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台湾“独”派曲解郑成功历史的学理谬误

内容提要:“台独史观”是“台独”分子在历史领域“去中国化”的重要工具,其表现之一就是对郑成功历史的曲解。他们或鼓吹郑成功的明郑政权是代表台湾的“独立政权”“东宁王国”,或将其称为代表中国的“外来政权”,或指责郑成功与荷兰殖民者一样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屠杀者”。“台独史观”的观点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受到中外史料记载的有力驳斥。“独”派歪曲郑成功历史,暴露了其蓄意“反中谋独”的“台独”实质。

关 键 词:郑成功 台湾 “台独史观” Zheng Chenggong Taiwan “The historical conception of Taiwan Independence”

 

“台独”分子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逐步进行“台独史观”的建构。“台独史观”的主要特性是“去中国化”。一方面通过塑造一个所谓的“以台湾为核心”的“台湾国史”,为“台独”提供“历史依据”;一方面企图建立“以台湾为主体的下一代史观”,借以误导台湾民众的历史认同。就像某些别有用心之人所说的那样,建构“台独史观”的目的就是要“让台湾囝仔有台湾的史观,摆脱中国的奴役教育”,认为“台湾史才是国史”,①从而使台湾学生和青年一代成为在政治、文化以及民族上完全不认同中国的一个群体。

时至今日,“台独史观”已经基本上建成,并且在台湾历史教育中占有主导地位,严重影响到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独”派的政治目的已经部分达到。台湾社会已经形成的“台独史观”乃至对“国家认同”的看法,可能导致其走上分裂主义的危险道路。

下面从台湾“独”派学者和政客多年来的郑成功历史论述中选取几个主要问题,用中外文献中记载的充分历史事实,揭露其曲解郑成功历史从而“反中谋独”的实质。

一、从“独立政权”到“东宁王国”

“独”派的郑成功历史论述中有一个重要论点,就是将郑成功与郑经领导的明郑政权定性为代表台湾的“独立政权”,并冠以“东宁王国”等“国号”。如李筱峰在其多部著作中反复申述了这一论点:

撤退到台湾的郑经将东都改为“东宁”,天兴、万年二县,升为“州”,他自称为“东宁国主”,西洋人称之为King of Tyawan。他在答复清廷大臣明珠的信中,自称“东宁建国”。

一六七○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负责人上书郑经时,对他称呼Your Majesty,即“陛下”之意。一六七五年更定官制,过去自称“卑职”的僚属,现在都称为“臣”。郑经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了,这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建立的“独立政权”。②

郑经自称“东宁建国,别立乾坤”,国际称呼他为“台湾的国王”(The King of Tyawan),俨然“独立建国于台湾”,这是台湾史上首次出现汉语族人建立的“独立政权”。③

又如在薛化元主编的台湾历史教科书中,也将台湾的明郑时期称为“郑氏统治时期”“郑氏王朝”,并强调“郑经称‘建国东宁’,‘别立乾坤’,俨然是‘独立的王国’”。④

但是,“台独”分子的这些说法,实际上与中外历史文献的记载完全相悖,可以通过以下几点得到证明:

第一,郑成功在法理上属于中国南明政权的臣子,不仅被南明隆武皇帝赐予了“朱”这个国姓,还先后受封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延平公、延平王等官职爵位,封号并为其子孙所继承。南明隆武二年(1646)春正月,“明主以忠孝伯成功为御前营内都督,赐尚方剑,仪同驸马;寻封命佩招讨大将军印”,⑤印上刻有“钦命总督南北直隶水陆官义汉土军务兼总督五军戎政并理粮饷节制勋镇挂招讨大将军印赐国姓蟒玉尚方剑便宜行事比照驸马礼体协理宗人府事总统使国姓”字样。⑥隆武政权灭亡后,郑成功又归附南明永历政权。永历元年(1647),“文移称‘招讨大将军罪臣国姓’。既闻永历即位,遣人间道上表,尊奉正朔”。⑦永历三年七月,“永历遣使晋招讨大将军忠孝伯成功为延平公”,⑧后加封为延平王。

