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废除及其原因

  

  
【按语】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废除黑奴贸易法》。二百年后的2006年11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以《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为题的决议称,“确认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决定2007年3月25日定为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国际日。”2007年12月17日,为纪念贩奴贸易的受害者,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了以《奴隶制度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永久纪念碑和对受害者的纪念》为题的决议,宣布“每年3月25日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纪念日。”联大的两次决议都宣布“3月25日”为国际纪念日,表明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黑奴贸易法》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事业的开端。

  

  
一、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兴起

  

  
奴隶制是指“对一人行使附属于所有权的任何或一切权力的地位或状况”[1]。虽然欧洲古代奴隶制在中世纪已经衰落,但近代初期却以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形式得到复活。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指欧洲各国奴隶贩子与政府支持的垄断公司从非洲贩运奴隶到美洲新大陆的活动。15世纪40年代初,葡萄牙探险队将10名非洲黑人劫掠到欧洲,揭开了近代史上非洲奴隶贸易的序幕。在西班牙王室的资助下,来自意大利热那亚的航海家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于1492年“发现”了美洲新大陆。1495年,哥伦布将大约500名美洲土著奴隶运送到塞维利亚,并梦想着从事将美洲“印第安人”运到伊比利亚、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大西洋群岛的有利可图的奴隶贸易。[2]新大陆被发现后,越来越多的欧洲探险家、商人和移民来到美洲。欧洲殖民者在征服美洲大陆后,开始是利用原住民印第安人作为廉价劳动力,但由于一系列政治、文化、宗教、经济等原因,以及印第安人不太适应系统性的农业劳动、因缺乏免疫力更容易感染欧洲人的疾病,结果造成印第安人人口骤减。1492年时,印第安人约5,390万人,到1570年减少到1,351万人,1650—1700年间进一步减少到936万人。这一灾难的主要原因是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疟疾、黄热病和天花等,印第安人对这些疾病毫无免疫力。[3]这种状况导致欧洲各国转向从非洲贩运奴隶,以代替被灭绝或被杀戮的美洲原住民。葡萄牙开放的西非海岸的非洲人成为最为廉价从而被广泛利用的奴隶。[4]早在欧洲人开始从非洲获取奴隶之前,成千上万的黑人已沦为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高效而广泛的陆上奴隶贸易的牺牲品。这种陆上贸易的存在对随后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发展也很重要。同时,在非洲社会中存在着大量的拥有奴隶身份的群体。当欧洲人第一次登陆西非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些拥有奴隶的社会。因此,欧洲人为了自己的目的利用并改换非洲现有的奴役形式。欧洲人与非洲当地商人或统治者用来交换奴隶的主要商品是军火和武器。[5]欧洲各国选择从非洲贩运奴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容易获得一些非洲当地人的协助。这些非洲商人或当地统治者通过逮捕、绑架并出售奴隶以获得贵重货物的回报。同时,非洲北部和西部的伊斯兰社会热衷于奴役任何非穆斯林。[6]

  
最早的奴隶贩子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继而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英属北美大陆人、北欧以及波罗的海各国的人都参与了奴隶贸易活动。其中,法国在18世纪的奴隶贩运中仅次于英国和葡萄牙位列第三。1800年前,这三个国家的奴隶贩运一起主导了大西洋奴隶贸易,所贩奴隶占18世纪被驱逐到美洲的所有非洲人的90%以上。[7]对从非洲海岸购买和贩运奴隶征收进出口税为参与奴隶贸易的国家创造了最早的经济利益。欧洲各国的君主们还通过缔结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大西洋奴隶贸易国际协定获取经济利润。为了进一步推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一些欧洲国家政府通过立法,向公民发放奴隶探险特许状并对奴隶贸易征税。跨越国际和国内边界的奴隶贸易都被合法化了。[8]1513年由西班牙王室颁发的许可证被认为是在新大陆导入黑人奴隶制度的开始。[9]大规模的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构成近代欧洲转向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10]美国历史学者贝克特(Sven Beckert)指出:“帝国扩展、掠夺土著和奴隶制这三个步骤,在建造全新的全球经济秩序,以及资本主义的最终出现中,处于核心地位。”“奴隶制、殖民主义和强迫劳动以及其他形式的暴力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反常现象,而是其核心。”[11]

  
从15世纪到19世纪这四百多年间,欧美奴隶贩子向非洲各地统治者、商人或中间商购买黑人,然后将这些黑人作为俘虏向欧洲、地中海和美洲贩运,最后作为奴隶卖掉。其中,96%的黑人是从非洲海岸由狭窄的奴隶船被贩运到南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港口的。[12]被贩运的非洲奴隶不仅是最廉价的劳动力,同时也被视为奴隶贩子的“货物”和奴隶主的“财产”。奴隶毫无自由与人格尊严可言,生命也毫无安全保障。[13]海上贩运途中,在恶劣的条件下由于自杀、体罚、反叛被杀以及疾病等原因,超过100万非洲人葬身于大海。贩奴船也被视为“移动坟墓”。[14]

  
长期以来,历史学者们对被贩运到新大陆的黑人奴隶人数有不同的估计,从几百万人到数千万人不等。1969年美国历史学者柯廷(Philip D. Curtin)关于大西洋奴隶贸易统计分析的著作对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柯廷指出,此前大量关于奴隶贸易的文献一般都估计有1,500万到2,500万黑人奴隶被贩运到美洲,但柯廷认为这一估计数字是19世纪的遗产,当时关于非洲和美洲的历史刚刚开始被探索,因而有关被贩运奴隶的数据多是缺乏根据、犹豫不决的猜测。柯廷通过对从欧洲各国向美洲殖民地输入奴隶的详细统计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是:自1451年至1870年,约956.6万至1,000万黑人奴隶被贩运到美洲。[15]进入21世纪后,根据一些历史学者的最新研究估算,大约有1,100万至1,250万黑人被从非洲海岸运出,约1,050万人被贩运到大西洋主要的美洲奴隶贸易港口。1820年以前,在美洲的移民有五分之四是被俘获和贩运去的非洲黑人,也就是说,840万非自愿的非洲移民对比240万欧洲移民。[16]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介绍,在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中,估计被驱逐出境的人大约有1,700万。这些数字不包括在船上以及在与贸易有关的战争和抢劫中死亡的人。[17]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强制性跨洋迁徙,也被视为“对黑人的大屠杀”(black Holocaust)。[18]奴隶贸易及奴隶制还被当代学者认为是一种“被遗忘的危害人类罪”。[19]虽然种族意识在西方国家早已存在,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促使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盛行。特立尼达的非洲裔历史学者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在1944年著书指出:“奴隶制并非源于种族主义;相反,种族主义是奴隶制的后果。”[20]由于欧洲国家殖民者在新大陆奴役的对象主要是印第安人特别是非洲黑人,因此,种族主义以及社会有机论是近代奴隶制的主要意识形态。[21]跨大西洋奴隶贸易不仅给被强迫劫掠到其他地区的黑人带来了无穷无尽的苦难,而且也构成了近代以来欧美国家种族主义思想长期流行的历史原因。[22]

