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本色是书生

  

  
周一良先生是我素所敬仰的前辈。七十年代的前期,还在大学念理工科的时候,已经读了他和吴于廑先生主编的《世界通史》。1980年京都大学的岛田虔次先生在北京讲演,我往趋听讲,当时周先生在主席台上陪坐,间或指出翻译的差错,使在座者莫不羡服。后来我在哈佛,杨联升先生又跟我说起过他与周先生四十年代在哈佛读书教书的一些趣事,故尔后对于周先生,更是怀了一种亲切的敬意。只是我的专业不是史学,也就没有什么机会向周先生请益;有时想去拜望他,连带着索书什么的,却因他年高有病,终难下决心去打扰他。

  
就是因为难下决心去打扰他,所以当友人送给我这本心求多日的《毕竟是书生》时,心情的快慰,可想而知。这一本《毕竟是书生》集周先生文章共九篇,其中有几篇我曾读过,特别是其中《纪念杨联升教授》一文,中有一段,说某年周先生与杨先生在分别二十多年后在北京饭店晤面,在饭店门口告别时,杨先生突然说:“咱们行个洋礼儿!”两人紧紧拥抱。多年前我读到此处时,便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激动,而且常常回想不已。这是他们深厚的友谊、淳正的人格对我发生的感动。

  
这本《毕竟是书生》的九篇文章中,不论从篇幅上、从内容上,以首篇自传《毕竟是书生》为最重要,所以仅就这一点来说,以这一篇的篇名作为书名,也是很自然的。然而,“毕竟是书生”不仅是自传的篇名,也是另外几篇回忆文章的主题,而这五个字之用,在周先生来说,决非泛泛文学之词。他曾以这五个字刻了一方图章,并说“‘毕竟是书生’五个字深深触动了我”,“实际上也可用以概括我的一生”。明乎此,才能理解这五个字的意义对于周先生确非寻常。

  

  
我细细读完这本周先生的自传,慨然良久。周先生的文笔,“端雅整饬,收放有致”,令人佩服是不用说的了。他戏称此大半生为“这一趟”尚未到达终点的车。我合卷以思,观想其旅程之曲折变化,不由的生出许多的感叹。周先生的家世是所谓世家大族,而尤有意味的是,其曾祖以下,至其尊人,乃呈现出晚清封建大吏旧家到近代民族资产阶级家族的演变,而他自己,又是20世纪中期以来中国文化教育界波澜起伏的一个见证,这周家本身便是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个案。

  
首先使我吃惊的,是周先生生于民国之初,可是居然未曾进过小学、中学。他在“五四”以后入家塾开蒙,从塾师读书十年,然后径考入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这在前辈的国学大师中当属“异数”。如钱穆、顾颉刚等都曾由私塾而入新式小学、中学,梁漱溟更是一开始就受新式教育。周先生比这些大师还晚一辈,却有此种经历,令人称奇。虽然说即使在解放后的上海也还有这样的个别情形,但对大家熟知的、以“学贯东西”闻名的周先生而言,这一点还是令人印象深刻。

  
周先生入塾读书,不读三字经,而从《孝经》开始(这还是汉代旧制呢),继以《论语》、《孟子》、《诗经》,而后读《礼记》、《左传》、《仪礼》、《尚书》、《周易》,又读《史记》、《韩非子》、《古文词类纂》,习作桐城古文。这些安排,出于周先生的父亲,由此可见周先生父亲当时思想的保守,但也确实为周先生打下了坚固的古典文献的基础。特别是家馆中还请了像唐兰先生这样的一流人物讲《说文》,周家子弟小学方面的基础,也自不待言了。及周先生稍长,家塾中又请了日本人和英国人教日文与英文,读日、英中学课本,周先生的外文基础,真的又不是常人所能相比的了。

  
最重要的,是在此种家庭和此种教育下的培养与熏陶,造就了周先生的基本人格与道德,史家知人论世,必始乎此。

  