郑成功去世后,其子郑经不仅继承了郑成功的统治,同时继承了其父在南明政权的官职头衔,称招讨大将军世子,⑨继续奉永历为正朔,即便在永历十七年得知永历皇帝死讯后依然如此:“是年,永历讣至,世子犹奉其正朔,称永历十七年。”⑩郑经死后,郑克塽嗣延平王位,仍称招讨大将军世子,(11)从而造就了永历虽已死去长达二十多年,“海上犹称永历三十七年”的局面。(12)所以,郑成功及其子孙的中国臣子身份,在法理上是无可置疑的。

第二,郑成功及其子孙对外一贯自称为“藩”“本藩”“国姓爷”“世子”“世孙”,表明自己是明朝皇帝分封的藩镇。如永历十五年五月十八日,郑成功在台湾颁布命令:“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本藩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13)

这点也得到了外国资料的充分佐证。如根据胡月涵(Johannes Huber)整理的荷兰资料,1653至1655年间,荷兰巴达维亚总督和台湾长官曾多次给郑成功写信,称其为“国姓爷阁下”或“伟大的长官国姓爷”。1656年6月27日(永历十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在给台湾的公告中,还以“本藩”自称:

大员荷兰人之所为,与马尼拉西班牙人如出一辙,亦视商民为可供人食之鱼肉。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本藩亦决定与大员断绝贸易来往,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为严厉执行此道命令,本藩业已到处分派检查人员,检查所有到来船只。……以上命令,望严格遵守。本藩既已作此决定,决不让步,亦不作任何改变。……特此告知商民:大员与马尼拉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本藩言词及命令,犹如金科玉律,坚定不移。

中国农历闰五月初六日

荷兰历1656年6月27日(14)

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之战爆发后,郑荷之间有一系列信件往来,包括5月1、2、3、4、10、24、25日以及7月1日的信件。郑成功一贯自称“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均采用永历纪年,并盖有“国姓爷”印章。荷兰方面,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阁下”,采用公元纪年,并由长官揆一签名。(15)

1662年2月1日,台湾的荷兰殖民者正式向郑成功投降,在荷兰人交给郑成功的缔和条约中,称郑成功一方为“自一六六一年五月一日到一六六二年二月一日围攻‘福尔摩沙’的热兰遮城的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殿下”,而郑成功交给荷兰人的缔和条约的条文则自称国姓爷。(16)在同年郑成功给西班牙马尼拉总督的致函中,亦有“大明总统使国姓爷寄马尼拉总督曼利克·特,喇喇之宣谕……永历十六年三月七日国姓爷”等内容。(17)

可见,郑成功在与荷兰及其他国家的往来交涉中,一贯自称为“大明招讨大将军国姓”,或“国姓爷”,而荷方则称郑成功为“国姓爷阁下”,表明他们也认定郑成功是隶属于大明王朝的官员。

郑经时期的情况依然如此。荷兰莱顿大学图书馆保存有《嗣封世子札致荷兰出海王》的信,从信中可以看出,郑经自称“嗣封世子”,称郑成功为“先王”,表示愿意与荷方和好通商,“合力御虏”。有关此信的时间、人物,袁冰凌做了考证,认为时间“应该是1662年6月23日郑成功去世之后写的。再参照‘荷兰出海王’在中国沿海活动的时间,信末的‘十二月初八日’,则可能是1663年1月16日或1664年1月6日”。人物“荷兰出海王”应是荷兰“原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的高级商务员波尔特(Baltasar Bort)”。(18)