  

  
二、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的过程

  

  
在19世纪,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的主要形式是国内立法、双边条约、国际宣言、多边条约以及相应的条约执行机制。

  
(一)国内立法、英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条约

  
英国1807年《废除黑奴贸易法》被公认为废除奴隶贸易的开端。[23]事实上,在英国立法之前,丹麦已于1792年就通过政府法令(1803年生效)废除了奴隶贸易。[24]美国国会从1794年到1802年通过三个法律,禁止美国公民和船只参与奴隶贸易,但从外国输入奴隶仍合法。1807年3月2日(比英国立法早三周),美国总统杰斐逊签署了完全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然而,从国际社会禁止奴隶贸易的角度来看,英国关于禁止奴隶贸易的国际影响最大,举措也最为严厉。这是因为英国作为当时主要的欧洲帝国和世界第一海上强国,在奴隶贸易中具有关键作用,并对其他国家产生潜在的影响力。[25]在英国1807年立法废除奴隶贸易之前,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奴隶贸易掌握在英国人手中。英国立法废除奴隶贸易之后,仍有一些英国贸易商人受利润诱惑,铤而走险从事贩奴走私贸易,但遭到英国法律越来越严厉的惩罚。1811年,英国议会一项法律将奴隶贸易定为重罪。1827年,奴隶贸易被英国宣布为一种海盗行为,因而可以判处死刑。[26]直到1824年,英国商人向奴隶贩子出售货物或设备都是合法的,只要交易安排在英国领土之外。1824年英国通过立法将这些行为也定为非法,但直到1843年议会禁止英国国民参与奴隶贸易,英国才有能力通过谈判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际法制度。[27]

  
自1814年以后,英国政府与几乎所有海上大国都缔结了禁止奴隶贸易的双边条约。正是这些双边条约导致荷兰于1814年、法国于1818年、西班牙于1820年、葡萄牙于1836年先后废除了奴隶贸易。美洲一些新独立国家为了获得英国的承认,也相继废除了奴隶贸易。[28]1862年5月18日,卡尔·马克思还为《新闻报》写了题为《制止奴隶买卖的条约》的报道,介绍了当年4月英国与美国之间签署的制止奴隶买卖条约的要点,称“这个英美条约是美国内战的结果,它是对买卖黑人的致命打击”。[29]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由英国与其他国家缔结的双边条约创造了两个制止和惩罚奴隶贸易的新机制。

  
第一个机制是相互“搜查权”(right of search)。如果船舶悬挂的是缔约国的旗帜,并根据正当理由被怀疑有从事奴隶贸易的嫌疑,对这类船舶缔约国双方的军舰都具有登临、检查和扣押的权利。这实际上是给予当时海上第一强国的英国海军针对各国涉嫌贩运奴隶船广泛的搜查权和扣押权,同时也克服了1817年英国海事法庭在“路易号”(Le Louis)案判决中提到的没有条约规定英国军舰不能搜查外国船的国际法限制。[30]到1839年,英国政府与基督教世界几乎所有主要的海洋国家都签订了双边条约,扩大了在公海上进行搜查和扣押的相互“权利”,适用于有合理理由怀疑从事非洲奴隶贸易的船只。[31]1845年英国议会通过法律授权英国海军对涉嫌贩运奴隶的船只可以像对待海盗那样捉拿惩罚。英国作为当时第一海上强国,其海军对运送奴隶船只的惩罚对结束奴隶贸易起了重要的作用。[32]

  
另一个机制是设立具有司法职能的双边“混合委员会”(mixed commissions),也被称为“混合法院”。从1819年到1871年,英国通过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美国、巴西等缔结双边条约,在一些海港城市设立了“混合委员会”。如果经检查确定有奴隶贸易行为,负责进行搜查的(主要是)英国军舰可以扣押从事奴隶贸易的船舶,并将其交给“混合委员会”处理。[33]1819年到1838年,仅设在塞拉利昂的“混合委员会”就审理了304艘船舶,这些船只几乎都被定罪。[34]英国海军俘获了95%贩运奴隶的船。被扣押的船只要被“混合委员会”裁决为贩运奴隶船,就可被拍卖,船上的奴隶全部被释放。“混合委员会”对600多艘贩奴船定了罪,释放了8万多奴隶。[35]英国还通过条约将奴隶贸易视为海盗行为,因而可以根据一般国际法实施普遍管辖权和惩罚。[36]

  
1840年以后,英国还与非洲一些部落酋长缔结了有关禁止奴隶贸易的协定。不过,这些协定含有英国可以进行军事干涉的条款,因而也为英国掠夺非洲殖民地打下了基础。英国以非洲部落的酋长从事或纵容奴隶贸易等为借口进行军事干涉,并在炮舰政策的支持下,和非洲部落的酋长进一步签署新的割让土地的条约。[37]

  
(二)1815年《关于取缔贩卖黑奴的宣言》

  
1803年爆发的“拿破仑战争”以法国战败而结束。1814年5月30日,第六次反法同盟国家与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政府签订了《巴黎和约》。同日,法国作为战败国与英国、葡萄牙、普鲁士、俄国、瑞典等五国用双边条约形式分别签订了与“法奥和约”完全相同的和约,但各有附加条款。其中,“英法和约”的附加条款中有一条规定“英法同意在维也纳会议上努力促成禁止贩卖黑奴宣言”。[38]

  
由于《巴黎和约》未能将立即废除奴隶贸易的条款明确写入和约文本,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Castlereagh)及其政党在英国国内遭到废奴主义者组织的攻击。因此,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更热衷于说服其他国家签订一项禁止奴隶贸易的多边条约。[39]但由于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国家的反对,参会国没有就缔结多边条约达成一致,仅仅获得了一项谴责奴隶贸易的宣言。[40]

  
1815年2月8日,参加维也纳会议的国家签署了《关于取缔贩卖黑奴的宣言》。该宣言谴责奴隶贸易“违背了人道和普遍道德的原则”,签署国一致同意结束这一“长期使非洲荒芜、欧洲堕落、使人类遭受痛苦的灾难”。[41]尽管该宣言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但其作为第一个谴责奴隶贸易的多边国际文件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这一宣言,奴隶贸易被公认为“违背了人道和普遍道德的原则”,这为后来推动国际社会禁止奴隶贸易奠定了政治和道德基础。

  
(三)多边条约

  
1.1841年《关于取缔非洲奴隶贸易的条约》

  
英国政府由于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未能促使参会国缔结一项禁止奴隶贸易的多边条约,在会议后继续通过多边外交进行努力。英国的多边外交在1840年达到高峰。完成了多边谈判的英国外交大臣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告诉英国议会,即将有一个“反对奴隶贸易的基督教联盟”。[42]1841年12月,英、奥、法、普、俄在伦敦签署了《关于取缔非洲奴隶贸易的条约》。这是第一个禁止奴隶贸易的多边条约。

