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悠悠

  
我出生在一个以经营瓷器为业的小商家庭。当时社会动荡,军阀横行,我家的经济情况自然也日益衰落。1920年父亲逝世时,我才9岁,15岁又丧失了母亲;从此,我这个从名分上讲,还算是万县的人,在万县已是无家可归了。

  

  
我7岁发蒙,读私塾两年,后转读公立国民小学,因无适当的班次,就插入四年级。初小毕业后,我去投考设在万县的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的附属高小。记得作文题是:“试述来学之志愿”。因为年纪小,无甚学识,几乎无从动笔,情急智生,我就套用当时刚读过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国文教科书里的话:“奉父母之命,来此读书。人不读书,不能成人。”联系起来加以发挥,也还言之成理,遂得以过了关。后来,我读小学、初中,由于课余爱看小说、杂书,见闻有所增长,用字遣词渐有心得经验,故在学校里每周作文,也还能做到清顺达意,常常获得好评。

  

  
万县师范附小是三年制,我只读了两年,就未再读,其原因主要是无力缴纳伙食等费,就只好辍学了。后来是在县立第二高小补读了一学期,就算完成了我的小学学业。

  

  
1926年春,万县中学招收附设三年制的师范班,我以第四名的成绩被录取。考读万中师范班的原因,一是距家较近,可读走学;二是每学期考试成绩在前10名的能获奖学金10元,可供书籍文具杂费之用。我读的师二班约有50人,其中有一位比我年长三四岁,名叫杜深浦的同学,品性敦厚,与我相处甚睦。稍后,何其芳也考入万中,读中学三班,因深浦的关系,我和大我一岁的他也逐步建立起友谊。1927年寒假,我母亲因病离世了,平日相知的同学清楚我境遇的艰困,为此还送上了“奠仪”,但实际上这对我说来,却是救急的饭钱。因我还有一年才能毕业,深浦叫我不用担心费用问题,他们几位同学会给我帮助的。其芳也十分恳切地对我说,这个寒假他要在鸾岩某校补习英文,直到腊月三十学习结束后才能回家。他力邀我到时一定同他一起到他家去住,过年之后再一道同去万中上学。

  

  
那是一个叫我终生都难以忘怀的日子,一待母亲草草入葬,天已昏黑了。此时举目无靠的我,手提一个烛光飘摇的纸灯笼,在凄凄的寒风中孤身行走了20多华里 [1] ,最后才在鸾岩一家院子内寻到了一直还在焦急期待着我的其芳,这时已是二更时分,远远近近还不断传来稀稀落落的鞭炮声,天一亮就是大年初一了。

  

  
我在其芳家中住了半个多月,才一同到万中校办理了报到入学手续。那学期我和其芳,还有一位云阳县籍的孙琴侠同编住在一间寝室。琴侠年龄较为大一些,性情有点毛躁,不知为什么,他同新来的训育主任发生了冲突。而这位曾留学过法国的主任,为了显示自己的威风,来了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对同住一室的其芳和我,他也认为有“同恶相济”之嫌,竟挂牌把我们三人都开除学籍了。我们不依,后来经一位叫熊勉修的英文教师出面调解转圜,才把我们三人转学到重庆江北治平中学去了。这样,我这个穷小子才得以有机会到外地去看世面。

  

  
1928年冬我在治平中学毕业,便往涪陵投奔舅家,次年就在南沱场蔚文小学教书。一个刚满16岁的少年,流落异乡,忽然作起老师来心中不免有些感触。于是便写了一篇千把字的抒情散文,投寄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少年》杂志,后来登载了,还得了一枚银圆的稿酬。这便是我的第一次投稿。

  

  
在乡下任教一年半后,我又到涪陵县城的县立三小教了一年书。我的母舅和表兄见我年龄不大,认为还能读书,便表示愿意帮助我再进学堂,于是,我便到了成都,并报考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附属高中部的文科,还侥幸考得了第一名。

  