第三,郑成功父子一直以实际行动支持南明政权进行抗清斗争,以期实现统一中华、恢复明朝的政治目标。如永历四年,郑成功便应永历皇帝之旨,率领部队南下“勤王”。时有部将劝其不必亲征,郑成功意志坚定地回复道:“我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调)师,虽越山逾海,义当趋赴,岂暇谋及身家?”(19)即便永历政权最终败亡,永历皇帝逃入缅甸,郑成功依然志向不改,不惜远征台湾,建立新的抗清基地,做明朝的“海外孤忠”。《海纪辑要》赞其“虽位极人臣,犹以未能恢复境土为罪,终其世不敢称王。将卒之年,遥传永历遇害,有劝其改年者;泣曰:‘皇上西狩,存亡未卜,何忍改年’!终身尊奉正朔。以两岛抗天下全力,威振宇内,从古未有也”。(20)

郑经作为郑成功之子,同样继承了其父的志向,认为“我家世受本朝厚恩,每思克复旧业,以报高深;故枕戈待旦,以至今日。幸遇诸藩举义,诚欲向中原而共逐鹿,讵云栖海滨以同睡马鹿。倘天意厌乱、人心思汉,则此一戎旅亦可转祸为福,何必裂冠毁冕,然后为识时务之俊杰哉”?(21)在此思想影响下,郑经以台湾为基地,继续坚持抗清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还一度出兵大陆,为南明收复大片地区。

以上史料记载充分说明,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以明朝的臣子自居,始终效忠于明朝(南明)皇帝,其政权是属于中国的,不是“独立政权”。那么,所谓的“东宁王国”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得从“东宁”的由来说起。

永历十五年郑成功率军登陆台湾后,将台湾改名为东都,并于当年五月十八日颁布令谕,称“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22)这里“东都明京”指的是东方的首都、明朝的京城,即明朝永历皇帝的东方首都,以显示明朝还没有灭亡,还要在台湾“开国立家”与清朝对抗。

但是,到了郑经时期,永历皇帝已死,再称“东都”已失去意义,因此郑经才于永历十八年八月改“东都”为“东宁”:“世子至东都,以咨议参军陈永华理国政。改东都为东宁,置天兴、万年二州。”(23)

永历二十三年郑经复明珠书提到:“曩岁思明之役,不佞深悯民生疾苦,暴露兵革,连年不休,故遂全师而退;远绝大海,建国东宁,于版图疆域之外别立乾坤。”这里的“建国东宁”“别立乾坤”和郑成功所说“东都明京,开国立家”是一个意思。当时已经把东都改为东宁,所以说“建国东宁”,这其实指的是郑成功时代的事,而不是郑经时代“东宁建国”,更不是什么“独立建国于台湾”了。

而且,郑经在此之余,仍不忘明确表示自己“不佞世受国恩,恭承先王之训”,“而有‘重爵厚禄,永世袭封’之语,其可以动海外孤臣之心哉”,(24)表明他仍是忠于明朝的“臣”。所谓“东宁王国”或“东宁王朝”,郑经自称为“东宁国主”,没有任何史料依据,不知是误解还是蓄意捏造。

总之,所有中外文献一概表明,郑成功及其子孙始终以明朝臣子自居,从未独立建国。“独”派学者把明郑政权说成是“独立政权”是没有依据的。

二、从“外来政权”到“独立政权”

其实,在“独立政权”论出现之前,“独”派的明郑台湾史论述中还有另一个截然相反的论点,就是将明郑政权称为“外来政权”。如李筱峰说,明郑政权“是台湾历史上首次出现汉人建立的独立政权,当然这个政权对台湾‘原住民’而言,仍是一个十足的外来政权。”(25)“没有一个统治者是台湾本地产生的,全部都是外来的,这是一个台湾很重要的特色。”“这三四百年,统治台湾的统治者,是差不多清一色都是外来的政权。”(26)

陈芳明说:“台湾社会是经过将近四百年的殖民剥削过程而构成的。在漫长的历史里,汉人移民与不同的外来统治者,一直存在着紧张的对抗关系。”(27)