  
周先生从燕大国文专修科,转到辅仁历史系,寻转到燕大历史系,受学于邓之诚、洪业诸先生,治史的方法与训练,主要来自洪业,毕业论文也是由洪业指导的。1935年燕京毕业后继续在历史系作研究生,同年开始到清华旁听陈寅恪的魏晋南北朝史课,“倾服得五体投地”,又搜读陈寅恪论文,崇敬之心更增。次年,俞大刚向陈寅恪推荐周先生到史语所工作,竟获通过。周先生在书中虽然没有说其中的缘故,这也可见周先生的才学已得陈寅恪的欣赏,当然,周先生的出身也必令陈寅恪满意。周先生在史语所历史组,即专研魏晋南北朝史,与陈寅恪常常有书信往来,讨论疑难。“后来陈先生(寅恪)在论司马睿传一文中,曾深情地忆及这时情形,奖励有加”。这指的是1941年陈寅恪在香港时写《论魏书司马睿传》一文的前言,其中说:“噫!当与周君往复商讨之时,犹能从容闲暇,析疑论学,此日回思,可谓太平盛世。今则巨浸稽天,莫知所届。周君又远适北美,书邮阻隔,商榷无从。握管和墨,不禁涕泗之泫然也。”周先生这一时期所写的论文与燕京的路子已有不同,大受陈寅恪的影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陈寅恪此时对周先生甚为赏识,除了周先生已显露的史学才力外,周先生在日本文史方面的造诣,也很得陈寅恪的表扬,以至于1939年周先生向陈寅恪报告将赴哈佛修比较文学时,陈回信说:“彼处俄人当从公问日本文史之学也”。

  
周先生到哈佛,是洪业为燕京大学的长远打算而安排的,欲使周先生修比较文学,回国后安排到燕大国文系,也达到把周先生从史语所拉回燕京的目的。周先生赴美则有其自己的想法。早在清华听课时,周先生就“心里有种感觉:别位先生的学问,如果我努力以赴,似乎还不是达不到;而陈先生(寅恪)见解之敏锐、功力之深厚、知识之广博、通晓语言之众多,我是无法岐及的。”及燕京安排给周先生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是作比较文学,而周先生的私计则在魏晋南北朝史和追步陈寅恪的学问境界:“私心认为赴美也有利于我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当时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学问,以为他的脑筋以及深厚的文史修养虽非努力所能办到,但学习梵文等文字,肯定有助于走他的道路,而去哈佛可能多少达到此一目的”。所以到哈佛后,经与导师相商,其专业由比较文学改为日本语言文学及梵文,“来美以前的盘算得以实现”。“在哈佛的五年学习,便以日文为主,以梵文为辅”,不过由于他日文根柢较好,在时间上反而学习梵文的使用更多。

  
周先生1944年在哈佛以《中国的密教》博士论文取得学位,而后在哈佛受聘讲授日文两年。总共在哈佛七年。在此七年间,周先生不仅日、英文已达精熟,梵文阅读也达到“享受从容研讨的乐趣”,通过了法语、德语的考试,选修了拉丁文和希腊文,七年中共学了七门语言。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所说,“周先生当年是大家公认的传陈寅恪先生之学的后起健者”,以周先生的国学根柢,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成绩、他所受的史学训练、和他在哈佛所学的多种语言,在抗战后的当时,恐怕也只有周先生才当得起“公认可以传陈寅恪之学”的学人。周先生从36年到46年的努力,也是以此为目标而求其实现的。所以1946年,当他怀着“漫卷诗书喜欲狂”的心情,偕妻挈子刚刚返国,傅斯年就约周先生到史语所任历史组组长,并写信给胡适,说“周一良恐怕要给他教授,给教授也值得”。不过,为了追随陈寅恪,周先生还是应聘任了清华大学的教授。在清华所作的研究,主要地仍是写了关于魏晋南北朝和翻译佛典方面的论文。由此来看周先生的发展方向,毫无疑问,如果没有环境的大变化,相比于已经失明的陈寅恪来说,这位“公认可传陈寅恪之学”的书生史家,其大展鸿图的发展前景,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了。

  

  
然而,应了那句老话:“形势比人强”。虽然以周先生的心志才力、史学训练、语言能力和已有成绩,步陈寅恪的后尘,甚至作出超迈陈寅老的研究成绩,是可以期望的;可谁又料得到后来的三十年中的大折腾、大变化给这位本来学术前景无限光明的学者带来的影响!遭受那“许多污辱与坎坷”就且不说,只“浪费那么多有用的光阴”这一条,留给我们作旁观者的,又岂止感叹!

  
照搬苏联教育体制的第一重大结果,是1952年院系调整,周先生由清华历史系主任转到北大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4年,按照苏联教学计划,历史系高年级应开设亚洲史,于是北大历史系动员周先生改行,建设亚洲史课并主持这个教研室。“我本着服从需要的信念,决心放弃多年积累,同意从头作起,去建立亚洲史教研室及课程。”直到七十年代中后期,他才回到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想当时,以周先生的性格,自然是服从需要,“党让干啥就干啥”,不过,就算周先生不想服从,恐亦不可得。可是这“放弃多年积累”,对一个史学家来说谈何容易;而“放弃了中国古代史”,不也就意味着根本上离开了周先生多年追求的传承陈寅恪史学的目标吗?