  
我是十分喜爱成都这个地方的。作为四川政治中心的它,又是具有二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比我早年生活过的川东地区,各方面都显然高出一头。我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自觉不及他人,因此勤读苦思,不敢放逸。别的同学办壁报、刊物,我也常常去凑个热闹,但觉自己见闻不广,腹内空枵,在遇到一些困难时,就只有去抱佛脚,热炒热卖。在这一年中,发生了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件,引起全国人民的义愤。我们师大附高中的部分同学,就在成都《大川日报》上办起《满蒙藏周刊》。刊头是请刘咸炘(字鉴泉)先生写的;还请成大教授叶秉诚先生作过一次学术讲演,讲词也发表在周刊上。

  

  
这年11月9日,师大、成大和公立川大三校合并,成立为国立四川大学。原师大及其附中校址就在旧皇城内,因此我也参加了那天在皇城致公堂召开的成立大会。不过,被任命为第一任校长的王兆荣还在省外,没有到会。

  

  
我读的原师大附高中,改为新川大的附高中二部,分设文、理科;还有一所附高中一部,则是普通科。附高中二部的校址原为存古学堂所在,任课教师除了大部分是川大教授外,其余的差不多也是成都早有名望的老教师,我在这里学习近三年,自觉是颇有收获的。我原籍万县,古时曾名南浦郡,当时我寄寓外地读书,不免时有怀乡之念,我就以“浦帆”为别名,心想有朝一日能扬帆游弋于大江之滨的故乡,但如今看来这个想法早已是落空了。

  

  
1934年夏高中毕业时,就经过了两道考试:一是毕业考试;二是刘湘统一四川后,又来了一次全省会考。另外,大家原以为附高中毕业就可以直升川大的本科,但因新任校长王兆荣不同意,于是又得考试了。我报考的是历史系,初试后,还又来了一次复试,主考就是叶秉诚教授。他口试的这一关是很不好过的,不少人在被反复问了几次之后,最终还是没通过。我口试时,叶先生对我还比较满意。最后,他又翻开我的作文试卷,那题目是“六经皆史说”,他仔细地看了一遍后问我:“你读过《文史通义》吗?”在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他便亲切地对我说:“进堂后,你还需好好用功呀。”在当时,这无异于告诉我已被录取了。叶先生是张澜的契友,辛亥革命时曾被赵尔丰拘禁在督署,几乎遭杀头。后来作过道尹的他,对中国史学甚有研究,曾编写讲义七册,自上古起,直至宋、元,只有明清两代未撰成。他为人严肃,办事认真,有些怕他的同学,私下称他为“叶家公”。其实他的人品和学问都是值得称赞的,他逝世后,我曾写过一篇题为“严毅精神”的短文来表示对他的怀念。那时的川大,分成文、法、理、农四院。文、法两院在旧皇城和校本部在一起;理学院在南较场;农学院则在外东九眼桥现在四川联大东区的所在地。我入校初期,寝室就在大操场旁边,平时不少同学英姿勃勃地在运动场上奔跑跳跃,令我深为羡慕。我本环境困难,是靠人帮助乃得求学的机会。为了补助费用,还在读书的我,利用课余时间已先后在敬业中学、南薰中学、中华女中等学校兼教历史课程。更因常开“夜车”,近视程度日益加深不说,身体状况也实为不佳。眼见一出宿舍就是操场,条件是这么好,自己也不想成为一个货真价实的“东亚病夫”,便决心要好好锻炼一下了。从此,我每天都是天未见亮,四下还是黑漆之时就起床了,一上操场,便围着四百米的跑道跑了起来。我最初跑半圈都感到吃力,慢慢地也就适应下来,并逐渐增加距离,后来竟可一口气跑完四五千米了。一直都是我跑后回舍洗漱完毕,学校才敲响起床钟。1935年,任鸿隽接掌川大,为了要改变川大历来不重视体育的现象,就宣布要召开全校性的运动会,并规定每个学生都必须参加。形势所逼,我也就报了赛跑的项目。但当我上场的时候,凡认识我的人都在旁边讽笑我:“小心点,别把眼镜打烂了。”但是比赛下来,结果却大大出人意料。我不但尽将平时大家眼中的运动健将全都比了下去,获得1500米、800米两个第一之外,还与其他三名同学一起得到800米接力赛的冠军。一时竟成了轰动全校的大新闻。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还在万县读省师校时,我就看到校园里有一块由国学大师章太炎撰写的,作为校训的石碑。上面镌刻着《荀子·劝学》中的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我仅是照此指点去作而已。

  

