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赵宝煦先生-“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

  

  
2022年是赵宝煦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和仙逝十周年。虽然先生已去但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而且时间越久,似乎越生动逼真,就仿佛他从未离开。我想,这是先生的人格魅力所致,也是因为他的思想风范,业已成为我等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在对先生的无尽思念中,我重新翻阅能够找到的先生文稿,再一次用心领会他的明智高行。

  
中正笃实,大方无隅

  
宝煦先生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是他一生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先生自己认为:“我们说的马克思主义原则指导,最主要的就是指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及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进步立场。”终其一生,他都忠实于自己的原则和立场,不动摇、不妥协。先生在早年的一首诗中写道:“我有一个爱,早已献给了光明……”这里的光明,指的既是他毕生追求的真理,也是他为之不懈奋斗的事业。

  
先生的心志,可以从他对诗人闻一多的赞颂中看出来。先生写道:闻一多的课堂之所以感人,“根本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最真诚最正直的人。对于是非善恶,他有最强烈的爱和憎。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他最真实的思想”。“这些思想不只充满着天才的闪光,而且凝结着血泪,可以掷地作金石声。因为是他真实的思想,所以他说的每一句话都准备着而且事实上也随时都在身体力行。他具有的这些品质,是一个革命者最可宝贵的品质。”我相信,先生写下这些文字时,说的既是闻一多,同时也是对他本人原则与立场的自况。真挚坦诚、知行合一、为真理、为人民不惜一切,这同样是先生思想和精神的写照。

  
先生笃信马克思主义,但又从来不是那种天天把经典作家的词句挂在嘴上的人,虽然在建国后,先生曾经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把主要的精力用于学习、研究和教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他的原则与立场,体现在他的为人、为师、为学、做事之中,已经成为他精神气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先生也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人。他自己说:“我厌恶伪道学,不喜矫饰造作,更反对千篇一律,机械一致”,并表示这些个性特征来自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但自我认识先生之日起,却从未见过他愤世嫉俗、怨天尤人。相反,先生给人的印象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与先生交谈,总给人以一种春风拂面之感。与此同时,先生无言之中,却又能让每一个与之交谈的人感觉到一种原则与边界确定不移的存在。这如同先生晚年的字,锋芒内敛,劲道暗藏。这想必就是内方外圆、大制不割的至高境界。

  
唯真唯实,儒者本心

  
不唯书唯上,要唯真唯实。这可能是我们从宝煦先生那里听到最多的叮咛。先生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强调这一点,当是出于他对知识分子致命缺陷的根本诊断。

  
先生讲了一辈子的一个基本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不能简单地寻章摘句,不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教条,也不能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应药方,而在于坚持其精神实质。这种精神实质,在先生看来,无非就是实事求是和辩证思维。实事求是,要求人们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一种“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在实践中发展的科学”,也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同时,要注重调查研究。先生指出,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有很多是经典作家所没有遇到,也没有想到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吸收各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研究,进行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得出科学或近似科学的结论。当我们在这些问题上得出科学的结论时,马克思主义才得到了发展。”

  
实事求是要求人们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必须善于吸收前人和当代各种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如何总结吸收当时人类科学文化的成果,我们也应该吸收总结今天的科学文化成果,来丰富马克思主义。只有如此,才能使马克思主义继续发展。而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断发展,才能保持其科学性,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

  
学者的使命,在于科学的创造,即在实践基础上对实现问题提供科学的解释和正确的指导。改革开放以后,先生投入巨大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政治学的重建。他意识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革命即夺取政权的问题上,而对于政权的建设和巩固问题则思之较少,因此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丰富和发展后一个方面的内容,就是中国政治学学者面临的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先生也痛感建国后一段时间,相关决策者从教条、从主观判断出发,用“主观随意性的想象来代替客观规律性的认识”,而不是从实际、从科学出发对政治加以指导。先生认为,从长远看,中国政治学需要重点关注的,包括社会主义社会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问题,如何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等问题。应该说,这些问题至今为止,仍然有待深入探讨。

  
先生主张,政治学研究必须坚持其科学性,“不能使科学性的要求屈从于一时的政治需要”。“政治研究若削弱了本身的科学性,它就变成伪科学。伪科学无法为政治实践服务,而只能帮倒忙。”先生深刻地总结道,多年来,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社会科学领域内有不少人唯上唯书,而且见风使舵,因而他们的研究不仅于事无补,而且败坏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声誉。先生认为,政治学当然是一门具有极强政治性的科学,这也是政治学研究既敏感又困难的原因。先生在相信政治学的政治性和科学性可以相互统一、科学研究应该为政策实践服务的同时,又主张科学研究对实际政策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性,而这种独立性的基础,仍然是实事求是,认为这是对各种政策实践进行科学判断的必要条件,也是政治学保持其科学地位的基本前提。

