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本学生

文/黄灯

2005年,我博士毕业后,入职南方一所极为普通的二本院校——广东F学院,当了一名教师。

十四年后,翻看保留的学生名单,我惊讶地发现自己教过的学生达四千五百多名。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借此接触到一个群体,看见一个群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漂浮与命运。

随着十几年和学生大量、琐碎的交往,以及对他们毕业后境况的跟踪,我深刻意识到:

二本院校的学生,从某种程度而言,折射了中国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他们的命运,勾画出了中国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在大众化教育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但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光彩夺目的重点大学,更多的则走进数量极为庞大的普通二本院校。

就我所教的几千学生看,他们大多出身平凡,要么来自不知名的乡村,要么从毫不起眼的城镇走出,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或一个下岗的父亲,以及一排排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务农、养殖、屠宰、流动于建筑工地,或在大街小巷做点小生意,是他们父母常见的谋生方式。

和当下学霸们“一线城市、高知父母、国际视野”的高配家庭形成了鲜明对照。尽管在高校的金字塔中,他们身处的大学并不起眼,但对于有机会入学的年轻人而言,他们可能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是寂寥村庄的最亮光芒和希望。

来到繁华的都市后,他们对改变命运的高考充满了感激,并对未来小心翼翼、跃跃欲试。他们进入大学的路径,完全依赖当下高考制度提供的通道。

在应试教育的机制里,他们一律经过了紧张的课堂教学、题海战术、千百次考试的淬炼。

在一系列严密的规定动作中,他们被删削掉一部分个性、血性、活力,以标准答案为突破口,从高考中艰难突围,就这样一步步来到大学校园,来到我的课堂,并在不知不觉中养成温良、沉默的性子,以致面目日渐模糊。

作为教师,通过无数的课堂观察和见证,我深感这个群体经过严苛的刷题和排名竞争、加上就业的焦虑和现实生存压力的逼近,已过早透支了他们生命的能量,削减了青春的锐气,以致呈现出某种漠然的生存状态。

其思考力、创造力,已在残酷的考试进阶中悄然磨损而不自知。他们的去向,更是在严酷的择业竞争中,有着触目可见的天花板。

根据我的观察,在中国大学的层级分布中,不同级别的大学,学生的去向对应着不同的城市。

顶级大学对应的是全球最好的城市,重点大学对应的是一线城市、省会城市,一般大学对应的是中小城市、乡镇甚至乡村。一层层、一级级,像磁铁吸附着各自的隐秘方阵,干脆利落,并无多少意外发生。

在当下的社会格局中,任何群体若要跨越不属于自己的城市和阶层,需经历怎样的内心风暴和艰难险阻,只有当事者知道。

作为二本学生,他们刚踏进校门,就无师自通地找准了自己的定位,没有太多野心,也从未将自己归入精英的行列。

他们安于普通的命运,也接纳普通的工作,内心所持有的念想,无非是来自父母期待的一份过得去的工作。

毕业以后,他们大多留在国内基层的一些普通单位,毫无意外地从事一些平常的工作。作为教师,我对世界的安全边界的认定,来源于对学生群体命运的勘测。

二本学生作为最普通的年轻人,他们是和脚下的大地黏附最紧的生命,是最能倾听到祖国大地呼吸的群体。

他们的信念、理想、精神状态,他们的生存空间、命运前景、社会给他们提供的机遇和条件,以及他们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是中国最基本的底色,也是决定一代人命运的关键。

多年来,在对学生毕业境况的追踪中,负载在就业层面的个人命运走向到底和大学教育呈现出怎样的关系,是我追问最多的问题,也是本文竭力探讨的一个核心问题。

但我知道,我既无法通过穷尽对象的学理式写作获得答案,也无法通过严丝合缝的推理来寻找结论。

唯一能够依仗的,不过是十几年从教生涯中对学生群体的持续观察,以及从师生之间的长久联系、观照中所获得的感性认知。

通过打开有限的个体命运,我发现,他们的生命故事竟能验证自己的某种直觉,并通过这种直觉帮我找到一种理解时代的可靠方式。

2006年6月16日,在原来经济贸易系文秘教研室的基础上,学校决定成立财经传媒系。

我当初之所以进入广东F学院,也是因为学校要申报新的专业——汉语言文学。

作为第一个中文博士,通过人事处的招聘信息得知,我实际上是以申报新的专业“急需人才”的名义而入职的。

说是财经传媒系,但因为师资的百分之九十以中文背景为主,依托的专业也是汉语言文学,在没有获批新专业以前,实际上就是中文系。

2006年,新成立的财经传媒系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我在给全校学生上公共课的同时,终于拥有了一个在本系上专业课的机会,并且在第一届新招的两个班中,被系部书记安排当062111班的班主任。