  
任鸿隽在川大的时间并不长,但却为川大新聘来一批教授,学术空气渐浓,颇有益学生思想的开放。可是他和地方当局,特别是刘湘本人的关系不甚融洽,后来就不愿再干下去了。而推举由他约来任川大文学院院长的张颐代理校长。张校长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任过反清的炸弹队队长;辛亥革命后却抛弃仕途而留学欧美,后以《黑格尔的伦理学说》一书著称于西方哲学界,荣衔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来川大前,是经蔡元培从欧洲聘回,担任北大哲学系系主任的。张颐先生本是四川叙永人,与省内的人事也有较深的关系。他接任之后萧规曹随,大体维持着任校长的基础,并聘著名文艺学家朱光潜先生为文学院院长。朱先生后还兼任过历史系系主任。

  

  
自任校长开始。我觉得川大就气象一新,个人内心也充满希望,上课听讲、自习潜修都颇有收获。我记得任校长办过一次“庄蕴宽奖学金”(庄为校长夫人陈衡哲的母舅,清末维新派,曾任过巡抚)。规定全校13个学系,每班前三名学生都可报考,对所出的四个问题,考生可不拘一格地发挥自己的见解。在许多教授的共同评议下,我凭借运气,竟占了榜首。奖金虽然只有50块银币,但顿时我竟成了学生中的名人。不久教育部又实行公费生制度,但川大历史系只有一个名额,我被评上后,每年又能得到200元补助金了。从此,直到大学毕业,就全靠它解决了我读书的费用。我应当铭记的是:是人民的血汗养育了我。不过,我也忘不了张颐和朱光潜两位师长,他们对我这个穷学生付出了多少关怀啊!而且这不仅仅体现在我求学的时期,对我的就业也是给予了相当的帮助的。

  

  
1938年5月,我行将毕业了。一天,张校长通知我到他的办公室。他告诉我说:“邓晋康(即邓锡侯)主任要我为他介绍一名成绩好的学生,去他那里工作。我推荐了你,作好准备吧。”我当时回答说:“我还没参加毕业考试呢。”张校长笑了:“你难道还毕不了业吗?”于是,一放暑假,我就到南打金街与绥靖公署相邻的99号报到了。这原来是已身任川康绥靖主任的邓锡侯,还想高升四川省主席,于是就组织了一个名为“座谈会”的智囊团,除了广聘川中名流以充“幕府”之外,势必还需几个撰文或办事的属员。我这名干事,任职两个月,写了三篇文章。有一天朱光潜院长因事到来,便问我的情况。在我表示自己很想多读点书,研究学问,而对这事没有什么兴趣时,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对你这工作,很多人都很羡慕呢。这样也好,既然你想搞学问,那就回历史系吧。”我知道,当时的川大历史系因为不像中文、外语和数学等系,需要人改习题,为节省经费,就一直没有设助教。但为了关照我,从那年9月1日起,我就回川大作了历史系的第一个助教。

  

  
但只过了一年,国民政府西迁重庆,教育部由陈立夫主持,川大的校长也换成了“CC系”的干将、原驻德国大使的程天放。由于人望不孚,引起全校师生的反对,发生了一次大风潮。但因背景势力的支持,程最终还是接了事。他为逃避舆论监督,立即又以避免日寇空袭为辞,将川大迁往峨眉山。就这样,他把抗战时期大后方唯一规模完整的大学,弄得个七零八落、奄奄一息了。更兼他任人唯亲,喜用宵小。如其训育主任就是一个绰号为“高俅”的人物,又将姓黄的舅子叫来专管钱财,所以当时许多人私下都把川大呼为“城隍庙”(以谐程、黄之音),以此可见一斑。次年历史系未续聘的教师不少,我也是其中之一。

  

