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没有国界,创新永不止步|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颕宇访谈录

经历了爆发式、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医药和医疗健康产业迈入新的发展阶段。2022年,受到资本市场整体下行、医药医疗行业增长放缓等因素影响,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融资回归理性,企业估值加速去泡沫化,市场开始自我梳理和审视。

启明创投早在十几年前就成立专业投资团队,专注医疗健康投资,目前已成为该领域最活跃的创投机构之一。在经历了多个商业周期之后,启明创投如何看待医疗健康领域的变化和投资机会,中国医药创新在全球的影响力又发生了怎样的变迁?近期,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王锦与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梁颕宇就上述议题进行了深度对话。

以下为深度对话实录,有编辑与删节。

 

采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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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锦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合伙人

受访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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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颕宇 启明创投主管合伙人

 

“中国的医疗健康技术正在从模仿迈向真正的创新驱动”

 

王锦:2022年,对于很多业内人士来说都是特别的一年。我们经常听到企业家用一句话来描述2022年——“要有穿越周期的决心”。宏观环境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很多医疗健康企业也遇到了自身发展瓶颈。

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过去五到十年,很多企业家和投资人都经历了跨越式发展的黄金时代。你于2006年加入启明创投,在中国生物医药医疗行业真正经历过商业投资周期。想了解一下,在医疗健康产业爆发式、跨越式发展时期,启明创投作为一家专业投资机构,有着怎样的定位,发挥怎样的作用;你对于整个产业发展又有怎样的思考和期待?

 

梁颕宇:受市场和政策双轮驱动,以及新冠疫情的影响,2020、2021年我们看到大量新的投资机构涌入医疗健康行业,甚至很多传统的关注科技、消费、工业等领域的投资机构,也将很大一部分基金配置在医疗健康领域。巨量资本的涌入,促使整个医疗健康赛道异常活跃,不少项目估值水涨船高,出现了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的估值泡沫化。

2022年,受资本市场整体下行、集采和PD-1医保谈判降价超预期等因素影响,医疗健康领域的投融资出现降温,企业估值加速去泡沫化,市场开始自我梳理和审视。过去两年,包括在美国,很多通用型基金或TMT(通信、媒体、科技)基金也希望在医疗健康领域投资,但现在大都退出了。现阶段,很多企业家更希望获得专业医疗投资人的引导。我们认为,未来中国的PE/VC,尤其是硬科技驱动下的创投行业,一定会走向专业化和精细化,并向早期阶段延伸。

医疗健康行业的特点决定其投资周期长、专业性要求高。投资团队需要具备深厚的研发能力和产业背景、丰富的运营管理经验以及良好的行业资源,能够在公司发展战略、人才招募、团队搭建、产业链上下游资源的引入、市场拓展等方面,给予及时有效的帮助,在更长的时间维度上跟踪和陪伴企业,不断帮助企业做大做强。这样的投资机构发展和成熟起来,需要耐心面向未来,能够引领市场和技术发展的趋势,寻找到真正具备创新力的优质企业。

 

王锦:说到专业化背景和经验的重要性,特别是投资生物医药和医疗行业,在你看来,目前中国医疗健康投资机构的发展阶段,及其所需的能力,与美国市场同行相比,两者的共性和差异是什么?

 

梁颕宇:其实我们觉得美国和中国越来越接近了。在生物医药方面,我们陆续看到一些CRO(合同研究组织)企业成长起来,以往是中国企业license in(授权引进)海外药到中国,最近我们也开始看到中国的创新药license out(对外授权)给其他国家;医疗器械领域也有类似趋势。近年来,中国医药创新的确已成为全球医药创新的一股新力量、新动能,越来越多本土创新企业的研发能力已接近全球领先水平。

我们也注意到一些新趋势:近年来中国创新药海外临床和授权交易增长迅速,很多都是海外药企license in中国企业研发的管线。最近一个月,我们有四家投资企业都拿到类似的term sheet(投资意向书)或partnership agreement(合作协议),包括我们几年前投资的由AI驱动的临床阶段药物发现公司Insilico(英矽智能)。最近我们也与赛诺菲达成一项将持续多年、针对多个靶点的药物研发合作。此外,Insilico首款由AI发现的抗IPF(特发性肺纤维化)药物正在1期临床试验阶段。在疫苗研发领域,我们投资的康希诺生物研发出全球首款吸入用新冠疫苗,已在上海、天津、北京等数十个城市开展接种。