张炎宪等说:“台湾,自从有历史记载之后,都由外来政权统治,这种情形造成一个结果:不管是那(哪)个梯次来到台湾的人;不管是南岛语系或是汉语系的人,都需面对统治者,不管是抗争或是理想的追求,台湾人都有自己的、不同于统治者的想法。”(28)

上述观点同样与中外文献的记载相悖。1624年,荷兰人侵占台湾后,就在纳税问题上与日本人产生矛盾,日本人强调他们比荷兰人先到台湾,但荷兰人认为“台湾土地不属于日本人,而是属于中国皇帝。……如果说有什么人有权利征收税款的话,那无疑应该是中国人”。(29)

永历十年五月九日(公元1656年7月1日),郑成功在对台湾大员颁布的通告中也明确表示:“本藩授权于永历皇帝,统辖中国沿海地区,兹颁布通告,严禁任何人未获本藩许可私下驾船前往各地贸易。”(30)

1661年4月,郑成功率军登陆台湾后就致信荷兰大员长官揆一,指出“澎湖邻近厦门、金门岛屿,因而应归其所属;大员(台湾)位于澎湖附近,此地也应由中国政府管辖。……这两个位于中国海的岛屿上的居民都是中国人,他们自古以来占有并耕种这一土地。以前,荷兰舰队到达这里请求贸易,当时他们在此没有任何土地,但本藩父亲一官出于友谊才陪他们看了这个地方,而且只是将这个地方借给他们。……你们必须明白继续占领别人的土地是不对的(这一土地原属于我们的祖先,现在理当属于本藩)”。(31)在此后的中荷谈判中,郑成功又明确答复荷方使节:“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32)

以上记载表明:郑成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人民是最早发现台湾、最早开发利用台湾并事实占有台湾的人,所以台湾的历史主权属于中国。荷兰人也承认在他们侵占台湾之前,台湾已经属于中国。因此对台湾来说,所谓“外来政权”要有一个明确的界定,究竟是指从外国来的,还是指从外地来的?台湾历史上曾经两度受到外国的统治,即荷兰的殖民统治和日本的殖民统治,都是由外国来统治中国领土,它们都是“外来政权”。郑成功和明郑政权作为中国统治者和中国政权,统治中国的土地台湾,怎么能说是“外来政权”呢?

事实上对于“外来政权”的说法,就连“独”派政客自己都不怎么坚持,只要对“台独建国”有利,说法随时都可以改,所以后来他们又发明了“独立政权”“东宁王国”等说法。2002年在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340周年时,“独派大佬”姚嘉文提出:郑成功所说“东都明京,开国立家”,说明“郑成功三百年前就在台湾建立王国”。(33)当时“独”派政客正在制造“台湾正名运动”,以此显示“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为“台湾独立建国”炮制依据。就像台湾学者陈立骧解读的那样:“这是因为郑成功:(一)驱逐荷兰人,在台湾建立第一个国家——东宁王国,而与‘大清帝国’(中国),形成‘一边一国’;(二)其部属与子孙努力建设台湾,对台湾有‘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疆拓土之功。而这些恰与民进党所持‘台独’、‘台湾主体性’、‘爱台湾’,以及‘台湾中国,一边一国’等主张相近之故。”(34)

正出于这些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独”派政客对明郑政权的看法才出现了180度的转变:它不仅不是“外来政权”,而且还是台湾自己的“独立政权”“东宁王国”,郑成功和郑经也就成为这个“独立王国”的缔造者、“台独”的老祖宗了。这是非常荒谬的。

三、从“台湾民族英雄”到“屠杀者”

前文提到,姚嘉文所谓“郑成功三百年前就在台湾建立王国”,完全符合“台独”的主张。不仅如此,“独”派还把郑成功说成是“台湾民族英雄”与“台湾之光”。(35)可是,近年来,“独”派又抛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看法。