  
该条约明确规定:“宣布此项(奴隶)贸易为海盗行为。……任何可能企图进行奴隶贸易的船只,仅仅由于这一事实,将失去受到他们国旗保护的一切权利。”(第1条)各缔约国的“军舰可以搜查属于任何缔约国的每一艘根据正当理由被怀疑正在从事奴隶贸易或准备实现此目的、或在它遇到上述巡逻船的一次航行期间曾从事这种贸易的商船。上述巡逻船可以拘留、遣送或带走这些商船,以便按照……一致同意的方式提交审讯。”(第2条)“应在上述被拘留船只所属国家的主管法庭,立即对上述被拘留船只、其船长、全体船员和货物进行起诉;并依照该国既定的、有效的程序和法律,对他们进行审判和判决。如果起诉的结果证明该船只曾从事奴隶贸易或准备从事奴隶贸易,应没收该船只、它的设备和它的货物,并根据使他们受审的法律,对船长、全体船员和他们的同谋进行处理。”(第10条)“缔约各国同意确保根据本条约规定而予以拘留和定罪的船只上的所有奴隶立即获得自由。”(第16条)[43]

  
2.1885年《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

  
1884年11月至1885年2月,英、美、法、德、俄、意等14个国家在柏林举行关于非洲问题的会议,但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参加。柏林会议召开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列强在不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下对非洲进行瓜分和自由贸易,并使非洲问题接受国际准则的制约。在会议前夕,英国政府决定争取在最后协定中写进反对奴隶贸易条款。[44]这样,会议最后通过的1885年《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增加了反对奴隶贸易的条款,即第6条规定,“在上述(非洲)地区拥有最高权或势力的各国有责任时刻关心保护土著居民,改善他们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状况,特别是帮助消灭奴隶制和买卖黑人”[45]。总议定书前言还区分了买卖奴隶与为此买卖而从海上和陆地运送奴隶的活动。不过这种区分似乎是人为的,没有充分的根据。[46]

  
然而,柏林会议在性质上是一个西方列强瓜分非洲殖民地的分赃会议,会议集中讨论和制定了列强今后分割非洲领土时应共同遵守的原则。[47]正因如此,从上面引述条款的字里行间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非洲禁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问题上,被强调的是在“(非洲)地区拥有最高权或势力的各国”的责任。由此可见,《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尽管有禁止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条款,但是这些内容与其说是对非洲黑人权利的国际保护,不如说是与西方列强瓜分非洲领土并维持殖民地统治有着更密切的历史联系。

  
3.1890年《关于贩卖非洲奴隶问题的总议定书》/《布鲁塞尔议定书》

  
《柏林会议关于非洲的总议定书》通过五年以后,即1890年,由英国政府发起,19个国家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了会议,制定出《关于贩卖非洲奴隶问题的总议定书》(简称《布鲁塞尔议定书》)。国际法史学者努斯鲍姆(Arthur Nussbaum)指出,《布鲁塞尔议定书》是英国政府经过长期不懈的人道主义努力、缔结大量双边条约后,最终促成的全面而有效的成果。[48]顺便提一下,1888年以后由法国红衣主教、阿尔及尔大主教夏尔·拉维热里(Charles Lavigerie)推动的反对奴隶贸易的大众运动,对《布鲁塞尔议定书》的制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这是欧洲天主教徒首次发动的废奴运动。[49]

  
《布鲁塞尔议定书》不仅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有关国际禁止奴隶贸易的最为详尽和最为完备的国际多边条约,而且第一次建立了条约监督机制。该议定书有七章,共100条。议定书责成缔约各国立法机构在签署议定书一年内通过刑法规定惩治暴力捕获、押送、运输和买卖奴隶者(第5—19条)。第三章是关于镇压海上贩奴活动的规定,这也是该议定书的中心内容。议定书的一个特点是详细规定了缔约各国军舰应具有的登临检查的相互权利。例如,议定书规定:“当某一个缔约国的指挥军舰的军官们有理由认为,在上述水域内遇到某艘吨位在五百吨以下的船只在进行贩奴活动,或盗用国籍旗时,他们有权检查船只证件。”(第42条)“为此,在对受嫌疑船只呼唤并告知检查意图后,可以派一艘由一个身着军装的军官指挥的小艇上船临检。”(第43条)在“临检结束后,如巡逻舰确信所截船只在航行期间进行过贩奴活动,或有确凿根据,证明船长或船主盗用国旗、进行走私或参加贩奴等活动,应将所截船只押送到船旗国一个主管当局所在地区最近的一个港口”(第49条)。[50]

  
与前面提到的一些国际条约相比,1890年《布鲁塞尔议定书》的一个主要的新进展是设立执行该议定书的机构。根据该议定书第五章中有关设立保障和执行机构的规定,主要设立以下几种机构。首先,“在桑给巴尔建立一个国际情报署,缔约各国均可派驻一名代表”(第74条)。这个国际情报署的主要任务是汇集所有对镇压海上贩奴活动有用的数据和情报。其次,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外交部下设一个国际办事处(第82条)。这个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作为各国之间交换有关贩奴活动的数据和情报的中心,集中进行包括各缔约国“现有的或由于执行本总议定书而制定的法律和行政规章”“关于贩奴活动、被捕或获释奴隶以及武器弹药和烧酒交易的统计材料”等的交换(第81条)。该办事处所搜集的资料“将定期加以汇总和公布,并呈送全体缔约国”(第84条)。此外,议定书还责成缔约各国为保护获释奴隶,应在各自属地内设置奴隶解放事务所或其他办事机构,以便颁发奴隶解放证并记录归档(第86—89条)。[51]

  
显然,在禁止奴隶贸易方面,1890年《布鲁塞尔议定书》比此前有关的国际多边文件规定都更详尽和完备。《布鲁塞尔议定书》首次规定设立有关执行议定书中禁止奴隶贸易方面的国际机构,这在多边条约的执行机制中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这也是在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条约监督机制。《布鲁塞尔议定书》对终结一些地区的奴隶贸易起到了明显的作用。

  
但是,1890年《布鲁塞尔议定书》仍然有着以下一些缺陷:

  
第一,虽然《布鲁塞尔议定书》禁止奴隶贸易,但没有宣布奴隶贸易是海盗行为,也没有规定登临和搜查的一般权利。[52]

  
第二,《布鲁塞尔议定书》只禁止奴隶贸易,不仅没有禁止奴隶制,而且还承认某些形式的奴隶制,如家奴制度(第62条)。

  
第三,在禁止非洲奴隶贸易的具体规定上,《布鲁塞尔议定书》的适用范围仍然有限。这表现在各缔约国只是在特定的海域承担禁止奴隶贸易的义务(按照该议定书第21条的规定,禁止海上奴隶贸易主要限于非洲大陆的印度洋沿岸一侧)。另外,该议定书对缔约国军舰行使临检并有权拦截、拿捕的奴隶贸易船只规定限于五百吨以下的船舶。这样看来,五百吨以上的船只仍然享有从事海上奴隶贸易的特权。