  
1940年秋,我回到成都,受聘于省教育科学馆任研究员,职务是主编《中学历史教学》的刊物;但工作尚未展开,便有人来说,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读过我发表在《史学季刊》上的一篇文章,想和我认识一下。见面后不两天,他就打发人来说,他要约请我去作他的秘书,工作则是为他撰写讲演稿。当时,西康省政府新成立,要开办“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还因他是川康边防总指挥,又兼任二十四军军长,又要开办“军训团”。身任这些官职,肯定少不了讲话;何况,刘氏历来就喜爱讲演,并乐于用此表现自己的才华。他讲演时,虽然并不完全对着讲稿照本宣科;但替他撰写的讲稿,却必须达到其讲话不但言之有物,而且还能让其淋漓尽致地发挥。为此,撰稿人就常常不得不为此去翻阅古今中外的书籍文献,引经据典地去充实讲话的资料。然而,所有写的这些东西,毕竟都脱离不了官样文章的窠臼。那时我还是个未脱离书本的学生,哪来官场的实践经验,要去揣摩一个军阀的心态,作些冠冕堂皇的议论,老实说,比起自己书写阐述新见的论文,确实是感到陌生而“寡味”的。但是,我被约来就是干这一行的,若果畏缩不前,又会给人什么印象呢?只有抱“既来之,则安之”的态度,从头学起,姑试为之罢了。只有像学生作文一样,写成交差,也算是能应付下来的;但他讲的话后来却越加频繁,我的负担当然随之加重,常常就出现熬夜赶工的情况。时日一久,年纪轻轻的我就被弄得精神萎靡、面黄肌瘦的了。当时还惹得一些人竟怀疑我,是否把大烟抽多了呢。可是这十分枯燥的工作,我一干就是三年半。刘还是相当精明的,每当我心力不济之时,就会送些盘缠与我,让我外出旅游或者是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算是给我一个喘息的机会。记得一次刘文辉和我闲谈时说:“我知道这工作是很辛苦的。我前后用过写讲稿的秘书,恐怕不少于一二百人,但一般都过不了多久,就以种种原因推脱,说干不下去了。譬如韩文畦(时任西康省教育厅长)、李宗吾(四川富顺人,曾任四川旧督署科长,著有《厚黑学》一书,人称‘厚黑教主’)两位的学识和写作能力都很不错。可是他们都只干了两个多月,就要我另派工作。”说着就嘿嘿地笑了两声:“不期你还干得这么久……”其实,我为他写讲演稿也是相当费力的,只因我嗜欲寡少,从来都把闲暇静读看作人生的快事,再加上精神专一,总算是尚可勉强应付而已。哪知就在距上次谈话不久,他就对我说:“你这几年为我写的讲稿已为数不少了,可不可以把它编印出来?”当时我没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内心中想的却是:这些为人作嫁的东西,不过是所谓“代圣立言”罢了,有什么保留的价值呢!所以这类文章我一篇也未保留。

  

  
1943年起,我便兼任省立雅安图书馆馆长。次年7月1日就奉调到距离雅安70华里的芦山县任县长,还兼了县立中学校长。一个小小的芦山县,本是不用费心就可以进行“卧治”的地方;但自抗战以来,国人为避乱逃难而麇集川康各地,民风也随之大变了。特别棘手的是那时种时禁的鸦片烟,把社会秩序弄得一塌糊涂。于是便土豪称霸,哥老横行,私置枪械,互结党援,蔑视法令,唯力是视。后来,大概是1951年吧,我在《川西日报》看到一条有关剿匪的消息,说是“反共第二路总司令”程志武,已被解放军击毙。程这个人就是当时芦山的一大恶霸;不但县政府那二三十人的自卫队不是他的对手,就连刘文辉对他也只有睁只眼闭只眼,根本奈何不了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本来就对官吏生活索然无味的我,能有什么作为?幸好到任职一年多的时候,抗战胜利,日本投降了。我也就想法早点离开,不久就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成都,年底就在齐鲁大学哲史系任教。

  

  
齐大避寇迁蜀,借用的是华西大学的校址。我上课的班,有5个教会学校的学生,人数大约有七八十人。次年夏天,齐大复员回山东;此时原川大历史系主任何鲁之约我前去上海,参加他正在创办的中国人文研究所。于是,从没出过四川的我,也就到了上海,作了研究员。

  

  
青年党,是个反动的党派,这已是早有定论的了。我是在学生时代参加青年党的,参加的原因,除了是不满社会现实之外,还因不少熟悉的老师和同学都是青年党人之故。开初,自己好像也仅仅是挂了个名而已,记不得有过什么特别的活动。但到1945年,也就是离开芦山那年的冬天,在青年党十届代表会上,却被选为检审(即监察)委员。到达上海,本是为了工作;但是青年党的总部也在那里,另外离当时国民党的巢穴——南京也不算远。这样,却使我有了进一步了解他们真实情况的机会。最后的结论是:天下的老鸹一般黑!

