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控诉!”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中央改组了中办的领导班子。新领导重新审查了中办系统的全部冤假错案,推翻了硬加在干部头上的各种“帽子”和种种不实之词,为“文革”中受迫害的干部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我也是其中之一。

中央办公厅给我做出了平反决定,宣布1967年11月逮捕我的决定、1975年6月第一专案办公室做出的关于我犯了政治错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宣布过去中办领导对我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政治迫害,给我彻底平反。

在接着召开的中办干部大会上,对当时的中办领导在“文革”期间主持中办工作所犯的错误进行了批判。我当时已调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中办新领导请我参加了大会,并要我在大会上讲一讲。我就以“我的控诉!”为题,做了长篇发言。

若干年后,拿出当年的发言稿,透过发黄的稿纸,大会的情景历历在目……

我犯了什么罪?

“文化大革命”期间,原中办翻译组的赵仲元同志和我,被中办主要负责人扣上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到残酷迫害。仲元同志带着“黑帮分子”帽子在中办“学习班”和“五七干校”受批斗、受折磨达八年之久。我在1967年11月被捕入狱,在秦城监狱一间独牢里关押七年半,不能见到天日。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

我和赵仲元同志都是在1957年1月中办翻译组成立的时候调到中办来的。我们的任务就是给中央领导同志担任翻译。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刘少奇主席、邓小平同志、彭真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接见苏联大使,到苏联参加国际会议和访问,中苏两党中央来往的信件,是由我们和中央有关机关的同志翻译的。我们犯的“罪”,应该说,当时强加给我们的种种罪名,没有别的,就是因为我们是俄文翻译,而且是给中央服务的俄文翻译。

“四人帮”及其同伙为了诬陷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央领导同志,挖空心思,捏造罗织罪名,“里通苏修”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把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为中央服务的,特别是参加过反修斗争的俄文翻译,通通打成“特务”,无辜逮捕,把他们当做突破口,采用种种的逼供讯手段,要从这些同志嘴里逼出诬陷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里通苏修”的所谓“罪证”。

含冤入狱的何止我一人

毛选四卷和中央反修文献的俄文翻译的主要定稿人、1938年入党、长期在白区工作的原中调部的何长谦同志1968年被康生宣布为国际间谍,连同他的爱人一起被捕入狱,于1974年5月含冤死于秦城监狱。

我党老党员、大革命中牺牲的烈士的女儿、积极参加反修翻译工作的原中联部的欧阳菲同志,被康生宣布为苏修特务,被捕入狱,逼得精神失常至今未愈。

俄文翻译界的老前辈、30年代初期的老党员、毛选和反修文献俄文译文的定稿人、中央编译局的姜椿芳同志,被康生、“四人帮”宣布为苏修特务,无辜被捕,在秦城监狱关押达七年之久。

我党领导人林伯渠同志的女儿、多次给中央领导同志当翻译的社会科学院的林利同志,被康生、江青宣布为苏修特务,被捕入狱,关押达七年之久。这里顺便讲一件事:广播局对外部俄文组有一位女翻译也叫林莉,她是老一辈革命家张浩同志的女儿。“文革”初期,她所在单位对她的历史问题进行审查,做出结论报告中央。江青连是哪一个林利(莉)都没问一问,就批上“林莉不是苏修特务,谁是特务!”这样,这位在电台工作的林莉又被长期隔离审查。

从50年代初就经常给毛主席、周总理担任俄文翻译的,1964年被赶出中南海的原国务院外办的李越然同志,无辜被捕,关押达七年之久。这里要说明的是,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李越然由苏联红军送到苏联西伯利亚,参加情报工作的训练。之后,李越然携带收发报机被派遣到哈尔滨。他的任务是,一旦国民党军队占领哈尔滨,他将收集有关国民党军队的情报。后来哈尔滨等地建立了人民政权,李越然便向东北人民政府公安机关的负责人汪金祥同志讲清他接受苏联红军情报训练的经过并交出电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都对李越然的这段历史进行审查,并做出了明确的结论。1964年在清理中南海各单位的干部队伍的时候,李越然因为历史问题被赶出了中南海。之后,李越然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1967年,并不属于中办管辖的李越然被关押在公安干校,由中央第一专案办公室的杨尚昆专案组进行审查达七年之久。

