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破解全球人权治理困境贡献中国智慧

75年前,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世界人权宣言》;30年前,世界人权大会通过了《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数十年来,人类在这两个获得广泛共识的纲领性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努力探索有效实现促进和保障人权的路径及方法,不断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持续发展,并取得系列重大成就。然而,当下前所未有的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使全球人权事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

从人权实践看,地区冲突和发展鸿沟带来的难民危机,饥饿与贫困、生态环境恶化、系统性种族歧视带来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困境与可持续发展受阻等问题,使有效保障基本人权和增进人类福祉变得更为艰难。从人权理论看,“道路之争”和对立思维使人权出现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等异化倾向,全球人权治理出现机制不灵、规范失衡、公平失序等问题。

在全球人权治理面临严峻挑战的大变局下,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站在人类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高度,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当代中国实践,开创性地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为解决全球人权治理之困开出良方,为国际社会积极有效开展人权领域建设性和包容性交流合作贡献了中国智慧。

以全球安全倡议构建人权保障安宁环境

安全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需求,是发展的前提,也是保障人权的内在要求。没有和平的发展和繁荣,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叠加,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威胁上升,严重削弱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人民的生命权和健康权受到严重威胁,冲突地区人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保障更成为一种奢望。

全球安全倡议在理念上把握整体安全与个体安全,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坚持合作对话与发展在维护和平安全中的重要地位。在目标上倡导国家之间的共同安全,反对双重标准,主张世界各国合法安全的权利不因领土大小和实力强弱而减损。这与联合国宪章序言中“大小各国平等权利之信念”精神高度契合。

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全球人权治理结构要反映国际政治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的趋势特点,强调基于不同国情选择发展道路。美国等西方国家奉为圭臬的自由主义安全观鼓吹西方价值观的“普世性”,甚至不惜以此干涉他国内政,滥施以武力推翻他国政权的垄断性暴力行为。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应支持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结构改造,不断提升国际人权机构参与主体的民主性和广泛性,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人权治理中的代表权和话语权,使全球人权治理带来的利益真正由所有国家共同分享。

全球安全倡议主张坚持联合国主导下的多边共治,是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并非挑战或颠覆现有国际秩序,而是引导国际社会冲破以邻为壑的冷战思维的枷锁束缚,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理念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世界只有一个体系,就是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秩序,就是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只有一套规则,就是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因此,推动完善全球人权治理必须以坚决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为必要条件。

以全球发展倡议破解发展权实践之困

发展权受阻是全球人权治理实践中面临的巨大挑战。自然灾害、地区冲突、逆全球化与保护主义思潮的涌现,使全球发展赤字骤增,贫富差距持续拉大,广大发展中国家遭遇发展困境,这些对基本人权保护造成极大阻碍。报告指出,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世界上最富有的1%的人新增长的财富几乎是世界其余人群财富总和的两倍。由于缺乏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全球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高企、债务危机加剧等问题,导致国际社会持续分化,发展不平等不断加剧。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出席2023年发展融资论坛时警告,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正在变成一座“理想中的海市蜃楼”。

中国倡导“以合作促发展,以发展促人权”理念,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基于发展的人权路径”为内生逻辑,强调发展在保护和促进人权中的独特作用,尊重各国选择自主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人权观在人权与发展问题上的二元对立思维,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注入新动力。

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全球发展倡议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与合作平台,具有现实可操作性。2022年,“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成立,至今其成员已达到近70个国家。全球发展倡议对接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通过与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对接,全球发展倡议推动各国在最为关切的减贫、粮食安全、大流行病应对、发展融资、气候变化以及数字经济等八大领域开展合作。

目前,全球发展倡议已得到100多个国家以及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与区域组织的支持,实施了100多个早期收获项目,使60多个发展中国家受益。此外,中国已同20多个国家签署了全球发展倡议双边合作文件。全球发展倡议为重聚发展共识、破解发展困局、推动发展议题重归国际核心议程,发出了时代强音。

以全球文明倡议倡导人权理念包容性发展

当前,全球人权治理面临由西方价值观、意识形态偏见挑起的对抗,人权合作也因隔阂与误解而筑起高墙。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成为消除“道路”对抗的良药,既在尊重文明多样性中助力各国人民维护和发展自身独特文明,又在弘扬人类共同价值中夯实全球安全与发展之基。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文明差异不应成为冲突的来源,不同文明间的包容互鉴是人类人权文明发展的永续动力。《世界人权宣言》宣示人人平等,并应不加歧视地对待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德班宣言和行动纲领》重申文化多样性是全人类进步和福祉的宝贵资产,而文明间的不容忍行为则是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有关不容忍行为发生的重要原因。全球文明倡议以“多彩、平等、包容”的文明观、“和而不同”的文明交流互鉴准则,实现了对文明冲突范式的超越。

全球文明倡议有效缓解了文明博弈的现代化纷争,回答了面对人类未来是对抗还是合作、面对人类文明前景是进步还是倒退的时代之问。面对个别国家看不惯他国与自己不同,打着“人权”“人道”“民主”的旗号干涉他国内政,改造、同化其他文明,甚至企图以自己的文明取而代之而制造冲突,中国主张不同国家、文明和族群之间应平等交流、相互借鉴、共同进步,尊重实现人权保护的不同发展道路。人权的实现模式可以有多种选择,但共同目标应是实现人的共同发展。

全球文明倡议契合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团结合作的心声,即以国际合作推进人权保护。国际合作既是一项国际法基本原则,也是实现全球人权治理稳步发展的前提。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到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中国始终将促进国际合作、不同文明交融作为根本追求。

实现人人享有人权,是人类社会的共同追求。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三大倡议,是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公平公正合理包容方向发展的正确主张,也是中国为破解全球人权治理赤字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它们既丰富了国际人权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又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注入新鲜血液。中国主张以安全守护人权、以发展促进人权、以合作推进人权。这三大倡议既有惠民利民、安民富民的贤达理念,又有亲仁善邻、天下一家的大同情怀,具有广泛的国际共鸣,必将获得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

(作者:杨博超 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国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讲师)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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