凯查杜里安(Herant A. Katchadourian)的《人类性学基础——性学观止》被引进中国时,中文版的版权页上还标着“内部发行”字样,它几乎被作为一个“打擦边球”的出版行为。

此书中文版(1989年)在当时的国内性学界就是一本引人注目的书籍。除了作为在性方面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又一例证,更重要的,是本书所体现、所强调的对性的全方位关注和思考——这种关注和思考与国内多年来的习惯大不相同。

进入20世纪下半叶之后,性在中国重新遭遇了一段禁锢的岁月。在改革开放之后,这段禁锢岁月仍然给中国性学界留下了很深的印痕,最重要的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性被视为医学的附属物。

这不妨以我自身的经历为例。我作为中国性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在中国性学会正式成立的1994年之前,早就参加了中国性学会筹备委员会多年的学术活动,在那些活动中,绝大部分参加者都是托身于医院或医学院的——皮肤科、泌尿科、妇科,等等,还有一些人士属于计划生育部门。这种现象在中国是如此的普遍,如此的天经地义,以至于中国性学会自身也是挂靠于北京医科大学——现在的北京大学医学部;而我目前担任副会长的上海市性教育协会,则挂靠于上海市计划生育委员会。

这种在体制上被视为医学附属物的安排,并非仅仅具有象征意义。事实上,它影响了许多中国人看待性的视角和眼光。

因此,在国内,关于性的书籍通常都可以被分成两类:一类是讲“临床”的,包括生理构造、生育、避孕、药物、性病和性功能障碍的治疗等,总之就是可以作为医学附属物的那些性问题。另一类是讲“文化”的,包括性史、性社会学、性伦理学、性心理学、性与法律、性与文学艺术等,总之就是与“临床”无关的那些事情——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医学”显然消受不了这些附属物。

据我大致的观察,上述两类书籍通常总是分开的。也就是说,讲“临床”的通常不讲“文化”,讲“文化”的通常不讲“临床”。大家仿佛有着一个默认的分工原则。

再换一个角度看,其实“临床”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科学知识”,而“文化”的那部分可以对应为“人文精神”。有些思想保守的人士认为,对于性,只要讲那些“科学知识”就够了,别的讲多了非但无益,而且可能有害。他们也更喜欢使用“性科学”这样的措辞(而不是“性学”),因为将性窄化为某一类“科学知识”,确实可以在许多时候给我们带来较多的安全感。

这本《性学观止》在美国是被当作教材使用的,尽管也有许多一般公众阅读此书。说到“教材”,很容易又让人联想到“科学知识”上去了,况且性学教材在国内多半会与医学教材并列,被归入“理工农医”教材的大类中去,还是与“文化”或“人文精神”沾不上边。

但是这本《性学观止》,却是将上述两者放在同一本书中讲的,而且相互穿插交错,融为一体。这倒并非贺兰特·凯查杜里安的什么“创新”,因为在西方性学教材中,这是常见的做法。不过对于习惯于两者分离的中国性学界来说,《性学观止》这本书就相当有新意了。

为什么要将“临床”和“文化”放在一起讲呢?

当然,我们可以解释说,“科学知识”本来就应该与“人文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但是对于性学来说,这样大而化之的解释是特别不够的。

性学不是天文学或物理学——这类所谓的精密科学,确实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脱离人文精神而讲论(绝对脱离也是不可能的),但性学却是一个脱离了文化或人文精神就绝对讲不好、讲不深、讲不透的学问。

因为性学中的许多问题,并不仅仅是所谓的“科学问题”,实际上它们同时又是伦理问题或文化问题。例如,关于男性的阳痿和女性的性冷淡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就是非常普遍而又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如今大家通常都心照不宣地将话语约束在一个“政治正确”的框架中(就连本书也是如此),这样的对话可以保证在伦理道德方面无懈可击,但是许多情况下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类似的例子在性学中可以找到许许多多——性学根本就是一个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学科。

性学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它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密切到每个人、每一天都离不开它的影响。我们可以让天文学或物理学离开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独身者、儿童和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都不可能脱离性或性的影响。

性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密切相关,以及性作为横跨科学与人文两大领域的特殊性,注定了我们永远都会谈论性这件事情。

性学中可以归入“科学知识”的那部分,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话语,但是随着公众受教育程度的普遍提高,加上多年来对于性知识的普及工作,已经没有多少内容可以继续谈论了。

但是性学中“文化”的那部分,却有着无穷无尽的空间。随着我们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开放,人们对于性的认识、人们的性观念和性心理,都在不断地变化着。旧的问题获得了解决或还未解决,新的问题却又层出不穷地冒出来。更何况,许多根本性的、终极性的问题(比如爱情的变迁、婚姻的价值之类),是永远无法解决的。这些都使得我们关于性的讨论和思考将一直持续下去。

这一点甚至可以在本书的多次修订版中得到旁证。

本书20年前的中文版,是依据英文第4版(1984年)译出的。但是随后的英文第5版(1989年)有了很大的变动,特别是作者更新了大部分所引用的调查数据。1984年的英文第4版全书共20章,此次的中文版增加了4章,同时也分解、合并甚至删去了几章,我们只要看看新出现的各章标题——“性别与性”、“性亲密和爱”、“婚姻与另类婚姻”、“性利用”、“性侵犯”、“性与文化”、“东方文化中的性”——就知道性的“文化”部分是如何地常谈常新了。其中第23章“东方文化中的性”是英文第5版中也没有的,由作者授权此次中文新版首次使用。

作为一本优秀的性学读物,本书中文新版的问世,本身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继续谈论性这件事情的行动之一。

那么,好吧,就让我们继续谈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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