迫害我们,为了同一个政治目的

当时对赵仲元同志和我的迫害也是为了同一个目的。无论在中办“学习班”、“五七干校”,还是在秦城监狱,他们在数以百计的个别谈话、小组会、大会、提审中,采用各种逼供讯的手段,强迫我们“交代”、诬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杨尚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材料。其他被捕入狱的俄文翻译在提审中被追问的也是这类问题。

为了诬陷刘少奇同志,中央专案组第一办公室在提审中宣称:“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利用你干坏事,你也意识不到。现在你要用新的眼光,带着敌情观念,重新认识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他们要我交代少奇同志如何同赫鲁晓夫勾结,而第三专案室的人竟然逼迫林利同志交代少奇和斯大林的勾结。

为了诬陷邓小平同志,第一专案室的人在提审中宣称:“你知道邓小平是什么人吗?他是第二大走资派。走资派要篡党夺权,要推翻毛主席,在中国得不到支持,就必然要勾结苏修。要勾结苏修,必然要通过你们当翻译的。而你是中办翻译组的组长,自然要利用你,你要老实交代,不老实交代罪上加罪。”

为了诬陷彭真同志,“文革”一开始,康生就下令把我从顺义县的李遂镇调回北京。当时我正在李遂参加“四清”工作。康生叫刘宁一同志转告我:彭真出事了,问题十分严重,你能想象有多严重就有多严重。你要交代彭真的罪行,特别是他在1965年访问印尼时犯下的罪行。并说:你写材料不要有拘束,要放开些。

为了诬陷陆定一同志,第一专案室的陆定一专案组的人在提审中用“不交代就枪毙!”“拉出去!”相威胁,硬叫我交代定一同志“里通苏修”的罪行。然而,我从来没有给定一同志当过翻译,况且,我根本听不懂定一同志的无锡方言。但是,他们根本不许我解说,接二连三地提审,恐吓利诱,无所不用其极。“文革”后,林利同志对我说,对她进行审查的第三专案办公室的人一口咬定定一同志和原苏联大使尤金有勾结,强迫她交代,而且公然说,“就是要把你挂在陆定一——尤金这条线上”。

最后,对赵仲元和我施加种种高压手段,主要是为了压出诬陷杨尚昆同志“里通苏修”的所谓证据。“文革”一开始,“四人帮”及其同伙就把“里通苏修”的罪名强加在尚昆同志头上。罪名是捏造出来了,又当众宣布了,但是没有证据。先定罪,后编织证据,于是,就在赵仲元和我的身上逼。在“文革”期间被捕审查的所有俄文翻译,包括姜椿芳、林利、李越然都被追问过尚昆同志的所谓“里通苏修”的罪证。

事实证明根本没有“里通苏修”

1966年五六月,我们还没有被赶出中南海的时候,有人找我谈话说:“杨尚昆里通苏修,你同他关系这样密切,不可能不知道,你要老实交代”。

不久,在一次斗争王录同志的大会后,还有人找我谈话说:杨尚昆叫你做了什么坏事,要讲清楚。从此以后,在“学习班”、在监狱追问我的主要内容就是围绕着尚昆同志“里通苏修”的事情。

1967年11月逮捕我的所谓理由之一,就是“有人揭发阎明复曾参与杨尚昆‘里通苏修’的活动”。那么证据何在呢?

据1967年12月某日第一专案办公室杨尚昆专案组在提审中声称“杨尚昆指使我把党的秘密文件送给了苏联大使馆”。那么真相究竟如何呢?从1957年到1960年,每一次苏联使节受苏共中央领导人的委托向中共中央领导人转交苏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件时,照例当场宣读或介绍信件的内容,并将信件交给接见他们的中共中央领导人。1962年以来,中苏关系趋向恶化,苏联使节向我中央领导人转交苏共中央领导人的信件时,大多只是当场宣读带来的信件而不交出信件。为了保证翻译得准确,我们参加会见的翻译每次都请接见苏联使节的我中央领导同志,要苏联使节留下俄文文本以便核对,核对后就将苏方的信件退给苏联使馆,这就成了我把党的机密文件送给苏联大使馆的证据。那么,是不是专案组的人不知道这些情况呢?或者是他们不可能了解这些情况?是不是这一切都是我一人所为,而中办翻译组其余两位翻译一无所知呢?不!专案组他们不可能不知道真相。长期以来,中央领导人会见苏联使节或者其他外宾时,我们翻译组至少都是两个人参加,一个人翻译,一个人记录。我们在把苏联使节留下的信件翻译成中文的时候,也是全组三个人一起工作的。译完之后,把这些信件的原文装在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送苏联大使馆”,这些具体事务都是经我们组的其他同志办的。这些信件大都是通过我外交部苏欧司退给苏联使馆的,有几次则是请中办机要室的收发室派专人送给苏联大使馆。这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把党的机密文件送给了苏联大使馆,更谈不上什么根据杨尚昆的指使把党的秘密文件送给了苏联大使馆。