这些全球领先的创新,越来越多地在新药研发、医疗诊断、数字医疗、医疗器械、医疗服务等领域诞生。中国日趋完整的研发创新生态系统,包括领先科研人才的回归、基础研究的推进、丰富的临床研究积累、更低的临床试验成本、更快的产品迭代速度,以及临床前和临床CRO生物制造基础设施的完善,都将支撑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来源之一。可以说,中国的医疗健康技术正在从模仿迈向真正的创新驱动。

 

“中国医药创新将在全球市场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王锦:整个时代在变化,你讲到的几家企业都很有代表性。中国企业走向国际所取得的一些创新突破,确实值得我们振奋。你觉得这些公司的背后,除了有资本的支持和推动,还有哪些关键因素,以及中国独有的能力,在帮助公司走得这么快、这么靠前?

 

梁颕宇: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创始人的韧性,而且跟西方同行相比,我们做几个靶点的研究相对便宜。我们也看到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陆续从海外归国,他们带回来的经验非常宝贵。

国家的扶持也非常重要,不同的省份、城市给的资金支持或是不同层面基础设施的帮助,都为企业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整个医疗健康产业的生态环境比20年前好多了,比如,生物医药的知识产权律师数量呈几何级数增长,整个生态环境还有资源网络,都发生了变化。很多跨国公司也很希望和中国企业合作,这给企业带来的不仅是资金,还有实战经验。

最后,随着港股“18A”改革以及科创板的推出等,很多中国医药企业可以融到更多钱来实现想法,推动创新药的研发和临床。这几步都非常重要。

 

王锦:你说得特别全面,这包括微观层面的企业家韧性、人才,也包括宏观环境、生态系统、政策、资本市场等要素。想听听你对2022年的感受,以及对2023年的预判?

 

梁颕宇:整个2022年是慢慢迈向整合期的一年。因为大家都投得比较慢,就有了更多时间去做调研。我们比较幸运,过去17个月内,我们有70多家医疗健康企业都成功融了新一轮,而且都是up round(溢价融资),很多公司已逐渐成为中国细分领域的代表或领军者,融资也相对容易。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医药生物科技指数XBI这大半年来跌幅超过50%。因为新冠疫情等原因,很多人都去投资医疗,导致本来主要做临床的公司,原本是10多亿美元估值,突然变成50多亿、100多亿美元估值。其实这是不现实的,毕竟数据还没出来,我们不知道这些药效果究竟怎样。

短期来看,全球宏观经济变化下,受市场情绪影响,投资者会变得比较谨慎,而且估值也会陆续产生较大变化。但从中长期来看,估值的调整是市场回归理性的表现,也是发掘优质企业的好时机。对于企业而言,一些不具备真正创新力的企业,会在市场震荡过程中被重新洗牌或淘汰。

能够在逆境中生存下来的企业,更多是具备核心竞争力技术、持续以创新驱动的企业;公司的经营能力和稳健性也经受住了压力测试。对于投资机构而言,在这样的市场环境变化下,会花更长时间来建立甄别、辨识硬科技企业的技术壁垒和专业能力,进行充分的市场调查,回归价值投资的本源,不再盲目追随热点。

从宏观视角而言,伴随人口的老龄化、不断增长的医疗健康支出,以及中国医疗科技和研发能力的长足进展,我们相信中国的医药健康市场依然充满机会,而中国创新将在全球市场扮演比较重要的角色。

 

王锦:整个资本市场理性回归,可以有效减少我们的“内卷”。你刚才也提到,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对于启明创投而言,是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挖掘优质企业。对于你们已经投资支持的生物医药企业,如果想要在未来五年获得更高质量的发展,你会给这些公司的CEO在管理战略上提出哪些建议?