  
第四,《布鲁塞尔议定书》虽然规定设立国际执行机构,但是这些国际执行机构的中心任务都仅仅限于情报和数据的搜集、汇总、交换等方面的内容。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该议定书仍然缺少一个有效的监督条约执行的机制。

  
总之,《布鲁塞尔议定书》虽然禁止奴隶贸易,但同时服务于西方大国的领土和商业野心。[53]该议定书也是西方国家主权至上的一个证明。其前言承诺将文明带到非洲,但既不禁止为了结束奴隶贸易而对非洲领土的暴力征服,也不阻止在西方国家所占领地区大规模动员本土劳动力强迫劳动以发展经济。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企图结束非洲奴隶制导致了新的类似奴隶制的强制劳动和剥削形式。[54]

  

  
三、废除奴隶贸易原因分析

  

  
本来,英国从17世纪末就成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主要贩运者。自1662年到1807年,英国从非洲贩运了近330万黑人奴隶。[55]自1751年到1800年,在非洲贩运出的奴隶中,42%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56]然而,在19世纪国际社会禁止奴隶贸易的过程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英国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在英国议会1807年通过《废除黑奴贸易法》后,英国政府率先与各国签订大量双边条约,并主导了废除奴隶贸易宣言和多边条约的缔结。而且,英国海军针对各国涉嫌贩运奴隶船实施广泛的搜查权和扣押权以及在各地建立“混合委员会”,对制止和惩治奴隶贸易贩运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反对奴隶贸易运动几乎同时发生在大西洋两岸,但颇具历史讽刺意义的是,保守的英国成为最大、最长久和最不可或缺的变革推动者,而美国和法国却在19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成为废奴主义国际化的最激烈的反对者。[57]不像美国和法国,英国没有民主革命,而且对英国领导人来说,平等的理想是令人憎恶的。根据伯克(Edmund Burke)和辉格党与托利党的反雅各宾联盟,平等是暴政的同义词,贵族是自由的同义词。[58]那么,为什么社会等级森严而非民主平等的英国,突然从世界上最大的黑奴贩运国转变为在国际社会带头推动废除奴隶贸易的国家呢?这存在以下多方面的因素。

  
(一)关于废除奴隶贸易“经济因素”的作用及其学术争论

  
1944年,历史学者埃里克·威廉姆斯(Eric Williams)发表了《资本主义与奴隶制》一书。他认为,由于16世纪欧洲人口有限,无法提供新大陆种植糖、烟草和棉花等主要作物所必需的足够数量的自由劳工来进行大规模生产。那时奴隶制度是必要的,为了得到奴隶,欧洲人首先转向土著人,然后转向非洲。但当通过引进新成员和繁殖,人口已达到一定密度、可供分配的土地已经分配时,以奴隶的成本和维持费呈现的奴隶制费用,包括生产性和非生产性的,超过了雇佣劳动者的成本。[59]威廉姆斯还指出:“18世纪的商业资本主义通过奴隶制和垄断手段发展了欧洲的财富。但这样又有助于创立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由此扭转并摧毁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力量、奴隶制及其相关的所有事物。”[60]所以,威廉姆斯认为,经济因素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以及奴隶制的主要原因,而作为英国废奴原因的人道或道德因素的重要性被误解并过分地夸大了。[61]

  
威廉姆斯从经济角度来认识英国废除奴隶制度的观点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但也引起了西方史学界长期的争论。[62]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历史学者明确地否认威廉姆斯的经济因素决定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历史学者德雷舍尔(Seymour Drescher)。他通过研究大量数据证明经济利益并不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制度的主要原因。[63]德雷舍尔指出:“在18世纪90年代初期,他们满怀希望地从一个潜在的自由劳工竞争者转向另一个——英国东印度公司、北美枫糖提炼公司以及塞拉利昂。当废奴主义者最终在1806—1807年成功地禁止英国奴隶贸易时,所有这些潜在的自由劳工替代方案都让他们失望了。新大陆的奴隶制供应了北大西洋超过95%的糖。”[64]到1800年,英国废奴主义者已不再完全相信自由劳工优越的经济理论,也不愿意去检验它。[65]1850年,英国辉格党政府及其支持的媒体首次公开承认,奴隶比自由劳工更廉价。到19世纪50年代末,问题不再是自由劳工能否把奴隶赶出市场,而是在西印度群岛自由劳工是否具有商业竞争力。[66]如果自由劳工比奴隶更有利可图,美国独立后南方各州奴隶主也不会顽固维护奴隶制。[67]德雷舍尔还指出:直到1800年,西印度群岛不仅是英国糖的主要来源,也是棉花的主要来源。废奴主义的兴起和它最初的重大胜利发生在英国棉花供应的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经济鼎盛时期。对奴隶贸易态度的关键性转变既不是因为西印度群岛奴隶制经济变得多余,也不是因为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胜利,而是因为一场公众和议会舆论的革命。[68]

  
自从德雷舍尔发表一系列研究论著后,坚持主要用经济原因来解释英国废除奴隶制的历史学者明显减少了。[69]但仍有一些历史学者坚持认为经济因素是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主要原因。例如,来自多巴哥的非洲裔历史学者卡林顿(Selwyn H. H. Carrington )在2002年发表著作,提出了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证明威廉姆斯的观点。[70]可见,关于“经济因素”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是否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学术争论并未结束。

  
另一位颇有影响的美国历史学者戴维斯(David B. Davis)也不赞成威廉姆斯及其左翼追随者们的经济决定论,但认为关于英国反奴隶制和自由劳工的基于更多经验证据的理论会证实威廉姆斯的一些最重要的见解:首先,美国的奴隶制度——它的产品对消费主义的影响和衣不遮体并被鞭子驱使的奴隶形象——有助于英国生活的结构性转变,使得几乎所有未被西印度群岛游说团体雇佣的人都能接受废奴主义。其次,英国领导人只有在确信自由劳工比奴隶制危险更小、对整个帝国经济更有利时,才会开始致力于殖民地劳动改革。但与威廉姆斯相反,戴维斯认为基于自由劳工意识形态的理论并没有削弱废奴主义者的道德远见和成就。英国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法律表明,如果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环境幸运地融合在一起,这个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可以超越狭隘的私利,实现真正的改革。[71]

  
此外,还有历史学者认为美国独立的结果,使得英国这个原先最大的奴隶贸易国家失去了一个最大的奴隶销售市场。英国政府不仅不愿同新建立的北美合众国建立任何关系,而且宣布对这个新生的国家实行经济封锁,特别是力图阻挠往那里运送作为发展经济不可缺少的劳动力——奴隶。[72]但实际上,早在英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之前的18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就已经朝着最终禁止奴隶贸易的方向发展。后来担任美国国务卿和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杰伊(John Jay)在与英国谈判美国独立和约时,就曾表示美国打算全面禁止输入奴隶。[73]美国独立后,英国控制的奴隶制度在其他殖民地继续扩展,到19世纪初达到巅峰。1783年,贵格会信徒(Quakers)第一次向英国议会呈送废除奴隶贸易的公开请愿书,但并没有得到英国立法机关的积极反映。[74]