  

  
1946年11月,在以国共两党为首的旧政协破裂后,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拉拢青年、民社两个小党作为陪衬,召开了制宪“国民大会”。作为“中央检审委员”的我,当时也代表了青年党出席。大会在进入分组讨论宪草时,我所参加的是“中央与地方权限”组。也许是代表中绝大多数都是当官的,并又对这实际问题颇为关心之故,所以这组的人数就特别多。当时我是刚从县长之位下来,对基层的情况有一些了解,在会上就竭力反对“宪法”中“中央政府”过分集权的条款,主张中央、省、县三级的权力,尤其是人、财、物三者均应保持一定的平衡。本来,这“宪法”恣意扩大“中央”的权力,就是为蒋介石出任“总统”而开道的。我这种不识时务的言辞,在那独裁统治之下,当然是会冒有一定风险的。青年党的一些头儿也不满意我,认为我擅作主张,将会妨碍他们的“前程”。我当时的心情是:我只谈我个人认为正确的意见,当然代表不了青年党;但我今后决心离避,图个安宁,青年党也是制止不了我的。由于我谈的都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要一手遮天,似乎也不大容易;因此会场便掀起风波,蒋手下的干员如罗卓英(时为广东省主席)、李宗黄(时为新县制实施委员会主任)、王正廷(曾任外交部长)等相继出面与我在会场展开激烈的争辩。这时候,南京的一些报刊也纷纷发表报道和评论。最终,这条“宪草”虽得到了修改,但不期却被一些人把它描绘成大会的“民主”表现,令我更深入地了解到官场的黑暗。

  

  
那时,解放战争正在东北进行。曾琦一心想讨好国民党,曾跑到前方去打气。一些青年党人对此表示不满,多有意见,认为这种表现太露骨,很不高明,而且也有违青年党的党章;可是也仅止于背后嘀咕而已。在一次我列席由曾琦召集的“中常会”上,当他正吹嘘其东北之行,而在场的人却面面相觑之时,我发言了。我说:“曾先生是在大学教过法律学的,不可能不知道国有国法,党有党章的道理。你这次是代表青年党到东北去的,然而对外所有的发言表态,中常会全不知道,这是与党章不合的。我清楚在座的许多中常委对此都有意见,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我是一名检委,似应如实相告。”当时弄得曾琦下不了台,把脸都气红了。当夜作为青年党二把手的李璜,要我去见他,一见面就说:“你今天在会上,向曾先生所提的意见很好。许多人和他是有几十年交情的,不便开口;而别的一些人则由于不敢,或是不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你这样做,是很对的。”隔了两三天,曾琦也找我去,我本以为他要向我寻衅。出乎意料,见面时他却对我十分客气,对我今后的去向特别关心,当知道我将返回成都教书时,竟非常诧异地说:“我们就将参加政府,正需要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啊!”他根本不提那天会上的事了。

  

  
我说回成都教书,是出自内心的老实话。本来,我借南京出席“国大”会的机会,曾到成贤街拜访过徐中舒先生,这时他是利用川大休假一年正在南京中央大学教课。他同我去逛夫子庙时,问起我今后的行止。我告诉他:会后打算回川,准备把家小也接到成都,一是有利小孩上学;二是决定教书。当时徐先生对我说,他写信回去,为我问一下川大的情况。所以后来我一回到成都,川大冯汉骥先生就来向我说,川大约我教书的事已经决定了。回成都后,当有人问及京沪时局,我都是将我所见闻的污糟情况如实道出。那时我心中萌生了一个打算:想邀约一批青年党人登报声明退出该党。后见所接触的人,怕遭受国民党政府的迫害,对此反应冷淡,这打算就只好一风吹了。但是,我既决心要脱离那黑暗喧嚣的政治旋涡,觉得就这样含糊下去也不是办法,为了向社会表明自己今后和青年党割断一切政治联系,便于蒋介石就任总统之后的第四天,同时在成都的《新中国日报》和上海的《中华时报》上发表了《五九国耻纪念日论袁世凯》的署名专论。申言袁世凯一生的罪恶作为:迷信武力,漠视民意,专制自为,祸国殃民,其前车之鉴,正是值得蒋氏加以考虑的。

