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常经 古今通谊

早在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已现诸文献,概其要者,一是构建以“三皇五帝”为代表的上古帝王体系,二是强化“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之国家认同,三是宣扬“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定于一”的政治理想。“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秦王朝首次将先秦以来的“大一统”政治理想变成了社会现实,使“大一统”成为嬴秦之后中国社会的标准形态,对于后世维护国家统一、社会安定、民族团结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尽管民间“大一统”观念滞后于庙堂谋划与学界阐发,但就中古碑志书写内容来看,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五代期间,“大一统”观念已作为重要意识形态融入碑志文本创作中,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碑志书写的范式与规则,社会民众对“大一统”观念已从早期自觉接受、普遍认同,逐渐发展为主动参与、铭旌颂扬。

祖先书写:天下一家

探寻族源,追述世系,是中古碑志书写的重要内容,因家族背景差别,碑志中有关家族历史的回溯,虚实不同,笔法各异,其中亦不乏矜门第、攀高姓者,但在这一时期的碑志书写中,无论中原地区民族,还是边远地区的民族后裔,均普遍地将“三皇五帝”奉为远祖,将族源归根于中华人文始祖。

北朝碑志记载,北魏大臣崔敬邕先祖乃“炎帝之胤”,阳平幽王妃李氏、和邃、侯愔、叔孙协等先辈系“轩辕之裔冑”。鲜卑人奚真祖先“肇系轩辕”,元宁之先乃“唐尧之苗裔”,乞伏保达之先“盖夏禹之苗裔”,库狄回洛妻尉氏之先乃“发颛顼之遐源,资有夏之苗裔”,匈奴人赫连夫人闾炫之先乃“分源白帝”等,类似记载在南朝碑志中亦不鲜见。隋唐五代时期碑志中奉“五帝”为远祖者更加常见,或称黄帝轩辕氏苗裔、帝喾高辛氏华胄,或称颛顼高阳氏胤绪、黄帝长子少昊金天氏苗胄,或称唐尧体胤、炎帝圣裔等。

与南北朝碑志不同的是,唐人通过阐发《史记·五帝本纪》之说,以夷夏同源方式解释了“四夷”后裔族源问题。“昔黄帝之子四十九人,或内列荣班,外蕃荒服,分珪宅土,锡族命官,宗氏因此而生。”(《张通墓志》)“昔者轩辕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外分荒服。其有作政西土,观光北阙,藩屏天子,钦慕国章。”(《俾失十囊墓志》)中原地区周边“泛遥源于獯粥”的延陁氏称“肇系绪于轩皇”,突厥人阿史那摸末称“盖大禹之后焉”,匈奴后裔赫连仁称“先帝轩辕之鸿胤”,粟特族康阿达称“即皇帝之胄胤”,西域史国人史诃耽称“分轩丘而吐胄”,鲜卑人斛斯师德称“其先黄帝之后”等。

根同一系、祖出一源的祖先书写,映照出魏晋南北朝以来民族大融合的时代背景,昭显了“九州共贯”“和合共生”的政治理念。“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黄帝子孙散居四海,华夏民族同源共祖,天下一家的“大一统”观念已经深入闾里巷陌,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高度共识。

史事书写:家国一体

历史书写是中国历代王朝最为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工程之一。“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汉书·艺文志》)先秦时期,诸侯各有“史记”:“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孟子·离娄下》)西汉以降,至于唐代,已有十三部官修国史。“史谍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金石录·序》)碑志发轫于秦汉之际,兴于魏晋南北朝,盛于隋唐五代,是载有墓主生平、美颂志主功德的传记石刻。“金石铭勒,出于千百载以前,犹见古人真面目,其文其事,信而有征,故可宝也”(《关中金石记·叙》),碑志记载讲究铭诔尚实,与家族史、地方志相辅相成,是国史研究的珍贵史料。