  
(二)由宗教团体发起和推动的英国大众废奴运动

  
在近代北美和英国废奴主义运动中,一些基督教新教团体起到非常特殊的推动作用。虽然有启蒙思想的影响,但对上帝的敬畏,古老的圣经词汇中的罪恶感、道德忿怒、赎罪以及对永久惩罚的恐惧是这些废奴主义基督徒的主要动机。公正的天意主义(judicial providentialism)几乎渗透在这些废奴主义者们每一层面的话语中。[75]

  
最初的废奴主义者多为贵格会信徒。贵格会,亦称公谊会或教友会(Society of Friends),是英国17世纪中期的动乱中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之一。由于不赞成“法定”宗教或主流教派,许多贵格会信徒逃离到北美殖民地寻求庇护。贵格会信徒在英国和北美马萨诸塞的清教徒殖民地都曾遭受过严酷的迫害。[76]在贵格会创始人乔治·福克斯(George Fox)的布道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激进平等主义特征。他建议人们寻找“内心之光”(Inward Light)。[77]由于贵格会思想的中心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四海之内皆兄弟,强调基督教徒言行一致,坚信人人都能从上帝那里领受“内心之光”,主张和平主义和宗教宽容,认为所有人无论肤色和地位在上帝眼里都是平等的,因此反对奴隶制。[78]

  
1681年,乔治·福克斯的朋友、贵格会信徒威廉·佩恩(William Penn)获得了查理二世颁发的大西洋沿岸一大片土地的特许状,这些土地后来成为宾夕法尼亚州。宾夕法尼亚不仅是贵格会信徒集中的地方,与罗德岛一样也是宗教宽容的先驱。[79]早在1688年,宾夕法尼亚日耳曼敦4名贵格会移民就签署过一份反奴隶制请愿书,谴责购买非洲奴隶等同于购买赃物,主张黑人有完全的自由权利,蓄奴违反了神圣的法律。这封请愿书被提交到当地的贵格会每月例会,又被该会议随后提交给更高级别的管理团体,但后者悄然将其埋葬。[80]1711年在费城召开的公谊会年会劝告信徒停止买卖奴隶。1754年费城的公谊会宣布奴隶制与基督教及正义不一致。1758年在费城召开的国际贵格会会议不仅谴责奴隶贸易,还谴责奴隶制本身。费城会议后,废奴主义者在贵格会内占据了支配地位。[81]由于种种原因,七年战争(1754—1763年)给贵格会带来了一场精神危机,导致了其自我反省和试图自我净化,并最终承诺集体脱离大西洋奴隶制度。[82]1774年,贵格会费城年会与奴隶贩子脱离关系。1775年4月14日,在费城一个由10名贵格会工匠和店主组成的团体的倡议下,北美第一个废奴组织——解放被非法奴役自由黑人协会成立,使废奴运动得到了组织性的表达。1776年,贵格会在新英格兰召开会议,将奴隶主驱逐出会员名单。纽约和新泽西的贵格会也紧随其后。到1783年,几乎所有的贵格会信徒都放弃了蓄奴制度。同年,美国废奴主义先驱者安东尼·贝内泽特(Anthony Benezet)带领贵格会代表团,向大陆会议宣读了500人签名的反对奴隶贸易的请愿书。[83]

  
北美贵格会信徒的废奴活动对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1758年伦敦的贵格会公开谴责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并从18世纪70年代开始敦促将废除奴隶贸易列为英国的国家政治议程。[84]在英国,对废除奴隶贸易发挥特殊作用的另一宗教团体是福音派。福音派信仰(Evangelical religion)是一种大众新教运动,18世纪30年代后一直存在于英国。福音派信仰有四个特点:相信生命需要改变的“认信主义”(conversionism)、努力传播福音的“行动主义”(activism)、特别敬重《圣经》的“圣经主义”(biblicism)以及强调基督在十字架上牺牲的“十字架赎罪观”(crucicentrism)。这些特点构成福音派教义(Evangelicalism)的基础。[85]英国国教(圣公会)牧师和著名的福音传道者、循道宗(Methodism)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在1774年著书严厉谴责奴隶制的罪恶,他对奴隶主说:“你的手,你的床,你的家具,你的房子,你的土地,因为使用奴隶劳动,现在都沾满了血,只有在上帝面前忏悔和解放才能让一切恢复正常。”[86]卫斯理对宗教宽容、自由意志和反奴隶制的信仰与启蒙运动有亲缘关系。1784年后,所有的奴隶主都被循道宗逐出教会。在英格兰,卫斯理的许多朋友都参与了政治并积极反对奴隶制,其中最著名的是下议院议员、1784年改信福音派教义的威廉·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由于贵格会处于边缘地位,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多是福音派的圣公会教徒(evangelical Anglican)。[87]福音派教义对贵格会的发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许多福音派基督徒与贵格会信徒一起站在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前列。[88]

  
英国废奴主义运动早期领导人格兰维尔·沙普(Granville Sharp)是福音派圣公会教徒,他一直与英国贵格会信徒密切联系。1772年,格兰维尔·沙普开始了与美国废奴主义先驱者安东尼·贝内泽特的长期通信联系。1783年,随着美国独立战争的结束,英国贵格会成立了两个委员会来反对奴隶贸易、向议会提交请愿书并开始向有影响的人分发传单。[89]1785年,贵格会信徒向所有的议员、治安法官和神职人员散发了11,000份贝内泽特所写的主要小册子。[90]

  
伦敦的贵格会在1783年就成立了一个废除奴隶委员会。1787年5月,贵格会信徒与福音派的圣公会教徒以及其他教派的一些成员在伦敦共同成立了“废除奴隶贸易协会”(SEAST),简称“伦敦委员会”(London Committee)。这是人类社会第一个有关人权的非政府组织(NGO)。格兰维尔·沙普担任“伦敦委员会”首任会长。沙普敦促该协会直接宣布废除奴隶制,但其他成员认为废除奴隶贸易是一个适当的第一步。[91]“伦敦委员会”将英国国内废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的民间团体运动推向高潮。当时的报纸和民间团体小册子大量刊载了由海员和被释放奴隶揭露奴隶贸易残酷的故事。“伦敦委员会”主要通过向议会请愿等活动,改变了英国公众和精英对奴隶贸易的见解。[92]随着各地废奴主义组织的发展,英国出现了第一次废奴主义者的全国请愿运动。1787年12月,在工业城市曼彻斯特,10,639人签署了一份反对奴隶贸易的请愿书,第二年请愿书的签名人数接近10万人。[93]