2016年8月,蔡英文代表台湾当局对台湾少数民族“道歉”时说道:“荷兰及郑成功政权对平埔族群的屠杀和经济剥削,清朝时代重大的流血冲突及镇压,‘日本统治时期’全面而深入的理番政策,一直到战后‘中华民国’政府施行的山地平地化政策。四百年来,每一个曾经来到台湾的政权,透过武力征伐、土地掠夺,强烈侵害了‘原住民族’既有的权利。”(36)

2017年民进党民意代表谷辣斯·尤达喀尔表示,平埔人口耳相传郑成功所带来的军队,对平埔大社烧杀掳掠,学界研究大肚王国的消失也与明郑将领的屠杀有关,结果郑成功却被造神为“开台圣王”。她宣称,从汉人观点来看,不可否认随郑成功来台的军民对开垦有功,但从台湾少数民族角度回顾历史,“郑成功不是个王,还是杀害祖先的凶手”,台湾社会应该呈现不同的历史事实。(37)

可见,这些“独”派的新论点,就是从台湾少数民族的角度,将郑成功说成是与荷兰殖民者一样的“屠杀者”。事实是否如此?我们还是用中外文献记载说话。

首先,荷兰殖民者是如何对待台湾少数民族的?根据荷方自己的记载,早在1634-1636年,他们就曾率领士兵去屠杀搭加里扬、小琉球岛、金狮岛等地未降服的少数民族。其中在小琉球岛,荷方更是使用火烧、烟熏等各种手段,对当地居民实施了灭绝行为:

4月26日,全军从[下]淡水出发……再度前往金狮岛。……在这期间,派新港人和放索仔人出去搜寻该岛的居民,发现了一个洞穴和很多居民,因此我方的人立刻去那里,把那地方用篱笆围起来,派四十个士兵看守,把所有的食物和水全部拿走,然后放各种可怕的烟进去使他们呼吸困难,他们终于在4月29日向我方的人投降,有上述的人数从该洞穴(该洞穴很大,有三个出口,其中两个出口已予堵死)爬出来。我方的人听说,在这个洞穴里有很多人,大部分是妇女和小孩。

本月(指5月)4日……我方的人乃进入该洞穴,发现,约有200到300人死在那洞穴里(因为很臭无法计算确实人数),此外还有一些被他们烧死的人,因此,根据我方的人的来信,在这个洞穴里约有540个人,其中有323个人已经活着送来此地,这些人当中,只有53个男人,125个女人,其余的都是小孩。(38)

根据荷方统计,当时小琉球岛的1000多名居民中,有超过300人被杀,剩余人员均被作为奴隶或仆役,被强制带往大员和巴达维亚,这一族群因而在当地彻底消失。(39)而那些降服的少数民族,则要接受荷方的驱使,作为镇压其他人民反抗的炮灰。最典型的例证就是1652年的郭怀一起义。在荷方资料中,多有驱使已经降服的少数民族去攻打起义军的记载:

有150个枪手被派,由中尉Hans Pieter Tschiffelij指挥,……击退那些估计四千人的叛乱者。同日,Verburch也向新港、萧垅、麻豆、大目降各社以及南区各社的……盟友求援。他们应命派出六百多战士来,……Tschiffelij遂得于9月9日去攻击那些中国人叛乱者。……隔日,在人数上占优势的叛乱者冒险出击。但是他们遭受惨重的败绩,因为五千多中国人在那战斗中死亡。9月11日……战士就行动起来了。他们赶去追杀敌人,估计砍下两千颗中国人的头。(40)

(1652年)在一次战斗中,怀一及其部下一千八百人被杀,许多妇女、儿童以及敌军副首领龙官(Lonegua)被俘。……这一场骚动,前后历时十五天,先后有四千个男人、五千个妇女及一些儿童被俘或被杀。我方全无损失,只有两个住在平原的荷兰人被杀死。(41)