2006年9月16日,是新生报到的日子。一早,我就按学校的规定,履行一个班主任的职责,去迎接新来的学生。天气还不错,我穿着军绿色套裙,穿梭在人流中,心里涌动着第一天上课般的激动,对即将到来的新生充满了好奇。

开学第一天,学校的人气极为旺盛,繁忙的接新生车辆来来往往,将来自广东省各个地方的孩子,拉到了学校青年广场上方的空地上,各个系部的迎新桌子一字排开,一张张新鲜、略显紧张的脸庞在桌子周边环绕。

我留意到班上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那天报到的方式完全不同,印象深刻的有几种:

其一,一个女孩的爸爸找我反映,说是看过学生宿舍的情况后,发现没有空调,感觉条件太差,问我能否到校外给孩子租房住。他的妻子,大波浪的卷发,脸化着浓妆,年轻、光鲜也时尚。

她跟随丈夫,一言不发,揉着红通通的眼睛,怎样也擦不净冒出的泪水,仿佛女儿住进没有空调的集体宿舍,即将面临一场地狱般的痛苦。

女孩看起来极为单纯,面对父母对我的咨询,眼神闪烁而茫然失措。其二,一个男孩,眼神坚定,行李简单,很明显没有父母的陪伴。

我后来注意到,送他来学校的,是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哥哥,因为长得太像,外人一眼就能看出是两兄弟。

哥哥看起来受教育水平也不是很高,遇到不清楚的事项,也不问人,而是观察别人怎么做,然后很快就熟门熟路地处理好了诸如缴费、办卡、进宿舍等琐事,一看就在外面闯荡过,颇有社会生活经验。

其三,一个戴眼镜的斯文男孩,陪伴的队伍最为庞大,不但父母来了,爷爷奶奶也来了。奶奶挂着拐棍,看起来有八十多岁,一脸的幸福,感觉孙子能上大学,是一件特别自豪的事情。

男孩淡定、从容,知道我是班主任,很大方地和我点头微笑。其四,一个看起来朴实、懵懂的女孩,眼神里有着不确定的害怕,但又充满了对大学生活的向往。

和我目光相撞时,明显想躲闪,躲闪不过,终于从嘴边挤出了一些不自然的笑容,略黑的脸蛋,倒是显得极为阳光。

她的父母从装束一看就是农民,爸爸带着女儿办各种手续,妈妈怯生生地躲在树荫下守着化纤袋包裹的行李。

开学后,我特意到宿舍了解情况。第一个女孩,出生于汕头,家里很有钱。她父亲是汕头一家公司的老板,妈妈的生活非常优裕,保养得极为年轻。

女孩很快就适应了集体生活,性格温和,讨人喜欢,与同学相处也融洽愉快,宿舍没有空调,在她眼中根本就不是一件值得担心的事情。

第二个男孩,出生于农村,家里情况不是很好,但男孩性格开朗,长相英俊,不卑不亢,喜欢也擅长与人打交道。

适者生存的准则,在他身上获得了淋漓尽致的体现。生活的历练,让他无师自通地懂得机遇的重要,在班级的首次竞选中,他顺利当上班干部。

有一次我没带饭卡,他看到我,直接将我带到食堂底层,叮嘱打饭的师傅给我来一份最好的菜,根本就没有刷卡收钱。后来才知道,打饭的师傅是他老乡。

这个男孩适应能力强,做事不死板,内心也没有太多的规则约束。

毕业时,因为找工作,没有时间好好写论文,指导老师又急又气,但面对他的态度,又不能发作,最后只得想尽各种办法让他通过。

第三个孩子来自惠州一个教师家庭,父母看起来教养不错,得知我是班主任,立即邀请我去惠州玩。

孩子入学后,各方面都符合好学生的标准,专业功底也不错,对文学的感悟力显然超出班上别的同学很多。

但更多的孩子则悄无声息,恰如第四个家庭中的女孩,在班上默默无闻,唯恐被别人注意,也不愿和老师多沟通,到毕业时,都没有给我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第一次开班会,我拿到了全班的名单,共五十二人,三十八名女生,十四名男生,全部来自广东省。

他们出生的时间大多在1987年左右,也就是说,我当班主任带的第一届学生,是80后。让我奇怪的是,班上男女比例如此失衡,我难以想象,一个五十二人的班级,男生竟然不到三成。

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同样是中文专业,四十六名同学中,女生十二名,不到三成。和教研室老师聊起,才发现,男女生比例失衡早已成为常态。

我后来才明白,作为系部第一届学生,062111班的男生数量,和此后其他班级比起来,已经是非常可观了。

2007年6月,我开始休产假,错过了大二第一学期给他们上“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课的机会。

考虑到此后课程的安排,为了早点了解他们,在系部专业教师匮乏的情况下,在大一第二学期,我主动要求给他们上“外国文学史”。

待我2008年2月休完产假,他们已经进入大二第二学期,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给他们上专业课程。

