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象千古

　　
2021年5月18日11时57分，吴象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0岁。

　　
（一）

　　
吴象是安徽休宁人，生于1922年1月。1933年入安徽省立第二中学读书，1937年在南京安徽中学读高中。1938年秋，赴延安参加革命。曾任新华社记者、《人民日报》记者、编辑、《山西日报》总编辑、山西省委调研室主任兼副秘书长、安徽省委副秘书长兼政策研究室主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室务委员、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等职。他笔墨生涯逾七十年，有《阳关道与独木桥》《昔阳到凤阳》《伟大的历程》《中国农村改革发展历程》《大写的人》等著作存世。他没有做过封疆大吏，却以自己的文字推动了改革进程。最精采的篇章，莫过于在中国农村改革之初，协助万里，为包产到户破冰启航呐喊。当时，党内高层发生了一场大辩论，一方主张农业集体化是不能动摇的金科玉律，力主坚持农业学大寨，一方认为包产到户增产增收的效果立竿见影，让农民吃饱饭更重要。历史已经证明，人民公社不是阳关道，包产到户也不是独木桥，它不仅是农民填饱肚子的权宜之计，而且是把生产经营权利归还农民的根本性变革，是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重要突破。在历史转型的当口，吴象一方面独立运思，发表了影响世道人心和政策走向的多篇署名文章，如1980年11月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长文《阳关道与独木桥》；一方面倾力参与制定赋予改革合法性的政策规定，如1982到1986年的中央“五个一号文件”。他做出独特历史贡献，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中国的改革，从农村突破，起步于安徽，急先锋是省委书记万里。吴象到万里麾下做文胆，风云际会，具有偶然性。但此前他已经意识到昔阳之路行不通，深受挨整的切肤之痛，所以甘冒风险，义无反顾，追随万里为民请命，让农民从饥寒中绝境求生，具有必然性。两年前，我参加吴象两部新书出版座谈会，亲耳聆听多位亲历农村改革高端决策的当事人，提起吴象的道德文章，无不表示由衷敬佩。

　　
哲人其萎，华章永在。（二）

　　
我有幸和吴象先生相遇在49年前。

　　
当时我是一名普通知青，从北京来到山西沁县插队。进入下乡第三年，不免为人生的出路焦虑。父亲已经去世，母亲是北京31中学的教学辅助人员，家庭没有任何关系可以依靠。1972年正月过后，我结束探亲回到沁县，惊喜地收到通知，让我到省委调研室报到。对我来说，真如同天上掉下来一个馅儿饼。

　　
原来，省委书记曹中南提议，在大学选拔工农兵学员之前，省委调研室从全省挑选十名北京知青试用。吴象派员分三路考察。其中一路来到沁县。我当时不在沁县，县委郭同德却推荐了我。我因喜欢动笔，此前在《山西日报》发表了一首豆腐块大的小诗，还有一些稿子存在郭同德处。郭同德介绍了我的情况，提交了我的文稿，最后竟被调研室选中。试用十个知青的计划最后落实了九名。我们以借调的方式进入机关实习，一年后，录用为国家干部。前几天，我认识了作家陈世旭，他是1964年初中毕业下乡的老知青，七十年代初知青点只剩下他一人，一个好心的老干部推荐他参加县里举办的工农兵通讯员培训班，此间他在《江西日报》发表了一篇数千言的报道，命运从此改变。说起提携他的人，至今充满感激。陈世旭的回忆引起我强烈共鸣。如果没有郭同德推荐，没有吴象和调研室其他同事秉公办事，量才用人，给我这个机会，我结束知青生涯不知还要费多少周折？

　　
吴象是我进入省委机关接触的第一个领导。当时他年近五旬，行政11级，在山西是数得着的高干。在我们报到之前，他亲自参与为我们准备的集体宿舍打扫卫生。他反对称官道衔，人们一律称呼他“老吴”。他提倡读书，鼓励思考，平易近人，与人为善。同事们尊敬他，不是因他官大，而是因为他水平确实高，文章确实好。后来，山西省委调研室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这个机构在吴象治下，有许多不同之处。

　　
一是吴象识才爱才。他调来的干部普遍知识水平较高，不少是全省有名的笔杆子。1970年，老五届大学毕业生一概分配到基层，许多人才得不到施展。吴象和副主任张恩慈借批林批孔成立写作组的机会，把一些颇具学术天赋的大学毕业生收进调研室。后来，好几位成为国内学界名家，如学术史家刘梦溪、经济学家刘树成、历史学家阎守诚。