可见,他们断言我参与杨尚昆“里通苏修”的活动纯系诬陷。

为了诬陷尚昆同志,“四人帮”及其同伙造谣诬蔑无所不用其极。1958年7月,苏共中央赫鲁晓夫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我中央提出要搞“共同舰队”。毛主席当即识破了他们的企图,严厉批评了他们。为了防止尤金大使抵赖,毛主席对我们讲,第二天他还要接见尤金大使,他和大使的谈话要录音。叶子龙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安排了录音。1966年六七月,我和仲元同志如实地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童小鹏同志汇报了此事,小鹏同志说,讲清楚就行了。时隔不久我们被告知,此事毛主席根本不知道,以后不准再说是主席指示要录音的。后来这件事就成了“杨尚昆一伙”在主席身边搞窃听的罪行,而我们则是参与了这一罪行。

我只列举了我们所经历过的几件事。这些事只不过是“四人帮”及其同伙犯下的滔天罪行中的几个例证。但是从中也能看出“四人帮”及其同伙是如何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以图诬陷并打倒几十年来为了中国人民的胜利不惜流血牺牲、历经千辛万苦、建立了不朽功勋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含冤而死的父亲

1967年11月,在宣布我为现行反革命分子而进行逮捕的大会上,主持人宣布我的主要罪行有三点:第一是杨家死党;第二是彭真黑干将;第三是破坏学习班的“文化大革命”。这三项罪名现在都已真相大白,用不着驳斥了。我要讲的是,这一切都不是中办学习班的某领导人、当时中办主要负责人、下令逮捕我的江青做出这个决定的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什么呢?

逮捕我的直接原因:我父亲是特务,所以我也是特务。

让我引证1975年4月我出狱后,中央专案审查办公室给我做的结论中,对逮捕我的理由做的说明:

第一,有人揭发阎明复参与了杨尚昆“里通苏修”的活动;

第二,有人揭发阎明复于1966年6月借给其父亲阎宝航的收音机是一部电台。

“四人帮”及其同伙强加给杨尚昆同志的种种不实之词,党中央已予以彻底推翻,所谓“里通苏修”纯系捏造和诬陷。至于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硬说我参与“里通苏修”,当然也是百分之百的捏造。但是不妨看看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手法来进行诬陷。

对于逮捕我的第一项理由,没有必要再做什么驳斥。但是必须说明,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把参与“里通外国”的罪名强加在我身上,是有他们的逻辑的,当然是典型唯心主义的逻辑。这也就是第二项理由,即所谓的转移电台的潜台词。原来,他们认定我就是特务。根据什么呢?他们武断地说我父亲是特务,所以我也是特务。按照他们的逻辑看来,1966年6月,也就是在他们开始对我进行所谓的审查的时刻,我就赶快把伪装成收音机的电台转移到父亲家里去。所以,照他们的逻辑看来,尚昆同志通过我这个祖传特务来“里通苏修”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真实情况又是怎样呢?

第一,“四人帮”及其同伙,为了打倒敬爱的周总理,把一大批在周总理领导下长期在白区从事地下工作的东北的老同志打成叛徒、特务、“东北叛党集团”。我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于1967年11月7日,捏造特务罪名逮捕我父亲,关押在秦城监狱。在法西斯式虐待下,不到半年我父亲就含冤死于狱中。父亲死后,“四人帮”不准通知家属,不准家属最后见遗体,不准保留骨灰,甚至连父亲死时身上穿戴的衣物也交给拍卖行拍卖了。关于父亲的死,他们对我们家属隐瞒长达三年之久。最后因家属一再追问才不得不告诉我们他已去世,还对家属进行威胁,不许对外讲,要我们家属同死去的父亲划清界线。

我父亲从30年代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参加东北救亡工作,后经周恩来同志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冒着生命危险,为党、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收集情报。他在希特勒法西斯于1941年6月22日进攻苏联的半个多月前,就得到德国进攻苏联的准确日期的情报,通过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地通报给苏联、斯大林,使得苏联提前进入一级战备。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对中共中央提供的准确情报表示感谢。我父亲还设法搞到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布防的全部情报,通过党中央及时地通报给苏联,使苏联红军易如反掌地打败了日本关东军,解放了东北。