  
倘在安宁宽松的学术环境,就算改行,以周先生过人的才学,在这些领域的发展与造诣亦不可限量。君不见,“从头作起”的周先生,在十年多的运动间歇中,就已在日本史、亚洲史、敦煌学等领域多所建树。然而,运动不饶人,肃反、反右总算没有沾边,“1958年以后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拔白旗、师生合作编教材、诗画满墙等等活动,我都跟着滚过来。”这“滚过来”的字眼用得妙极,有点“连滚带爬”的味道,而到了“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那遭遇就远不是“连滚带爬”所能形容的了。周先生在“文化革命”中被扣以“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反共老手”、“美国特务”等,经历了数不清的大小批斗会,“受够了人身侮辱”。其实,“侮辱”二字还是轻了,“一般是喷气式”,“硬是几个人把我按住跪倒在地上听他们咆哮”;又一次“红卫兵揪住我把头往墙上撞,反复多次,撞得我眼冒金星,天旋地转”;更有一次经历游斗,胸前挂着大牌子,“乘坐活动的喷气式飞机,两臂被人抓住,向后高举,脑袋又被什锦往下按,这种姿势下还被推着行走,恨不得几步就趴倒在地,实时又被揪起。”“我向前趴下去,只有嘴啃地,而坚硬的牙齿碰地就不能不吃亏。我游完以后,上下门牙好几个受伤活动,几个礼拜不能咬东西”。牛棚内外的“劳改”更是家常便饭。北大老教授在“文化革命”中所遭受的非人折磨,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牛棚杂忆》中有全面的描写和精到的分析,周先生的经历,为之增加了一个实例。就全国或北大的那场“浩劫”而言,增加周先生个一个例子不为多,减去周先生一个例子不为少。可是看到周先生的亲笔记述,遥想当年在哈佛园内游刃有余、才华正茂,中国史学界一致看好的周一良先生,再想想什么是“污辱”,什么是“浪费”,又岂能不令人叹惜再三呢。

  

  
现在来看周先生的思想。他的前期经历很简单,世家子弟,家庭规矩甚严,接受过极好的传统教育,燕京大学毕业、中央研究院研究、哈佛大学博士、清华大学教授。这样的家庭,这样的教育,这样的长期海外求学的经历,其“产品”当然就是一介思想单纯、不懂政治、一心于史学的“书生”。1948年清华解放时的周先生,就是如此而已。

  
1949年10月1日,周先生“在天安门广场听毛主席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感到万分激动”,这也是那一代忧患于中华民族的积贫积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的老中青书生的共同心情。随着全国解放、土地改革、抗美援朝、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短短两年,知识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解放初,周先生曾先后在北京、西南参加土改,“对贫下中农的贫苦生活有所体会”。回到北京听周恩来总理关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报告,周先生感到“对我很有启发”。这也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共同经验。以周先生这样一个思想单纯的书生,面对新中国的巨大变化,处在欣欣向荣、万象更新的五十年代前期,又经历了思想改造的运动,他的思想必然和同时代大多数人一样,转变到积极支持共产党的理想和社会主义建设上来。1956年有许多知识分子入党,标志着这一思想过程的完成,周先生也是其中之一。

  
政治态度只是基本政治立场,并不代表一个人的人品道德、处世态度、工作作风。多年以来,有两种认识的误区,一是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工作者常常倾向于认为一个人拥护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就足以表示其道德、生活的态度完美;一是西方学者往往认为一个人信仰共产主义则个人道德生活便不足取。这两种错误的看法都是把政治主张与个人道德混为一谈。事实上,人的道德、作风受早年的家庭与教育经历的影响甚大。

  
我与周先生并不相熟,但我读此书后,深感其家庭文化影响其性格非浅。周先生生长于传统文化氛围甚浓的旧家,自幼接受儒家文化的教育,他的人格有着儒家伦理道德的深刻影响。同时,他的父亲两度续娶,子女众多,此种环境对他的品行的养成也有重要的影响:“我是十个兄弟姊妹中的大哥,这个表率地位与我以后‘一生唯谨慎’和循规蹈矩的作风不无关系。”此外,周先生在为人处世、出处大节上,也很受他那著名实业家、藏书家的父亲的影响。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清正平直,是周先生做人的作风,也是他书生一生的本色。