 

梁颕宇:创新驱动转型,是中国经济在新阶段实现可持续增长、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医疗健康在支撑、引领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中国医疗健康产业的黄金时代正在开启,中国企业的CEO们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在当前市场环境下,CEO们更应不断强化企业管理,加大研发投入,增强内生动能。同时也应具备全球化视野,构建全球化思维,通过全球化布局,争做有全球竞争力、影响力的企业。

从微观层面而言,在资本市场下行的影响下,在运营模式上,CEO们应该博采众长,既要从以往的实践中获取经验,也要开拓创新,寻找到更适合当今行业、企业发展的路径。CEO们更应当加强企业预算管理,通过降本增效来减轻现金流压力,关注产品开发的投入效率。对于需要持续资金投入的公司而言,需要有足够的现金储备,确保以正常的研发速度来度过震荡期。

另外,我们也看到很多公司的pipeline(研发管线)太长,这就需要我们寻找最有价值的pipeline,投入到这些药的研发中;比较早期或风险比较大的pipeline,还是建议公司先等等。因为无论是上市公司还是未上市公司,大家都会关注其进展,如果公司达到了比较好的里程碑,融资还是相对容易的。

 

王锦:你刚才提到帮助企业务实地做一些取舍,特别是对于管线产品风险收益的取舍。在整个价值链能力打造和投资选择方面,很多企业也很纠结,因为过去几年很多做研发出身的企业,开始考虑投资后端生产,包括建立自己的商业化团队,很多企业甚至已经采取行动。面对这几年的震荡,处于调整期的企业可能面临哪些抉择和取舍?

 

梁颕宇:我一直觉得不需要每家公司都去建立生产基地。我们也看到“18A”推出后,不少公司融资之后就去建生产基地,但在药品研发上没有投入资源往前推进,去做临床。

我们一直都跟投资企业说不要花时间去做生产,外面有很多CDMO(医药领域定制研发生产),可以很便宜地帮助公司生产。当然如果生产量比较大,可以考虑自建厂房。但要明确知晓,建设厂房是非常耗费精力和资金的事情,有些企业是依靠自己比较庞大的规模经济,通过生产能力来打造整个市场,对于这类企业而言建设厂房很重要。但如果是比较小型的肿瘤创新药企业,就没有必要先建设厂房。

另外就是整个产业链,这两三年也陆续看到很多人希望投资这个领域。毕竟半导体等领域面临供应链安全问题,中国的生物医药是不是应该找到方法来杜绝供应链过度依赖?我觉得生物医药领域比较幸运,无论是自己创新研发也好,还是做me-better、me-too也好,大部分项目自己都有能力去生产研发。

这两年我们也看到中国企业在陆续建立自己的能力。一个典型案例,就是疫苗公司在很短时间内建立比较庞大的供应链和生产能力,来支持整个新冠疫苗的生产。这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人才是中国的优势,但人才永远都不够”

 

王锦:每家公司都需要一个差异化、专业化的定位,然后在这个领域产业链的某一环节贡献价值,或者拥有很优秀的能力。在这个阶段,企业CEO、高管本身的能力很重要。你也特别提到国际化思维、国际化能力,麦肯锡做了很多研究,特别是对于能够跨文化带领团队和企业的中国CEO能力非常关注。我想与你一起合作多年的CEO们可能也有很多自己的体会,想听听你的想法和判断?

 

梁颕宇:我们投资了近500家公司,有超过180家是医疗健康企业,而且大部分都是在公司仅几个人的时候就投资了,大概有100家已成长为不同细分领域的领军者。我们刚才说的韧性,还有企业家精神非常重要。我们投资的企业家都具有长线精神,专注于研发未被满足的医疗需求,无论是做创新药,还是做性价比较好的药。

其中一部分是海外归来的企业家,也有一大部分是一直在国内读书、工作的本土企业家,他们各自有着优势。海外归来的企业家,凭借他们在大药企工作的经验或是在海外创立公司的经验,来加速中国创新药的研发。本土企业家则比较了解政策利好,以及自己所在行业的发展情况。两类企业家共同促进了中国医药产业的良好发展。

 

王锦:医疗本身对于社会和病患很有影响力,同时整个医疗体系的复杂度也很高,比如,创新支付和病人未满足的医疗需求之间,就有非常复杂的取舍和平衡关系。每个国家、每个体系在不同时间段做出的选择,可能注定都是不完美的。所以我们一代又一代做医疗投资或医疗行业咨询的人,都要尽己所能让这个体系变得更好一点,这也是我们的初心和贡献。你觉得未来中国的医药研发创新要实现愿景,行业层面的瓶颈是什么?