在党的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坚持独裁的斗争,1946年在南京下关车站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之后,党中央决定我父亲回东北解放区,参加政府工作。

这样一位爱国爱党的共产主义战士最后却死在自己的监狱中。这在他是无法理解的。

1978年我父亲被平反后,公安部的同志给我们介绍父亲被捕后的一些情况。其中讲到他在1968年春节前夕,在监狱里给党组织写了一封信,要求回家同家人共度春节。我父亲认为他是无罪的,因此理直气壮地提出了这个要求。但是,直到那个时候他还没有认识到,“四人帮”及其同伙把他打成特务是为了陷害周总理,不把他置于死地,他们是不会罢休的,他们怎样会理睬他的这一要求呢。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华国锋同志的关怀下,我父亲得以彻底平反,一切的诬陷,包括特务罪名都通通推翻了。

第二,“四人帮”捏造特务罪名逮捕我父亲后不到半个月,我也被逮捕了。主要原因就是他们断言我有一部电台转移到父亲家里去了,而我父亲是特务,所以我也是特务。

那么,究竟我那一部所谓的“电台”是什么呢?还是让我们读读第一专案办公室在1973年我还没有被释放的时候在监狱中给我宣读的结论吧:“文革初期有人揭发阎明复有一台电台。经总参三部技术部门鉴定,阎明复1965年6月借给他父亲的不是电台,而是北京无线电制造厂生产的收音机。”

那么,所谓的转移又是怎样一回事呢?原来,当时父亲家里的收音机坏了,把我的收音机借去用了。这样一件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发生的极其平凡的事,在当时竟然变成了转移电台。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那么,他们又是怎样知道我把收音机借给父亲了呢?他们的证据,就是我父亲向我借收音机的事是他打电话对我讲的,而他们记录下我们的全部对话。我被捕前夕和在狱中提审的时候,他们一再追问收音机的事。我简直莫名其妙,我对他们讲,这有什么了不起呢?而且我说,我父亲向我借收音机是我主动对他们讲的。他们恶狠狠地说,你主动讲的,你和你父亲打电话的记录都在我们这里!由此可见,他们用的是窃听的办法来平白无故地诬陷他人,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多么卑鄙无耻。

我出狱后,听家里人讲,专案组的人接二连三地找我母亲,要她交代“收音机”藏在哪里。我母亲说,收音机从明复家拿回来就放在客厅,为什么要藏起来。专案组的人说,不是这台收音机。母亲说,从明复拿来的就是这台。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派来的打手们穷凶极恶地大喊大叫,骂我母亲不老实,威胁说不交出他们要的那台,就要把她抓起来。同父亲在白色恐怖下经历了几十年斗争考验的、年近八十的老母亲反而镇静下来,说明复的收音机就是这台,你们要,就拿走,不要就拉倒。这些打手们无计可施,只好抱着这台收音机骂骂咧咧地走了。

“文革”结束后,中办把这台多灾多难的收音机退还给我了,我们一直保存着,作为那一段不可忘却的历史的证物。

株连“九族”

父亲和我被捕以后,我们全家、不少亲戚,还有父亲在白区工作时的战友,一个一个地受株连。

我大姐阎明诗,1937年去延安,1942年周恩来同志派她回重庆协助父亲从事情报工作,“文革”时被打成鞍山的重点特嫌,多次遭到毒打和游斗,被押送到农村长期劳动。

我大哥阎大新,1938年去延安,后来一直在部队,“文革”时被打成反革命,带着父亲和弟弟被诬陷为特务的黑材料,被送到总后贺兰山“干校”监督劳动。大嫂舒堤被送到北京郊区的土煤窑挖煤。

我二哥阎明智,1939年十四岁的时候去延安参加革命,是外交部的高级翻译、外交官和翻译处处长。“文革”时,外交部造反派也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后下放到长沙,1975年4月惨死在长沙。

我爱人吴克良因不能同我划清界线被隔离审查半年,后来又被当做双料反革命家属,带着女儿到河南“干校”劳动四年半。

我的远亲,财政部的崔学春,因为向红卫兵介绍了中办“学习班”迫害一些老同志情况,在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的指使下被捕入狱;他们派去提审的人说他态度恶劣不肯交代罪行,监狱看守员给他带上反手铐达三月之久;在狱中关押十七个月,出狱后被开除党籍,至今没有彻底平反。而学春在农村老家的父亲,则因当时到他们家乡去调查的财政部的造反派说学春是反革命分子,而被村里的坏分子殴打致死。