  
周先生的其他的思想行动,可以说都是在他的这种做人的作风之基点上引长出来的。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生性小心谨慎,加之解放后‘原罪’思想沉重,认为自己出身剥削阶级,又在举国抗战期间置身国外,对不起人民”,这相当有代表性地表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在真诚信仰、努力紧跟的同时,所受到的一种外在的压力。所以,在日常工作中,他“一向兢兢业业,努力改造思想,从来循规蹈矩,按照党的指示办事”。劳动锻炼也积极参加,“解放后我体力劳动增多,已经习惯,而且诚心诚意要求通过劳动锻炼改造思想。”说起来,支配他几十年行动的信条也很简单,就是“服从需要,不讲价钱,作驯服工具”。其实,透过时代的色彩,我们仍然看到那“恂恂儒者”的书生身影。

  
在历次政治运动到来之时,他都“诚心诚意、努力紧跟”,碰到“文化革命”也是如此,他说“我那时思想很单纯:过去几十年远离革命,如今虽非战争,不应再失时机,而应积极投身革命(即运动),接受锻炼与考验。”这种无可怀疑的革命热情,在不少人身上都经历过。于是“文化革命”一开始,他就把有“四旧”之嫌的东西烧的烧,砸的砸,一扫而光,其中包括多年保存的师友信札和哈佛大学的博士文凭。就连手上戴了28年的结婚戒指,也“是到海淀找师傅锯断的”。在那个年代,怀抱这种思想、采取这种行动的人,岂止周先生一个,在我们身边是见得的太多了。“做这些事,一方面是主动要跟着革命,一方面也是被动怕惹麻烦”,这后一方面,其实是可能分量更重,过来人都理解这一点。“文化革命”中他到门头沟煤矿下坑道劳动,“当时自己的思想是,我家是开滦煤矿大股东,多年吃剥削矿工的饭,亲自尝尝矿工艰苦而危险的劳动的滋味,是很应该的。所以比在二七厂劳动更带劲一些。以后又随同学‘千里拉练’,背着行李每天徒步几十里。那时我已年近六十,在拉练的教师中算年龄最大的。”作为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我们回过头来看那段历史,完全理解他那要革命的心情,由衷钦佩他那革命的精神,同时也仍然免不了替他那被所谓的“革命”消耗了的时间惋惜:在这样的年代里,他又怎么能去实现他的学术抱负?此外,虽然他的要革命是发自内心,但谁能否认当时社会对“从旧社会过来”的、出身剥削阶级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沉重压力呢?

  
所以,周先生当时能够说服自己做到两个正确对待(文革和自己),既是他的性格在当时条件下的合乎逻辑的体现,也反映着那个时代大多数普通人的信仰状态,更是时代潮流的推动。事实上,两个正确对待是对千百万干部、知识分子的号召要求,而且,不正确对待,就别想“解放”。又有谁愿意永远当黑帮呢?因此,理解的要正确对待,不理解的也得正确对待,在不断的正确对待中加深理解。林彪事件之后,学校党委根据“革命需要”调周先生等一批教师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这个批判组是“上头”抓的,主要的任务是“批孔”“评法批儒”。批林批孔运动是直接根据毛主席的讲话而发展出来的政治布署,近年发表出来的相关文献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周先生与北大另外几位老先生,参加的是注释组工作,在历史典故方面为批判组的文章提供学术性的“把关”和咨询。在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为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服务,这在当时是一件令人羡慕的光荣的工作,周先生当然也认为“是为毛主席革命路线效力”,换了我们,也必然抱和周先生一样的看法。

  
尤觉难得的是,在时过境迁的今日,周先生自传中,不回避他曾有的真诚信仰,如实写述了他所经历的人生坎坷,更未忘记随处反省自己的过失,对批评自己的人深加同情的理解。如陈寅恪因对周先生接受马克思主义不谅解而删去江东民族文中奖赞周先生一节,周先生说:“我不仅对此毫无怨怼情绪,而且充满理解与同情,毫不因此而改变对陈先生的尊敬与感情。”又如他在自传中提到,在60年代的政治气氛中,在外事活动中“作了一些蠢事,失去了一些朋友”;他更对50年代在反美浪潮中批判费正清一事痛加反思,以至把自己在文革中被打成“美国特务”说成是“自食其果”。所有这些,无不体现了他“实事求是”和“知人论世”史家风节,也更增添了我对他的尊敬。

  