  

  
从1947年起,我除在川大历史系作专任讲师外,先后还在成都理学院(院长魏时珍)、成都尊经国学专科学校(校长蒙文通)和东方文教学院(院长王恩洋)教过书。1949年成都解放前夕,又到三台川北大学(代校长王兆荣)任教半年。暑期回成都仍就东方文教学院之约。因青年党系反动党派,在10月我便自动到公安机关进行了登记。1951年文教学院由政府接收,由于我失去了工作,一家大小五口的生活立即发生问题。这样,我就干上了体力劳动。开初是与人共拉一辆小板车,其后又单独一人拉木架车。虽然辛苦一点,但自食其力,心情还是安定的。我在东方文教学院教书时,王恩洋院长每次都要亲自随堂听课,日子一久,自然产生感情。1952年,在南充作川北协商会委员的他,知道我拉车的消息后,还写了《贺吴浦帆教授拉车》一诗,致其勖勉关切之意,使我很是感动。他写道:

  

  
浦帆教授与吾书,近在蓉市拉板车。

  

  
面目黧黑体力健,群众为吕天地庐。

  

  
书生拘牵性孤傲,此日平怀略形躯。

  

  
今世劳工最为贵,喜君已邻一品居。

  

  
能死非勇能生勇,鞠育教养责在予。

  

  
慈忍练磨比金石,为供人类效驰驱。

  

  
君不见,国运方昌如旭日,空前建设阔壮图。

  

  
仁者愿后天下乐,拉车奋迅意倍舒。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拉车奋迅意倍舒,直奔千里之长途!

  

  
这时,徐中舒、蒙文通诸先生,也对我十分关心。认为长此以往,会荒废所学的专业,创议我试写西夏史。于是从1955年起我就在徐、蒙、王三位先生的支持下,大着胆子干了起来。在编撰中,由于没有图书资料,也是徐先生设法解决的。从此,自己每天找书阅读,抄写材料,对一些问题又不得不进行思考辨别;其外还得从头学习马列主义的唯物史观。通过学习,自己不但从中逐步得到了提高,也对西夏史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直到1956年秋,川大通知我回历史系工作时,大约共抄写了五六万字。在历史系,我的职务是高级资料员。因事务繁多,工作紧张,自然写作西夏史的事就相应松弛下来;然而当时我的心情常常是十分沉重的:总觉得如果让“史稿”就这样半途而废的话,那我就是辜负了先生们的关怀与期望。所以一当业余稍为有点空闲时间,我仍是想方设法地搜集资料,并努力试着写下去。然而,在那时期,运动迭起,常常又迫使自己不得不把工作停下来。就这样断断续续地折腾到1980年12月,《西夏史稿》一书才终于出版了,徐中舒先生还为此作了序。它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然而,我却认为这是我一生最大的幸事。因为它的出版,使我卸下长达25年的心理负担。浅学无能,再加上命运坎坷的我,终于没让自己的老师失望。就这一点来说,我已是心满意足了。不过,曾经大力支持我的另二位先生却都早已作古,这又令我感到遗憾和疚心。

  

  
时光倏忽,转眼已是世纪之末了。今年10月15日是徐中舒先生的百周年诞辰纪念。徐先生是在抗战之年到川大任教的,我有幸成为首批受教的学生;平生又得到他多方面的扶持。每念师德,徒增惭悚。而我现年已昏耄,无所作为,承历史系领导大力相助,要我将过往所写的一些文字编集成册,以志师恩。此事本当自己操劳,但因年迈衰朽,目疾特深,实已难于承担。赖刘复生、徐亮工、杨怡诸学友,及省文史馆馆员杨正苞先生的尽力相助;尤其应特别致谢蔡崇榜先生,他在公务丛脞中挤出宝贵时间,挑起了本书责任编辑的担子,不辞辛劳,将所有工作都做得十分完善妥帖。至于川大出版社,也是事事热情关照,很是感人。所以此书的编辑出版,皆凭众人之力所为,而让我独享其名,内心是有愧的,故附述于末,以表谢忱。

  

  
1998年8月30日于四川联大新绿阳村

  

  
[1] 1华里即1里,等于500米。——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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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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