我们几家,家破人亡。年近八十的母亲,一个贫农的女儿,在白区一直帮助我父亲工作。解放后,五十多岁入了党,在我父亲和我们在北京的孩子都遭监禁、下放后,生活无着,后患肺癌,重病以后连医药费都无力支付,1971年逝世于上海。老母亲在临终前只好向几十年来一直关心我们、引导我们全家走上革命道路的周总理写信求援:“总理,我是高素,我始终相信玉衡和明复是无辜的。我因患重病不久人世,来上海后,抢救费用甚巨,小女儿明光的爱人被关押,工资冻结,无力支付。请总理看在我和玉衡在重庆变卖衣物接济党内同志和抗日乡亲的面上,把我的医药借债和后事解决了吧,请设法安葬我吧。”当时无法向总理发出这封信,家里人只好在信封上写上北京国务院周总理收,贴上邮票,寄出去了。没想到这封信真的到了总理的手中。周总理立即指示有关机关支付了全部费用,并且通过他们向子女们转达他老人家对母亲的高度评价。

在我被捕后七年半的漫长岁月中,一直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单人牢房里。秦城监狱原由公安部直接管理,“四人帮”提出砸烂公检法之后,秦城监狱也被军人接管,全部公安干警通通被扫地出门。从此,秦城变成了名副其实的法西斯牢房,虐待在押犯层出不穷,不少老同志不堪虐待而死于狱中。

在狱中最后一两年,对那里的非法手段,我时常提出抗议,经常同看守人员争论。他们就宣布我神经不正常,把我搬到关押神经病犯人的牢房,强迫我接受电休克治疗、每日服用大量的镇静药,每次十二到十五粒,使我整日昏睡,身体十分虚弱。他们使用这种残酷的手段给我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出狱后最初一段时间整夜整夜地不能入睡,吃一顿饭就出一身虚汗,不断地感冒发高烧,两年以后才慢慢恢复正常。

我释放回家后,原中办政治部的人还不甘心,他们安排同宿舍大院的同志监视我,而且派人到派出所去打招呼,送黑材料。1978年国庆前夕,景山派出所的警察找到同院的李伯仁同志,对他讲了此事,还要他转告我,要求我们所在的单位派人去派出所消除影响。

感谢我们的党拨乱反正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敬爱的毛主席,是他老人家在1975年3月底,下令三天内释放“一专办”经手的全部审查对象,我才得以出狱。

我要特别感谢敬爱的周总理,是他老人家在重病中还想到我,当他听说中办要把我送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老人家指示说,像阎明复这样的人才应该留在北京,并给安排重新为党工作的机会。

我要特别感谢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拯救了我们的党,拯救了我们的国家,也拯救了我们全家。在中央的关怀下,我们全家受迫害的人都得到了平反昭雪。

我还要感谢中办的同志们在三中全会后给我做出了平反决定,宣布1967年11月逮捕我的决定和1975年6月“一专办”做的关于我犯了政治错误的结论都是错误的,宣布过去中办领导对我采取的种种措施是政治迫害,给我彻底平反。

我今天在这里发言并不想叙述个人的怨和恨。我们党内有多少为革命立过功勋的老一辈革命家被林彪、“四人帮”及其同伙迫害致死、致残、家破人亡,我们中办系统又有多少老同志受到当时的中办主要负责人的迫害而致死。同他们相比,我个人的这些经历又算得了什么?这也是对我一次深刻的政治考验和锻炼。今天我所以谈及这些往事,是想鞭策自己不要陷于日常的琐事中而看不见现在还有人继续坚持林彪、“四人帮”的思想体系,妄图改变党的三中全会的路线。这些人一旦得逞,我们可爱的祖国将变成一个巨大的秦城监狱,更大的灾难将会毁掉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锦绣前程。

我们一定要紧密地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绝不允许任何人干扰、破坏四个现代化,把我国人民拖回到“四人帮”时期那种暗无天日的深重的灾难中去!

在大会结束后,当时的中办负责人派秘书找到我,要代表他向我道歉。我表示,事情已经过去了,大家都要吸取教训。

这些年来,在不同场合我多次同这位负责人见面,握手问候,热情交谈。对于这位毛主席的忠诚的保卫者、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老前辈,我始终十分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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