1652年事件充分证实了这个警告。岛上中国居民认为受公司压迫过甚,渴望自由,他们受到国姓爷方面的鼓励,认为可以得到国姓爷的支援,于是举行了一次危险的暴动。他们大部分是农民,除一些人持有武器以外,大多数只有棍棒和竹竿。荷兰人……很快便把暴动镇压下去了。荷兰人用枪弹射死了一些人,轻易地把那些没有受过作战训练的中国人击溃了。这样,杀掉了几个中国人后,叛乱的战火迅速地熄灭了。(42)

仅在郭怀一事件中,被杀的中国人就有四五千人。据台湾学者江树生研究,这“可能超过当时台湾汉人总数的四分之一,是荷据时期‘原住民’杀人最多的一次,也可能是台湾史上第一次在短时间内杀死这么多人”。“其他资料也看到,郑成功来台湾以后,有荷兰人被‘原住民’杀死、打伤或抢夺财物。相信,有些平时怀恨荷兰人的‘原住民’,利用这机会报复。”(43)

郑成功与台湾少数民族的关系,则与荷兰殖民者截然不同。郑成功到台湾不久,许多少数民族便纷纷前来归附,受到郑成功的厚待。如永历十五年(1661年)四月六日,“各近社土藩(番)头目俱来迎附,如新善、开感等里,藩令厚宴,并赐正副土官袍帽靴带。由是南北路土社闻风归附者接踵而至,各照例宴赐之,土社悉平怀服”。(44)四月十二日,郑成功“亲临蚊港,相度地势,并观四社土民男妇壶浆,迎者塞道。藩慰劳之,赐之酒食,甚是喜慰”。(45)十二月初六,郑成功又“从新港、目加溜湾巡视。见其土地平坦膏沃,土番各社俱罗列恭迎(土番俗无跪,蹲下合掌,即跪之礼也)。成功锡以烟布,慰以好言,各跳跃欢舞。观其社里,悉系斩茅编竹,架楼而居。虽无土木巩固,实有疏林幽趣。计口而种,不贪盈余;以布作幔,不羡繁华。诚三代以上人民也。由萧垄、麻豆、大目降、大武垄、他里雾、半线各处踏勘而回”。(46)

这些记载,也得到了荷兰方面文献的证明。1661年5月5日,荷方使节前往郑成功军中交涉时,“看见国姓爷帐幕前面的外边,有十六个重要的‘原住民’列成两行,身上穿着用各色丝线和黄金刺绣的蓝色官袍,腰围着滚有金边的蓝色丝带,头上戴着如上所述的帽子,也有一片状如皇冠的金叶,但无白色羽毛,却有像他所有士兵常带的红毛。在我们的时代,他们是新港(新市)、萧垅(佳里)、麻豆(麻豆)、哆啰国(东山)和目加溜湾(善化)各社的长老”。(47)

不仅如此,郑成功来到台湾后不久,就下令“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保护当地居住民的权益:

(五月)十八日,本藩令谕云:“东都明京,开国立家,可为万世不拔基业。本藩已手辟草昧,与尔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眷,聿来胥宇,总必创建田宅等项,以遗子孙计。但一劳永逸,当以己力经营,不准混侵土民及百姓现耕物业。兹将条款开列于后,咸使遵依,如有违越,法在必究,着户官刻板颁行。特谕!(48)

当郑军官兵侵犯“土民”利益时,郑成功就会给予严厉的惩罚。如永历十五年五月初二日,郑成功便“驾驻台湾。集文武各官,会审搜掠台湾百姓银两,盗匿粟石罪犯,宣毅后镇吴豪伏罪被诛”。(49)被郑军俘虏的荷兰人菲力普·梅也在其日记中提到:“国姓爷的士兵若有人犯法,即使情节轻微也会被斩首,甚至他的将官若运气不佳没能战胜,也要斩头,这种情形几乎每天发生。”“吴豪(Gouja Bancea)是他最重要的将官之一,也被斩首了。他在大员一个中国人房子里,从地下挖到四、五千两银,分给士兵,因此被告发了。”(50)