  
“伦敦委员会”中最活跃的委员是剑桥大学毕业生、福音派圣公会牧师托马斯·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1786年,他在剑桥大学期间就发表过论述非洲奴隶贸易之恐怖的获奖论文。克拉克森被“伦敦委员会”聘为专职的组织者和宣传者,他被派到法国鼓励废奴主义者利用法国革命的情势开展废奴运动,并向英国提供了法国“黑人之友协会”(Société des amis des Noirs)使用的大量实证的信息。克拉克森还被派到英国两个奴隶贸易城市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从事废奴宣传,发现曼彻斯特已形成了废奴主义组织并向议会组织大规模的群众性请愿运动。克拉克森还主动与议员威廉·威尔伯福斯保持密切联系,并为威尔伯福斯提供了关于贩奴船上黑奴的拥挤条件和野蛮待遇的详细证据资料。威尔伯福斯是议会中提倡废奴的代表人物,他为议会制定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立法事业奋斗了40年。1788年后废奴被正式列入英国下议院与民众对话的一部分。威尔伯福斯还获得了他的亲密好友、1806年去世前两度担任首相的威廉·皮特(William Pitt)的支持。[94]

  
1788年,英国议会收到102份废奴请愿书,约10万人签名。1792年,英国议会收到519份废奴请愿书,约40万人签名。[95]英国不仅在废除奴隶贸易方面,而且在废除殖民地奴隶制方面也都有全国规模的大众废奴运动。例如,1833年,英国议会收到了5,000多份反对奴隶制的请愿书,近150万人签名,其中包括一份半英里长的被缝制并粘贴在一起的请愿书,上有35万名妇女签名。在威廉·威尔伯福斯去世一个月后的1833年8月28日,英国议会通过了在英属殖民地全境废除奴隶制的议案,即《废除黑人奴隶法》。[96]根据该法,1834年8月1日,英国解放了近80万殖民地奴隶。[97]而当时其他欧洲国家都没有英国这样规模的大众废奴主义运动。例如,瑞典废奴协会拒绝公开请愿而只是私下向国王请愿;荷兰走的是一条“废除而不改革”的、比英国晚30年的冷漠的解放奴隶之路;法国的殖民地奴隶制直到1848年才废除,且在大都市从未掀起过一场废奴运动。公众对奴隶制的不关心是大多数欧洲大陆国家的特征。[98]德雷舍尔指出:在18世纪末,英国代议制政治制度和普通法传统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报纸新闻的传播自由和结社自由使英国成为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领跑者。因此,英国的政治文化和实践、废奴主义组织持续地宣传博爱和改良社会精神的大众动员及公共舆论对议会立法和政府政策的影响是主要原因。[99]

  
1792年,威尔伯福斯成功地说服了下议院在四年之内废除奴隶贸易。然而,1796年威尔伯福斯向议会提交的废除奴隶贸易法案未能在更为保守的上议院获得通过,上议院采取了拖延的策略。[100]如下所述,18世纪90年代英国废除奴隶贸易的僵局不是由向议会请愿打破的,而是由加勒比地区奴隶们的革命斗争打破的。[101]

  
(三)黑人奴隶的反抗斗争

  
非洲黑人奴隶的反抗斗争是促使英国以及其他国家废除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许多黑人在非洲各地从被绑架和贩卖时就进行了包括逃离、加入逃亡黑奴社区、其亲属和统治者与商人直接谈判、向殖民地司法系统提起诉讼等各种形式的反抗。[102]在贩运途中,黑人奴隶在船上起义也比较频繁。从1698年到1807年,在海上发生了353起贩运船上的奴隶起义。[103]奴隶起义的实际数量至少是这个数字的两倍,因为许多鲜为人知的起义还未被纳入统计。这些发生在海上的起义很难成功,有时奴隶能够侥幸夺取一艘船并控制一段时间,但不久或者被重新逮捕,或者在海洋中漂流、食物耗尽后慢慢死去。[104]尽管奴隶起义很少成功,但对十分之一的奴隶产生了影响。[105]

  
被贩运到美洲之后,非洲黑人因无法忍受奴役继续不断发生暴动。美洲新大陆第一次有记载的奴隶起义发生在1522年的伊斯帕尼奥拉岛,即第一批非洲奴隶抵达西印度群岛的20年后。尽管这次奴隶起义遭到残酷镇压,但此后奴隶反叛活动在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等国的殖民地,即在整个新大陆持续不断。在美国各州,直到内战(1861—1865年)结束前,奴隶反叛活动也从未停止。并不是所有的奴隶反叛都以暴力的形式,许多奴隶用诸如怠工,假装生病,借故违抗命令,毁坏工具、庄稼和牲畜等更被动的手段反抗他们的主人,以抗议他们的处境。[106]

  
对奴隶制的第一次重大挑战是由法属圣多明戈(后来的海地)的黑人起义发起的。圣多明戈1789年约有46.5万奴隶,是加勒比海地区最大、最多产的奴隶殖民地。在这个殖民地有3万名白人和2.8万余名自由的黑白混血有色人种被组织起来武装保卫奴隶制。[107]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无论是制宪会议还是其继承者国民大会,都没有主动采取行动废除法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圣多明戈因为支持和反对将公民身份扩大到自由的有色人种而四分五裂,1791年8月北部平原爆发了一场有2万名奴隶参与的奴隶起义,并导致了大规模的叛乱。[108]在奴隶出身的黑人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的领导下,1801年1月起义军控制了圣多明戈各岛,摧毁了奴隶制。拿破仑在英国和美国的鼓励下,试图在圣多明戈重新确立宗主国权力,并重建奴隶制和白人至上。为完成这一使命,1802年1月,拿破仑派遣军队前往镇压。1802年6月6日,杜桑被诱捕并被押回到法国,1803年4月17日死于监狱。但圣多明戈人民的起义没有停止,在杜桑的前助手德萨林(Jean-Jacques Dessalines)等人的领导下,起义军在1804年1月推翻了法国的殖民统治,宣布成立海地共和国。次年,海地通过的《宪法》禁止奴隶制,并将公民权扩大到所有人。[109]圣多明戈的黑人起义,即海地革命有双重意义:废除种族奴隶制和建立独立的共和国。[110]

  
海地革命也直接影响到英国的废奴运动。1804年后,反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运动在英国重新兴起。[111]1804年4月,“伦敦委员会”重新启动,克拉克森再次积极参与废奴主义事业。“伦敦委员会”一位新委员、威尔伯福斯的妹夫斯蒂芬(James Stephen)是新一轮废奴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在1802年关于糖业殖民地危机的长篇研究报告中写道,圣多明戈的革命显示了西印度群岛奴隶制度内在的脆弱性,并预言拿破仑将被黑人叛乱打败。他认为,黑人的胜利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因为它将阻止在美洲重建一个新的、具有威胁性的法国殖民体系。反叛者的胜利给不列颠群岛带来了另一种危险,但这可以通过改革来消除奴隶起义的动机。[112]显然,对海地革命将会影响英国殖民地的担忧,是英国议会1807年通过废除奴隶贸易法案的一个重要因素。[113]