  
晚近十余年来,北大的几位前辈都有自传类的著述出版,引起学界和社会的颇大兴趣。因为北大是“文化革命”的重灾区,故这些自传中提及的文革事迹,往往引人注目。这本属自然,不值得惊怪。但论者的反应中也有个别现象,在我看来不仅十分费解,而且颇觉不能通情达理,故每每有憾于心。我指的是,有些论者对这些老先生经受的坎坷痛苦毫无同情,却根据不实的道听途说横加质疑与苛责。这在我看来即使不是不负责任,也至少是缺乏同情了解的。

  
“文化革命”中北大有些老先生如冯友兰先生、周一良先生等,在饱受迫害折磨之后,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参加批林批孔,又曾由上级党委决定,参加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作历史典故方面的顾问。站在今天来看,此事说开,亦属平常,但在四人帮被打倒以后很受到一些论者的不谅解,这些不谅解一方面是出于反对四人帮的激情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是起于对具体事实的不了解,而盲目听信流行的谣传。周一良先生曾说:“事情放在较长一段流光中来考察,就能较为超然,就能较为公正,就能实事求是,就能通情达理得多。”可是时过境迁,二十多年过去,周一良先生自传《毕竟是书生》出版后,我看了一些评论文字,觉得周先生所期望的四个“就能”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的。

  
我在为冯友兰先生所作的小传中曾写了一段:“60年代后期,先生已年愈古稀,却遭批判、抄家、劳动乃至隔离之厄,痛苦难堪,后以最高指示得以稍缓。时书籍悉为封存,报纸有口号而无消息,激进思潮裹挟一切,群众运动风起云涌。尤可叹者,领袖崇拜靡盖社会,世人鲜不醉于其中;影响所及,先生亦不能免,故曾随顺大众,参加批林批孔运动。外间对此不明而竟有疑之者,全不知其中情势皆需身置此特殊时代特殊环境始可了解,岂可以常情而臆议之。”这几句的意思,我以为也适用于周先生和其他老先生。需知,冯先生、周先生当时之参加大批判组,并不是先知其不对而参加之,而是信其正确而参加之。我们论及那时的事迹,决不能脱离当时绝大多数人共享的“觉悟”水平。回想三十年前,“毛主席的指示”“组织上的决定”,这些字在人们心中的分量,哪里是今天三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所能想象。批林批孔是毛主席发动的,以当时绝大多数人的思想来说,只有紧跟的心情,哪有怀疑的余地,在北京高校这样正统的地方尤其是如此。那个时代的人,即使有想不通之处,也多认为是自己未能理解主席的高瞻、中央的远瞩,或主流枝节不同,而尽量使自己努力理解而已。更何况这些世事少知、书生气十足的老教授呢。前年我在哈佛客座时,与周先生书中提到的关淑庄先生谈心,她也是40年代在哈佛拿到经济学博士,50年代初毅然回国,受尽坎坷,文革中与大家一样崇信伟大领袖,她到现在也还是无法说清楚为什么那时会有如此的“愚忠”(她自己的用语),而寻求这个问题的答案竟成了她晚年的一大心结。

  
1979年春,周扬在小说座谈会上见到宗璞,关心地问起冯友兰先生的情况,宗璞说起冯先生因两校大批判组事而被审查的事,周扬立即说:“在那种情况下,他怎么看得清。”知人论事,贵能通情达理,周扬的话,我看是能“通情达理”的。试想,这些老教授远离上层内幕,对社会对政治的了解与我们普通人并无两样,他们能了解什么,看清什么?而他们受到如许的侮辱和折磨,浪费了他们最富创造力的学术生命期,以至造成对其个人和中国学术的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倒不见有人为之不平和痛惜,却有人就其当年服从组织决定和需要所作的历史典故的事,屡加责疑,这岂止是不通情达理?我看到周先生书中所写的:“我充分理解起初人们对梁效的同仇敌忾、义愤填膺,又感谢后来这种通情达理、公平正直的温暖”,颇生慨叹,周先生的话当然是发自内心,也是他的书生本色;但这原是组织决定、服从需要,本不是他的责任,他也为此受了两年严厉的审查,而今他还要对别人对他的伤害去表示“充分理解”和“钦敬”,这种委屈,怎么就没有人加以充分的理解呢?想想这几十年运动所带给这些老先生学术生命的浪费和伤害,我实在难于理解,何以今天还会有人有心情去责难、伤害这些受害的老先生呢?