当然在郑成功治理台湾时,也发生过郑军与少数民族的冲突,就是被“独”派大肆渲染的所谓“大肚事件”。而在中外各史料中,对该事件的经过大致有如下记载:

援剿后镇、后冲镇官兵激变大肚土番叛,冲杀左先锋镇营,杨祖与战被伤,败回至省,病死之,围援剿后镇张志营,右虎卫、英兵镇、智武镇败回,差兵都事李监制各□(镇)□(不)准搅扰土社。吊(调)后冲镇等移扎南社。(51)

秋七月,土番阿得苟攘聚众欲救红夷,杨祖与战,败死。成功令黄安、陈瑞设伏诱斩之,躬巡田野,慰抚诸社寨酋长及新迁居民,令皆桉堵乐业。(52)

张志、黄昭等激变大肚社土番,杨祖与战,中标枪死。土番围张志营,黄安、陈瑞等破走之。(53)

张志、黄明纵营中杨高凌削土番,大肚番阿德狗让杀高反。成功令杨祖征之。祖与让战,中标枪死。其锋甚炽,欲出援荷兰。功复令黄安、陈瑞二镇往征。安设伏诱战,遂斩阿德狗让。抚绥余党,班师。(54)

在Middagh的大酋长(den groolen van Middagh)一带北边村社的“原住民”、无法再忍受那些自己上门作客的中国人的粗暴无礼,他们几个村社互相结合起来,乘夜间中国人休息时候突袭,杀死一千四、五百人。(55)

可见郑军与“大肚番”的冲突,主要是因少数郑军官员违背郑成功命令,“凌削土番”,导致大肚社领袖阿德狗让与荷兰人勾结叛乱,“乘夜间中国人休息时候突袭,杀死一千四、五百人”后,郑成功才下令征讨,斩杀阿德狗让,抚绥余党。事后郑成功还“差兵都事李监制各□(镇)□(不)准搅扰土社”。所谓“郑成功屠杀大肚番”一事,在中外文献中都找不到记录,完全是“独”派分子的捏造。

总之,历史事实表明:荷兰人才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屠杀者。郑成功不仅不是“屠杀者”,还下令保护“土民”,惩罚侵犯少数民族居民的士兵和官员,与荷兰人有着本质区别。

四、结语

从前文所述可以看出,中外所有文献资料表明,台湾“独”派曲解郑成功历史完全违背历史事实,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曲解有关郑成功的历史,其目的何在呢?我们就本文提出的几个问题略加剖析。

他们说郑成功及其后代建立了“独立政权”,名号“东都明京”“东宁王国”,目的是想说它是台湾的政权,不属于中国,是与中国大陆上的清王朝“一边一国”。

他们说郑成功及其后代建立了“外来政权”,目的是把中国的明郑政权说成是“外来的”,与台湾是“互不隶属”。

他们说郑成功是台湾少数民族的“屠杀者”,目的是把郑成功和中国跟台湾人民对立起来,通过将郑成功说成是“外来者”,而将中国说成是另一个国家。

万变不离其宗,“独”派妄图说明台湾不属于中国,而是“一边一国”。为此,他们曲解和捏造历史,极力“去中国化”,妄图切断台湾与祖国的联系,这就是台湾“独”派学者和政客曲解郑成功历史、蓄意“反中谋独”的“台独”实质。

注释:

①《自由时报》2010年2月27日,https://news.ltn.com.tw/news/life/paper/375767,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2月27日。

②李筱峰:《台湾历史阅览》,台北:自立晚报文化出版部,1999年,第67页。

③李筱峰:《60分钟快读台湾史》,台北:玉山社,2002年,第24-25页。

④薛化元主编:《普通高级中学历史》第一册,台北:三民书局,2019年,第20页。

⑤夏琳:《闽海纪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2页。

⑥顾伟南:《丙申日记》,转引自陈支平:《郑氏史料辑补》,《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83页。