　　
二是吴象积极反左。我刚到调研室工作，就赶上周恩来提出批极左，当时山西省委书记谢振华积极响应。吴象在调研室付诸政策研究，派员分赴工厂农村，写出多篇调研报告，提出纠左的政策建议。可惜不久毛泽东对王若水的信做出批示，使这一波纠左努力流产。

　　
三是内部气氛宽松。吴象从新华社系统得到内部消息，常在室内吹风。讨论政策问题，不分职位高低，平等争论。我当时年轻，刚进机关，对于政策研讨尚不入门。受到的薰陶，至今难忘。

　　
如果说，和吴象共事的开端是一段难得的幸运，共事的结束，则是一段伤感的记忆。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抓捕，吴象本来非常高兴。此前他多次流露对江青的反感。没想到，山西清查“四人帮”另立标准，以对陈永贵、谢振华的亲疏划线，确定清查目标，吴象竟然被打成了“四人帮帮派体系在山西篡党夺权的代理人”。当时调研室的办公地点是省委西院十号楼，现在是晋商博物馆的一部分。这座四方形的二层小楼一角，成了关押吴象的场所。几个月不准吴象回家，家属送饭也不能见面。后来调研室被解散，吴象被发配到百里外的交城省直五七干校劳动，继续审查。直到1978年夏，才允许他到北京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到北京以后，他就和抗战期间在太行山共事的《人民日报》老领导安岗、李庄联系，寻求解脱之道。同时得朋友帮助，住进同仁医院治病。

　　
这时，安徽省委书记万里正要率团到美国访问。吴象1966年6月就认识万里。他调到《北京日报》担任副总编辑，万里当面拜托他，我这个名字绝对不能见报，不管什么东西，一定要撤掉。万里到安徽主政时，文革中的两派闹得不可开交。省委决定，找原籍安徽，多年在外地工作，和两派没关系的干部回来工作。吴象原籍安徽休宁，正在考虑之列。万里说，我要出国，不能跟你谈了。你找赵守一，他是我们第三把手。赵守一对吴象说：我们的一致意见是，你不要再回太原了。回太原不知道王谦放不放你走。不放你走，硬扣着你，比较麻烦。你赶快走，就有办法。吴象说，党的介绍信都没有。赵守一说，你真是个书呆子，山西是共产党，安徽就不是共产党了？我们省委组织部给你发调令。吴象说，保险柜的钥匙还在我手里，我还要去拿几件衣服。赵守一说，你悄悄去，悄悄走。千万不要再和王谦纠缠了，你纠缠不过他。你是一个党员，山西省委是党的高级组织，完全有权力处理你。你在山西，把你摁到那里，没人救你，救不了。你到安徽，我们给你任命了，你就是我们的干部了。你的问题，就变成两个省委对一个干部的不同看法，我们就有发言权了。

　　
吴象回到山西，果然被赵守一言中，扣着不让走。万里看到调吴象有阻力，只好找胡耀邦。胡耀邦开会时亲自找王谦说，让这个人到安徽去。王谦说，他有很严重的问题，现在还弄不清楚。胡耀邦说，那好，你把材料交给中组部，中组部负责审查他的问题。王谦这才松口。

　　
吴象离开山西，有如蛟龙入海，书写了一生最灿烂的华章。

　　
吴象离休以后，我又和他又有若干交往。

　　
凤凰卫视曾开设口述历史栏目，马立诚邀我担任顾问。讨论选题时，我提出请吴象回忆五个一号文件的产生。后来这个节目顺利开播，受到欢迎，也为吴象留下了珍贵的影像资料。

　　
李辅曾在调研室担任吴象的副手，后来经历十分坎坷。我建议他撰写回忆录，他完成了，取名《所思所忆七十年》。我们来到中日友好医院，李辅面请吴象作序。吴象当时重病在身，耗时数月，为李辅写成数千言的长序，让人感动。

　　
吴象的晚年的朋友圈主要是和《炎黄春秋》相关的同龄人。他和杜润生、于光远、李庄、朱厚泽等曾经共事，志趣相投；和李锐、何方、杜导正、李慎之等同气相求，共识颇多。他写了追忆胡耀邦、项南、杜润生的力作，还想写一篇回忆万里的长文，可惜疾病摧残了身体，力不从心，留下永远的遗憾。

　　
吴象晚年，也遇到了出版难题。他将部分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取名《好人一生不平安》，由邵燕祥作序。我曾尽自己所能，为这本书的付梓斡旋。出版后，他签名赠我留念。

　　
儿女将他的回忆文章编成文集《大写的人》，送我一阅。我当时正在《炎黄春秋》参与编辑工作，看到吴象为这本文集写的自序很有分量，且是他生前定稿的最后篇章之一，于是编发出来。这成为我和吴象最后的文字因缘。

　　
吴象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