  
(四)英国对外政策对推动国际废除奴隶贸易的影响

  
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终于通过了《废除黑奴贸易法》。[114]这项立法,除了受到海地革命的直接影响之外,同时也是各宗教团体持续发起的大众废奴运动推动的结果。然而,由于废奴主义者与英国政客立场不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英国废奴主义者隐藏了人道主义动机,而从国家和军事利益出发,大力推动议会通过禁止奴隶贸易法案。[115]

  
由于《废除黑奴贸易法》作为英国国内法,只能适用于英国管辖领域,不能在域外实施,为此,废除奴隶贸易第一次成为英国对外的国家政策。当时的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海军和国际外交大国。[116]自1807年以后,英国政府在国际社会积极推进禁止奴隶贸易的活动,包括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条约、促进多边条约的缔结、严厉制止和惩罚其他国家的海上奴隶贸易等等。尽管英国政府有来自国内废奴主义者的道德压力,但其也有明显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动机。因为对英国来说,如果奴隶贸易被转移到新的市场,英属西印度群岛将会遭受竞争劣势。因此,1822年英国外交大臣坎宁(George Canning)坦率地承认,只有全面废除奴隶制才能使英国殖民地免于“彻底毁灭”。[117]正如戴维斯所说:“人道主义原则无论表达得多么真诚,都无法克服民族主义的妒忌和猜疑。”[118]也因此,原来最坚决反对废除奴隶贸易的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种植园主们,1807年以后立即转向支持英国政府对其他国家奴隶贸易的制止行为。[119]所以,作为“自由贸易的帝国”,英国在国际社会禁止奴隶贸易主要是为了本国利益的自由贸易。[120]

  
当时,英国和法国之间在经济和政治外交方面的竞争是促成英国禁止奴隶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在经济方面,18世纪法属西印度群岛通过奴隶劳动生产的糖要比英国生产的糖便宜很多,英国为了遏止法国发展生产,决定禁止法属西印度群岛贩运奴隶。在政治外交方面,法国在禁止奴隶贸易方面一直比较消极,英国则利用这一点,将废除奴隶贸易作为其在欧洲开展外交的道德基础。[121]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英法战争引起的英国经济改革,对英国废除奴隶贸易也有较大的影响。[122]

  
(五)英国普通法判例的影响

  
在英国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普通法判例即1772年英国王座法庭审理的“萨默赛特诉斯图尔特案”(Somerset v. Stewart),对英国废奴主义运动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23]萨默赛特(James Somerset)是1749年被从非洲贩运到美洲的奴隶,在弗吉尼亚被卖给苏格兰商人和奴隶贩子、后来当了海关官员的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1769年,斯图尔特带着萨默赛特到了伦敦。两年后萨默赛特逃离,但又被抓了回来。1771年11月,萨默赛特被锁链绑在停泊于泰晤士河的“安和玛丽”(the Ann and Mary)号船上,斯图尔特决定把萨默赛特卖到牙买加当奴隶。萨默赛特在伦敦受洗为基督徒,他的三位教父教母向法庭申请人身保护令状(writ of Habeas Corpus)获准,听候法庭审理。萨默赛特找到英国废奴运动领导人沙普寻求帮助。沙普是军械署的一个普通职员,并未接受过法律训练,但他通过介入一些诉讼和写作确立了废奴主义者的名声。沙普联系的几位律师在法庭上为萨默赛特获得自由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们援引自然权利的学说,从自然法以及个人自由等方面谴责奴隶制。1772年6月22日,王座法庭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下达判决指出:“奴隶制的状态是这样一种性质,它不能基于任何理由、道德或政治引入”;“它是如此令人憎恶,以致除了实在法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支持它”,“所以这个黑人必须被释放”。[124]按照“萨默赛特案”之前的英国法院判例或普通法,奴隶制在英国殖民地与英国本土有所区别。被带到英国本土的黑人属于“卑贱低下的仆人”(slavish servants),虽不是完全的奴隶,但也不是自由人,因此法院拒绝解放他们。[125]所以,曼斯菲尔德法官谴责奴隶制和释放黑奴萨默赛特的判决具有划时代意义。但实际上,曼斯菲尔德从来都不是废奴主义者。[126]曼斯菲尔德的这一判决,或许是为萨默赛特的律师们强有力的辩护所打动,或许还与他抚养的有黑人血统的甥孙女蓓尔(Dido Elizabeth Belle)的亲情有关。蓓尔是曼斯菲尔德的外甥、皇家海军军官约翰·林赛(John Lindsay)在海外殖民地与黑人女奴的私生女,从小被寄养在曼斯菲尔德家中,与曼斯菲尔德共同生活了30年。[127]

  
曼斯菲尔德法官的判决强调普通法对来到英国的任何人的基本权利都给予最低限度保障的观点,包括被非法拘禁的人经法院审理的权利和免于奴役的权利,对后来英国的废奴主义运动有着深刻的影响。[128]“萨默赛特案”判决被普遍解读为奴隶制在英国非法,但实际上该判决远谈不上主张废除奴隶制。曼斯菲尔德法官的判决仅仅是认为:无论主人对他所声称的奴隶做了什么,他都不能把该奴隶强行赶出这个国家,黑人可以利用人身保护令来防止被驱逐出境的威胁。奴隶主们很快就学会了逃避“萨默赛特案”判决的限制,利用曼斯菲尔德法官的暗示,即主奴关系可以基于“契约地法”(lex loci contractus)而不是“居住地法”(lex loci domicilii)而持续存在。殖民地的奴隶主们如果想把一个奴隶暂时带到英国,只要强迫他在契约上签字或做记号就行,据此这个奴隶可以在英国作为契约“仆人”(indentured “servant”)被关押,无论他是否同意都可迫使他返回殖民地,在那里他的奴隶身份将重新恢复。[129]所以,“萨默赛特案”判决可能会阻止奴隶主把奴隶带到英国而不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超出他们作为“所有者”的普通法权利,但他们在海外拥有奴隶的权利完全没有受到挑战。该判决对后来英国废奴运动是否产生了促进的影响也不确定。[130]