⑦夏琳:《海纪辑要》,《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4页。

⑧夏琳:《海纪辑要》,第6页。

⑨夏琳:《海纪辑要》,第32页。

⑩夏琳:《海纪辑要》,第33页。

(11)夏琳:《海纪辑要》,第67页。

(12)阮旻锡著,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6页。

(13)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53-254页。

(14)[荷兰]胡月涵(Johannes Huber)著:《十七世纪五十年代郑成功与荷东印度公司之间来往的函件》,吴玫译,收入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编:《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16-317页。

(15)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四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417-470、533-535页。

(16)江树生:《郑成功和荷兰人在台湾的最后一战及换文缔和》,《汉声》(台北)45期,第73-79页。

(17)台湾省文献委员会编印:《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三册,程大学译,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90年,第414-415页。

(18)袁冰凌:《新发现的郑经致“荷兰出海王”信考》,《东南学术》2001年第6期。

(19)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页。

(20)夏琳:《海纪辑要》,第30页。

(21)江日升:《台湾外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页。

(22)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3页。

(23)夏琳:《海纪辑要》,第36页;又见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89页。

(24)江日升:《台湾外记》,第206页。

(25)李筱峰:《台湾历史阅览》,第67页。

(26)李筱峰:《台湾历史与文化的特色》,2001年7月23日,https://www.jimlee.org.tw/article_detail.php? SN=8717¤tPage=10&AtricleCategory=1,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4月10日。

(27)陈芳明:《台湾人的历史与意识》,高雄:敦理出版社,1988年,第42页。

(28)张炎宪、陈美蓉、李中光编:《台湾史与台湾史料(二)》,台北:吴三连基金会,1995年,第283页。

(29)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5-96页。

(30)程绍刚:《郑成功1655-1656年颁布对西班牙和大员贸易禁令的有关档案》,许在全主编:《郑成功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77页。

(31)吴玫译:《有关郑成功军队进攻台湾登陆过程的若干史料》,《台湾研究集刊》1988年第2期。

(32)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厦门大学郑成功历史调查研究组编:《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53页。

(33)《别拿郑成功做“台独”护身符》,《澳门日报》(澳门)2002年6月6日。

(34)陈立骧:《郑成功的各种历史形象与评价》,《鹅湖月刊》(新北)第39卷第5期,2013年。

(35)陈立骧:《郑成功的各种历史形象与评价》,《鹅湖月刊》(新北)第39卷第5期,2013年。

(36)相关报道参见2016年8月1日台湾当局网站。

(37)《自由时报》2017年4月23日,https://new.ltn.com.tw/news/focus/paper/1096529,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5月10日。

(38)以上均见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一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233-234页。

(39)台湾省文献委员会印行:《巴达维亚城日记》第一册,郭辉译,王诗琅、王世庆校订,台中:台湾省文献委员会,1989年,第180-181页。

(40)江树生译注:《热兰遮城日志》第三册,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年,第285页。

(41)甘为霖:《荷兰人侵占下的台湾》,《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15-116页。

(42)C.E.S.:《被忽视的“福摩萨”》,《郑成功收复台湾史料选编》,第124页。

(43)菲力普·梅:《梅氏日记》,江树生译注,《汉声》(台北)第132期,2003年,第54页。

(44)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0页。

(45)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2页。

(46)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68页。

(47)菲力普·梅:《梅氏日记》,第39页。

(48)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3-254页。

(49)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3页。

(50)菲力普·梅:《梅氏日记》,第45页。

(51)杨英撰,陈碧笙校注:《先王实录校注》,第257页。

(52)沈云:《台湾郑氏始末》,《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台北:大通书局,1987年,第52页。

(53)阮旻锡著,厦门市郑成功纪念馆校:《海上见闻录定本》,第46页。

(54)江日升:《台湾外记》,第167页。

(55)菲力普·梅:《梅氏日记》,第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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