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慕尼黑感受欧洲复杂对华心态

  

  
第59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刚刚落幕。中国代表团、中国学者、中国议题和中国声音时隔3年再次回到慕安会会场,既是本次慕安会的亮点,也是中国利用这一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大型安全论坛阐述中国主张、展示中国形象和广结国际人脉的又一成功实践。

  
慕安会是欧洲的主场,主题是地区安全。传统上,慕安会以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为重点议题。这是笔者第四次参加慕安会,从今年慕安会的议题设计、现场的讨论气氛和本人的观感来看,其区别于往年尤其是3年前第56届年会的特点主要是:

  
新冠疫情在欧洲已经基本翻篇,疫情及其负面影响几乎无人提及,3年前是热门主角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今年甚至有些被“边缘化”的感觉;中美之间依然“高烧不退”的“气球事件”,欧洲人似乎并没那么关心,即便鲜有提及也多半是旁观者的看客心态;俄乌冲突无疑是当前欧洲最最重要的安全关切,也是整个会议拂之不去的中心话题,无论对于政治人物还是专家学者几乎都是开口闭口必谈之事;美欧挺乌援乌不遗余力、对乌克兰最终取胜表现得信心满满,尽管对俄可能使用战术核武器的担忧依然挥之不去;会议已经开始讨论俄乌冲突的最终结局,并提出所谓“追责”的问题;欧洲国家在某些涉华问题,比如欧洲对华市场准入、供应链安全、“一带一路”、涉疆、涉港、涉台以及南海等方面的认知差距明显;德国已经开始“反思”默克尔执政时期的对华政策,以及德国对中国市场所谓“过度依赖”的问题,这引发有关中德关系遭到更多负面影响的担忧。

  
笔者感觉,慕安会已经明显不再“中立”,未来对华不友好的声音可能会有所增加,我们利用这一平台发声的难度也会相应增加。新任慕安会主席霍伊斯根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慕尼黑安全会议并不认为自己是中立的,而是一个所谓“在这个国际机制中代表基于规则的政治”的组织。

  
在世纪疫情和百年变局叠加的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和其他不少层面的国际交流合作都遭遇着不同程度的逆风。美国将中国定性为“最大战略挑战”,欧洲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以及俄乌冲突所导致的国际格局重塑和我国周边地缘政治环境相对恶化的背景下,如何就中共二十大后的中国对外政策、施政方略和“中国式现代化”等重要问题向国际社会进行“快速、有效、无障碍、无时差”式阐释、解读和沟通,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显得更为紧迫和必要的问题。

  
笔者在参加慕安会之前,随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傅莹率领的学者代表团访问柏林的一些智库、媒体、外交政策协会和商会等机构,并与上述机构的代表和学者进行深入交流,深切感受到德国社会各界对疫情后中国外交高官和学者主动登门拜访表现出很大的热情和期盼,在交流互动过程中德方也向我们一股脑地抛出了他们的疑惑和不解。

  
有鉴于此,建议有关方面在系统梳理当前国际社会对我关切议题的重要程度和先后顺序,以及不同议题关切国别差异的基础上,针对西方国家对我理解偏差以及弥合分歧的诉求等,进一步增加交流机会窗口,通过选派资深外交官员、国际知名学者、科学家和企业家以及其他有影响力和擅长国际交往与沟通的代表性人士,更多参加多边国际会议和各种形式学术交流,回应国际社会的疑虑、质疑甚至不明真相的批评指责,以达到从民间到智库再到舆情舆论层面消除疑虑、扩大共识、增进互信之功效。

  

  
作者是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厦门大学讲座教授 吴士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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