中古碑志在叙事上体现出对接家牒、国史的内心自觉,如“自分封命氏,懿德嘉猷,并国史家谍之所详”(《乐达墓志》),“原夫得姓命氏,列于春秋;降汉及魏,传诸国史…斯并详诸家谍,无资染翰”(《杜才墓志》)等表述,无不强调碑志是家牒、国史的组成部分。碑志所载河南元氏、弘农杨氏、渤海高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等大族世家中,不少人物可在正史传记中找到相应记录。除此之外,中古碑志还补充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如《魏君夫人雷氏墓志》中有关唐初西羌雷氏与钜鹿高门魏氏联姻的详细记载,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之间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见证;《慕容知礼墓志》记载唐初鲜卑遗绪慕容知礼接受和学习汉文化,“雅擅词藻、尤工篆隶,年甫十五……雅性好学,服膺儒素”,类似记载亦见于《慕容相及妻唐氏墓志》,这些都是民族大融合生动而真实的历史记录。

在历史进程和文化进程中,中古时期的碑志已从最初简要记录亡者生平、标记墓圹方位、表达悼念之情的行状类文字,跃升为代际传递、绵延不绝的家谱、宗族记录,逐步担负起家国同构历史叙事的时代责任,渐渐融入国家史事的历史书写中。

品格书写:忠孝奉国

“大一统”观念不仅指国家政治、疆域领土上的整齐划一,也包括思想文化、价值导向上的高度集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大一统”观,突出表现便是忠孝观的统一。忠孝观是中国古代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数千年凝聚而成的道德精华和民族品格,作为道德行为规范深刻影响着个人、家族和社会。

中古碑志在书写中嵌入对“忠孝”美德的显性宣介和褒扬,首先,表现出对“忠孝”认识上的统一。即不约而同提出“居家以孝,报国而忠”(《吴守忠墓志》),“仁德忠贞,君臣之节义;理家孝悌,亦为政之荣基”(《刘建墓志》),“行孝承家,敷忠奉国”(《赵绩墓志》)等相似的观点和看法。其次,将“忠孝”作为人物品行的重要评骘。诸如“公幼则孝于而家,长则忠能奉国”(《刘奇秀墓志》),“其在私室也,则孝之与义;其在公党也,则信而与忠”(《陈添墓志》),“尽孝养于闺庭,竭忠诚于寮寀”(《刘延寿墓志》),“从宦历职,资忠履信……公家代忠孝,士林模准”(《裴悌墓志》)之类以“忠孝”为道德规范的论定。

与此同时,在内容上隐性构建“忠孝”人物形象,或在序文中增加生动形象、令人动容的孝行场面描写。《薛璇墓志》记录奉养父母时“冬夏扇枕之仪,晨昏盥漱之敬”,《段简璧墓志》记叙守孝时“泣血三年,在于墓侧。生平之日,常愿陪茔”,《孙婴女墓志》称“府君违代,则号慕哀绝,感动无心,痛之一至,忘其患苦,不纳勺饮,七日而终”,《张祖墓志》云“大男客朗等五人,孝履自天,哀慕过礼”等。或铭勋谥忠,记载精忠报国的人物事迹。《屈突通墓志》记载贞观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一屈突通骁勇善战,为国尽忠职守,“振威玉门,扬旌紫塞,肃秋霜而伐叛,布春露而怀远,攻城若摧朽,制敌如燎原,斩获居多,勋庸莫贰”,一生战功卓著,生为社稷之臣,死为忠义之士。《论弓仁碑》记载唐玄宗时期名将论弓仁英勇戍边,在平定叛乱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声暴露于天下,业光辉于代载”,将个人事业和家族盛衰融入国家命运的爱国之情跃然于石。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根植于中华民族的血脉深处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古碑志文本中的“大一统”观念,是南北朝以来民间对“大一统”思想和国家体制的自觉接受与当代化书写,不仅是中古时期宗法社会中稳定家国体制的基石和家国情怀的核心要义,也是处理家国事务必须遵守的社会规范。

(作者:宋婷,系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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