通过给他们上课以及日常的接触,我发现,广东学生相比我熟悉的湖南、湖北的年轻人,更留恋自己的家乡。

在班上,我随机做过调查,很少有学生愿意离开广东,到外地念书或工作。这种执念,和我高中毕业最大的梦想就是离开家乡、离开父母远走高飞,构成了强烈的对比。这种反差,既让我困惑,也让我着迷。

我突然发现,这种身处异地所带来的文化冲撞、映衬,除了让我更好地看清了自己,本身也极为有趣。

我甚至觉得,如果说,来广东的选择和留广州的决定,让我真正确认了自己湖南人的身份,那么,062111班孩子的存在,则让我在这种奇妙的碰撞中,进一步强化了自己内陆人的认同感。

自然,“广东学生”这个固定的群体和概念,也伴随我的班主任身份,一步步扎根于我的内心。

从2006年入学算起,我目睹他们踏进校门并度过波澜不惊的大学时光,然后在学校的后山和他们共度毕业聚餐,随后一直关注他们毕业后的漫长岁月。

仰仗信息时代的方便,通过QQ和微信群的便捷,我随时都能知道他们的动向。

在虚拟的网络中,有一个小小的空间,依然延续了我作为他们班主任的既定角色。在中国的教育语境中,班主任意味着更多的担当,意味着一份信任的托付。

从2006年9月16日算起,我已见证062111班十几年,班主任的身份,早已成为我丈量自身职业生涯的标尺。

我的学生,拿的是文学学位,专业方向是汉语言文学,除了上中文专业的课,也要上传媒方向、甚至经济类、金融类的课程。

石磊大学毕业时,就因为没有通过教学计划中的“高等数学”考试,推迟一年才拿到学位。

因为专业培养涉及的学科门类太多,大部分课程只能蜻蜓点水,没有太多专业含量,学生上课压力极大。

就算如此,为了增加就业的筹码,他们不得不涉猎更多的信息,以致修第二学位,成为学生无可逃避的选择。

放眼望去,大学考证成风,学生无所适从,焦虑迷茫,盲目跟风,被各类考试牵引,根本没有条件获得更多闲暇时间,去好好锤炼自己的专业能力。

二本院校的大学氛围,在极其强烈的就业压力下,越来越像职业院校。

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的生存压力,诸如住房、医疗、子女教育,都只能在彻底市场化的社会语境中独自承受,个体和国家的粘连度越来越低。

学生的去向,越来越受制于个体背后掌握的资源,底层家庭的孩子,在自主择业的鸡血和市场经济的赤裸搏击下,不确定性成为唯一的确定。

个体出路和家庭情况密不可分,学生的命运,某种程度上,甚至由原生家庭决定。——事实上,学生分化的开始,已说明了问题。

在追踪062111班学生去向时,我猛然发现,在迎接新生第一次和他们见面时,凭直觉留下的几种初见印象,竟然从整体上印证了他们毕业的基本流向。

我想起那四个孩子,除了第二类依靠极强的社会适应性,凭个人之力在现实中找到了立足之地,其他孩子的命运,仿佛更多受制于一种无形魔力的牵引:

第一个汕头女孩,父母早就给她安排好了出路,念书的唯一目标,就是拿到文凭,获得进入社会的入场券;

第三个惠州男生,也在父母的打点下,一毕业就回家考了公务员,在父母早就买好的房子中结婚生子,无忧无虑;

只有第四个女孩,恰如她在校的沉默一样,毕业以后,在茫茫人海中悄无声息。

我听班上的同学说,她做过文员、销售,卖过保险、做过微商,辗转换了好几份工作,也换了好几个城市,没有成家。

生活也无安稳可言,在各类被叙述为个体命运的话语中,独自承受生活的考验。

不可忽视的是,我在随后多年范围更大的持续追踪中,发现这样的孩子占比越来越高,他们汇成日渐庞大的队伍,在我心中形成了一个隐匿而突兀的人群。

他们的第一份工作,以及手头拥有的那份根基不稳的合约,最大的意义,除了成为学校统计就业率的数据支撑,根本无法成为他们人生锚定牢固的桩基。

漂泊不定,是一个群体的真实生存。

——摘自《我的二本学生》

左岸记:想想现在很多二本的处境,和我二十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情况差不多,虽然当时大学生还不多,但因为自己无什特别出色,到社会上工作也是从零开始,工资低还到处是诱惑,身边也有特别有想法的同学,也确实因为他们的勇敢成为了这发展二十多年的佼佼者。只是如果你发现自己也很平常,那就把目标定低些,但要走在正确的路上,哪怕是慢慢走,但踏实敬业,加上不断学习,你会发现你一样可以做得相当不错。也许没能出人头地,但却会有自己一片别样幸福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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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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