  
跟着时下的某种风气随意指摘过去的人事,是最轻易不过的,也最易流为标榜。而要正确理解历史和历史境况中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必须在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下具体分析。庶几才能作到知人论事,通情达理。

  

  
写于己卯年春节燕北园

  
(本文已发表在《读书》杂志1999年第6期)

  

  
后记

  

  
1988年我从美国访学回来,汤一介先生要我参加一个宴请,宴请的主客是美国中国历史研究的著名学者魏斐德。参加的约有十人,周一良先生也在座。汤先生在介绍作陪者时,特别介绍我是刚刚从美国回来,从哈佛回来。吃完饭,周先生特别跑过来,跟我说,“你从Cambridge回来?杨联升先生怎么样?”因为在哈佛的时候陆惠风曾介绍我认识杨先生,和杨先生在燕京二楼他的办公室谈过两次,于是我就简单说了说我了解的杨先生的情况。我以前虽早闻周先生大名,但并不认识周先生,但这次周先生平易亲切的态度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1991年春夏间,江西同志为了组织国学大师丛书,在北大勺园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坐在周先生旁边。当时我和周先生私语讨论,甲骨学方面台湾的董作宾先生,这里已故的陈梦家先生都应当收入。后来周先生补充发言,把我们的议论提出来,还提出不少其他建议。

  
我不订报,所以不看报,对报纸上的消息也不闻不问。所以周先生出版了他的自传《毕竟是书生》以及引起的一些谈论,我当时都不知道(那时网络还未流行)。1998年冬天我去香港开会,路过南方,在南方住宿的地方翻看报纸,才看到两篇关于《毕竟是书生》的评论,看后很不以为然。我当时的感觉是,上海的一些知识人,专门跟北京特别是北大的一些八老九十的老先生过不去,其实是欺负这些无权无势的老书生。回到北京,便到北大旁边的风入松书店去找这本《毕竟是书生》,但没有找到。可能因为这本书已经出版了两年了。又去了一两家书店,也未找到。过了一个多月,在北大勺园开北大1999年春节团拜会,我正好和历史系的王天有同志坐在一起,我就说起此事。我说,怎么也没人写文章,替我们北大的老先生说说话。我还说,我要是有这书,我就来写个文章。他说周先生的书都送他了,可是这本周先生没送他,所以他也没有。过了两天,友人阎步克打电话,说把周先生的自传放在我的信箱里一本。我当然很高兴,于是就趁春节放假的那几天,把书看完,并且写了一篇万字的文章,题目为“史家本色是书生”。

  
写好后,先节选了3000多字以“本色是书生”为题交《中华读书报》发表。全文则通过朋友跟《人物》杂志打招呼,想发表在该杂志上。《人物》的主编说他们没作过周先生,很希望用,但又怕我把重要的部分都先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所以希望我把文章传过去看看再定。我当时正准备去日本讲学三个月,想赶快把此事定下来,所以在听到《人物》的回话后,当晚就给《读书》杂志的编辑吴彬打了电话,《读书》很干脆,文章就定在《读书》发表。第二天《人物》杂志又来话了,说发在《人物》没问题。我说你们昨天一犹豫,我昨晚已经给《读书》了。其实,文章写好后,本来先是想给《读书》的,但想到《读书》的影响太大,在《读书》上发表,引人注目,容易引起争论,所以才想发到《人物》去。《人物》一犹豫,文章当然又回到《读书》。我特别跟吴彬说,文章发的位置可靠后些,不要太起眼,因为这文章是为周先生说话的,不要又引起关注,反而打搅了周先生的清静。吴彬说,没问题,文章发表后,就是再有相反意见的文章也不登了。

  
文章发表在《读书》6月号,当时我人在日本。回国后,家人告诉我周先生托人带来好几本书,我一看,都是周先生的著作,其中《魏晋南北朝史论集》扉页上写有:“大著高屋建瓴,达理通情,无任感佩,小书数册,供陈来同志一笑。一九九九年六月一良左手”。后来听说是托祝总斌先生送来的。《读书》杂志9月号登周先生小文《〈毕竟是书生〉中的几点错误》,说“我的自传《毕竟是书生》的个别书评的论点,我是不同意的,当然一笑置之。今日读《读书》6月号陈来先生的书评,觉得高屋建瓴,论证严密,通情达理,深为佩服。……”这是周先生看到《读书》上的拙文,当天给《读书》写的信。看到周先生的满意心情,我觉得很宽慰。我自己有一种偏见,不喜欢那种闲情逸志的小品文,我主张文虽不必“载道”,但言应当“及义”,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少一些文人气,多一些文化与道德意识的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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