  
由此可见,“萨默赛特案”判决涉及的范围很有限,没有改变英国本土或殖民地的奴隶制法律,而且还被后来的判例所改变。[131]例如,英国法院在1783年“格雷戈森诉吉尔伯特案”(Gregson v. Gilbert)判决中完全没有谴责奴隶贸易和奴隶制。这是一起涉及贩奴船将大批奴隶投入海中淹死的案件。一艘名为“宗格”(Zong)号的贩奴船于1781年8月载有442名奴隶从非洲驶往牙买加。在长达11周的航程中,已有60多名奴隶因恶劣的条件而死亡。在到达牙买加时,由于船长在伊斯帕尼奥拉岛着陆的判断错误,使船只又驶向公海,结果遇到恶劣天气,加之船上淡水储存减少,船只难以返回牙买加。为此,船长决定让船员将132名生病的奴隶(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扔进海里淹死。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宗格号屠杀”(Zong massacre)事件[132]。作为“宗格”号船所有者的葛莱森奴隶贸易财团,在英国法院对保险公司提起海难风险诉讼,要求收取奴隶损失的保险赔偿。1783年3月,在第一次审判中,陪审团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裁决。当保险公司要求重审时,曾经当过奴隶的黑人废奴活动家奥罗达·埃奎亚诺(Olaudah Equiano)在1783年3月18日的报纸上读到此事,并告诉了沙普。沙普知道后立即介入此案,他旁听了上诉审,试图促成对“宗格”号船员(船长已于1781年在牙买加死亡)提起谋杀指控,但未能成功。[133]1783年5月22日,王座法庭判定将黑人扔进海里缺乏充分的必要性,其损失也不在保单范围之内。[134]然而,包括首席法官曼斯菲尔德在内的王座法庭三位法官,都只考虑原告的请求是否符合海难保险理赔标准等技术性法律问题,对把130多名奴隶扔进大海是否构成犯罪行为却未置一词。

  
王座法庭判决后不久的7月2日,沙普给海军部委员会写信,请求提起谋杀指控,因为海军部有权审理和询问英国船上发生的所有谋杀行为,“为了国家的正义,为了不让被害者的鲜血流在整个王国,而因容忍邪恶的奴隶贸易,王国已承受了太多可怕的罪孽,因此才造成了这种最不人道、最邪恶的事情”。[135]然而,沙普从未得到回应,“宗格”号船的谋杀犯们也从未因他们的罪行受到审判。[136]尽管如此,臭名昭著的“宗格”号船屠杀事件成为英国废奴运动的一个重要的促发点。沙普与贵格会信徒共同发起了一场反对奴隶制的运动。[137]1789年,黑人废奴活动家奥罗达·埃奎亚诺出版了揭露奴隶贸易和奴隶制的自传《奥罗达·埃奎亚诺生活的有趣叙述》,该书成为再版17次的畅销书,并被翻译为荷兰语和德语。埃奎亚诺为了宣传这本书走遍了不列颠群岛,包括在废奴主义者的会议上。[138]

  

  
四、结束语

  

  
2001年8月31日至9月8日,联合国在南非德班举行了反对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的不容忍现象世界会议。会议所通过的《德班宣言》(Durban Declaration)第13段指出:“我们承认奴役和奴隶贸易,包括跨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是人类历史上令人震惊的悲剧,这不仅在于其骇人听闻的野蛮,而且也在于其有组织性质的规模特别是对受害者实质的否定……。”第101段提出:“为了结束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并作为和解的一种方法,我们请国际社会及国际社会的成员纪念这些惨剧的受害人。”[139]

  
为响应《德班宣言》的建议,2006年11月28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以《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为题的决议称,“确认贩卖奴隶和奴隶制属于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侵犯人权行为”;“决定将2007年3月25日定为纪念废除跨大西洋贩卖奴隶二百周年国际日”。[140]2007年12月17日,为纪念贩奴贸易的受害者,联合国大会又通过以《奴隶制度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永久纪念碑和对受害者的纪念》为题的决议,宣布“每年3月25日为奴隶制和跨大西洋贩卖奴隶行为受害者纪念日”[141]。联大的两次决议都宣布“3月25日”为国际纪念日,表明1807年3月25日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黑奴贸易法》被公认为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事业的开端。

  
19世纪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既有经济和政治因素,也有人道主义或道德因素以及黑人奴隶起义的因素。虽然威廉姆斯的经济决定论已不再是学界的通说,但英国作为第一个实现工业革命的国家,不能否认“经济因素”对英国在国内外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的基本作用。同时,更不能忽视在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的人道和道德因素,尤其是由北美和英国宗教团体持续发起和推动的大众废奴运动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以联名请愿和公众集会体现出来的大众废奴主义运动,是18世纪80年代以后改变人们对奴隶制态度的主要因素。[142]那些废奴主义运动的伟大先驱们,永远值得人类铭记。[143]

  
美国国际法学者马丁内斯(Jenny S. Martinez)认为:废除奴隶贸易是“第一次成功的国际人权运动,国际条约和(混合)法院是其主要特点”。[144]不过,澳大利亚人权学者奥尔斯顿(Philip Alston)以这些历史惯例能否被当代对“人权”的理解所同化以及“混合委员会”解放奴隶作用很有限等为由,对马丁内斯的这一历史评价提出质疑。[145]确切地说,废除奴隶贸易应被视为国际社会第一个重大的人道成就。

  
应当承认,19世纪国际社会废除奴隶贸易有很大的历史局限性。首先,当时的国际条约都仅禁止奴隶贸易而不禁止奴隶制,而奴隶制是奴隶贸易罪恶之源。第二,正是在19世纪废除奴隶贸易过程中及之后,欧洲列强加快了对非洲大陆的争夺瓜分和殖民化进程。法国、英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些以前的殖民大国抓住机会进一步扩大了旧帝国。在争夺非洲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几个西方国家放弃。欧洲人认为他们有权利开拓非西方世界的殖民地。这些欧洲精英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的思想和视野都是极度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意味着竞争和领土。[146]短短的20年间,非洲大陆就被分割成了欧洲列强外交几何学家们所发明的若干对称体。到19世纪末,只有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还保持独立,而轮到它们被兼并的日子也不远了。[147]第三,奴隶贸易的废除过程中,欧洲种族主义继续发展并披上了“科学”的外衣。19世纪中期以后,在奴隶贸易终止的同时,“科学种族主义”(scientific racism)也进入全盛时期,并广泛融入西方大众文化之中。[148]

  
虽然“奴役”(Enslavement)已被当代国际法确定为国际犯罪即危害人类罪,[149]但在当今国际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变相的奴隶贸易(如贩卖人口,特别是贩卖妇女和儿童)和变相的奴隶制(如劳改营、强迫劳动等)。作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和殖民地的遗毒——种族主义、种族歧视在世界各国远未消除,而且还广泛存在着对非洲后裔的系统性歧视。2020年5月25日,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非洲裔居民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因白人警察跪压脖颈导致窒息死亡,该事件随后在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大规模抗议活动。2020年6月19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了第43/1号决议,请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编写一份报告,探明系统性种族主义、执法机构对非洲人和非洲人后裔实施的违反国际人权法事件、政府对反种族主义和平抗议的反应以及追究责任和救济受害人的情况。2021年6月1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提交了报告,其中指出:“认识到隐藏在当今的系统性种族主义、非人化和排斥背后的,是没有承认对奴役、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的责任,也没有就造成的伤害提供补救。”[150]因此,打击种族主义、种族歧视、仇外心理和相关不容忍行为以及保护其受害人,仍然是国际社会和世界各国的高度优先事项。[151]

  

  
【注释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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