 

梁颕宇:我觉得最终还是要回到人才。我们的研发人员,包括在整个生产体系、临床等方面,人才是中国的优势,但人才永远都不够,怎样培育更多人才是一个重要问题。我在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的一次演讲上也提到,希望毕业后有志成为医生的学生,也思考如何参与一些研发。我们看到,美国医学博士了解很多医学成果,做手术的时候也会发现一些新问题,如何在某些领域寻找到新的解决方案,或者怎样将产品做得更好。

钱是足够的,而现在有很多没有治疗方法的疾病,我们怎样可以加快药物研发速度,有没有什么工具?五六年前我们投资了可以从美国引进新药的公司。瓶颈依然是我们在中国研发一些新药,人才还不够。所以那段时间我们投资了Schrödinger、Recursion等公司来帮助一些中国企业加快研发速度,最终证实我们可以做到;同时我们也投资了Insilico。我们希望通过不同的方法和工具来解决人才瓶颈问题。

 

王锦: 所以要从两个源头:一是用科技来弥补人的能力短板,同时还要更基础性地去培养更多人才。以前我们看到中国最顶尖生物科技公司的CEO或CMO中具备PhD+MD(博士+医学博士)背景的还非常少,这跟我们前几十年的医学教育背景、教育体系有关,我们的人才培养体系很难符合跨界融合的需求。

 

梁颕宇: 在湾区有一些,但真的不多。这几年我们也陆续开始看到中国的医生有了研发的想法,有时候他们也会找到我们不同的公司,例如想到一个新方法去治疗心脏疾病,医生和企业一起去研发新产品,而且这个产品用这位医生的名字来命名,我觉得这是挺好的方法。从医生的角度来看,他也很高兴可以参与产品研发。

 

王锦:我们也看到医疗技术公司,特别是一些医疗器械公司,与临床应用的结合非常紧密。很多时候中国企业的优势在于,他们跟中国临床医生有非常多的合作,能够及时将临床医生的一些需求、想法变成产品。这种所谓的微创新,我觉得都是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结果。

 

梁颕宇: 是的,诊断也一样。去年4、5月份,我跟团队说要尽快寻找中国最快可以研发到传染病诊断的公司。因为如果有新的传染病,我们不能用一年时间去研发到诊断测试,一定要尽快。我们看遍了全中国的传染病诊断公司,最终找到一家,他们研发产品非常快。

过投决会的时候,有投资人认为这家公司的技术壁垒太低了,建议还是先看看。但差不多两个多月后新冠疫情发生,这家公司成为第一个拿到新冠诊断测试批文的公司。我觉得,有时候不一定要有最强的技术壁垒,如果某些公司在某个时间段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而且解决得最好,也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王锦:2022年实在太不确定、太复杂,很多时候我听到身边的人讨论,我们行业的发展到底是glass half full(半杯满),还是glass half empty(半杯空)。但我今天一直在想,要抛开瓶子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将视野和格局打开。在比较微观的层面上,不同的公司、不同的领域、不同的疾病、不同的技术,其中一定会有一部分是非常值得我们怀着信心和乐观去面对的,因为真的有创新,这部分企业家是有韧性的,他们做的事情本身也有很大的医疗价值。

 

梁颕宇:怎样去研发一些好药,来解决全世界人民的一些问题,这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我一直都说medicine without border(医学无国界),我们的科学家、创业者,都希望在中国研发的新药可以服务全世界。我们陆续看到,很多公司都发展到了二三十个国家,大家很有动力。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国家突然需要一些产品,而且产品也帮助了很多国家的人民。全世界真正有能力研发新药的,除了美国,只有中国、日本、欧洲最具可能。所以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和承担的任务非常重大。

我们比较幸运,几个月前就完成了新一期基金32亿美元的募资,投资者对我们这几年的工作比较满意,也希望我们继续推动更多的创新药研发。我们希望通过已经建立的启明创投生态系统,还有整个中国的新药研发生态系统,去继续支持一些非常有激情的创业者和企业家,一起去接受挑战。

 

王锦: 一方面如你所说,医疗本身没有国界;另一方面,创新也不会因为2022年整个世界经历的不确定性和变化而停顿下来,一定会继续前行。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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