  
为使政治学成为真正的科学,先生不仅鼓励学者们实事求是、调查研究,也鼓励大家解放思想、敢于探索和发现,不能“怕”字当头;同时又呼吁整个社会以一种宽容理性的态度对待科学研究中的探讨和发现,不求全责备,不因言废人,最终促进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的学术局面。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

  
在先生看来,中庸之道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集中体现。“中国传统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反对偏激,主张中庸之道。可以说,这是中国全部思想传统的核心。”同时,这种思想态度也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维内在一致。可以说,先生思想中辩证中庸的基本风格,既来自他对马克思基本原理的学习,也来自传统文化的渲染,甚至来自于他所钟爱的书画的实践体验。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的思想态度,哪怕是在特殊年代,也能够为先生所坚守,并且通过他的文字表达出来。在一篇题为《兵贵神速》的短文中,先生一方面肯定成功的事业一定要当机立断、抓住时机、一鼓作气,同时又强调要把握条件、掌握方法,不可拔苗助长、不能只凭干劲,否则只会“欲速则不达”。在一篇论文章繁简的小文中,先生也一方面肯定文章当言简意赅、“辞达而已”,同时又强调不可一味求简,并引用顾炎武的话说,“繁简之论兴而文亡矣”,指出“片面谈论越短越好,却也难免流弊”。在另一篇题为《美玉之瑕》的短文中,先生批评了两种倾向,一是文过饰非,甚至把玉中瑕疵也说成美的表现;二是一棍子打死,因为一丝缺陷而把美玉毁为顽石。先生认为,这些错误,都是形而上学的体现。

  
辩证中庸,理性平和,既是先生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也是他核心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先生理想中的政治,就应该是一种中庸平和的政治。先生认为,社会主义内部仍然会产生不同的利益集团或者群体,它们之间必然会出现各种矛盾和问题,这是事物发展基本规律的体现。所以先生认为,“政治是一种摆平的艺术”。“政治的任务就是调和矛盾,使矛盾的各方面均能有所克制、有所妥协,提出大家都可勉强接受的办法,从而化解矛盾”。一方面看到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永远会存在矛盾和冲突,另一方面又强调这些矛盾和冲突应该通过平衡妥协来解决,这应该是先生对社会主义政治学的一大贡献。

  
开放包容,多元和谐

  
宝煦先生天生反对千人一面、千篇一律。他始终认为,世界应该是一个丰富多彩、多元和谐的统一体。他曾经以美术为例指出,只要学习美术的人,“都懂得关于构图法的一条基本规则,就是多样统一”。“所谓多样统一,就是要求画面变化多样,同时又协调一致。若是只顾多样,而乱七八糟,散漫无主,自然不好;相反,若只求统一,而死板单调,毫无变化,也同样要不得。”

  
多样统一,自然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先生把这种多样统一称为“和而不同”。他认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和而不同,实际上是人们认识真理、掌握真理的一个必要条件”。每一个人由其条件所限,从不同的角度、根据不同的经验接触同一事物,只能见其一隅,因此难以周全,只有把这些相对片面的认识综合在一起,方可得到全面准确的认识。既如此,也就没有必要担心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制造矛盾、破坏和谐;相反,各种意见相互争论、相互比较,并在此基础上达成共识,才能既获得真理,也达致真正意义上的团结,这才是矛盾的统一,使“大家同心同德地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奋斗,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总之,“没有矛盾就没有统一,也就没有发展”。

  
先生对多样统一的强调,体现在他学术和人生的方方面面。比如在教学上,先生认为虽然每一门课程都有类似法律一般地位的教学大纲,但每一位教员在讲授时仍然不可能宣读一份统一的讲稿,而是要独立思考、各具特色,否则只会教出一批没有思想、只会背诵的学生。另外,对教师也要足够包容,认识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先生曾举蔡元培先生坚持延聘辜鸿铭和王国维等人为北大教授的例子,认为但凡有真才实学,都应为我所用,而不能太过拘泥细节。他并且举蔡元培对胡适质疑的回答为证:“我请他们来教书,是因为他们有真才实学,学生尊敬他们是钦佩他们的学问。你看到哪个同学学习他们留辫子了?”

  
对学生也是同样。先生认为应该容许乃至鼓励学生多样化的发展和追求,要“因势利导,因材施教,不能按一个模式塑造人才”。在总结西南联大办学经验的时候,先生也指出,西南联大的教学思想,一是不强求一律,二是不追求完美。学生在拥有最大自由的条件下得到个性化的发展,这是西南联大虽然条件艰苦、设备落后,却能够人才辈出的根本原因之一。从这种信念出发,先生也反对过分注重培养“优秀生”“尖子生”的做法,主张以发展和变化的观点看待学生,不把人看死,要尽可能为学生提供平等的条件,让任何有一技之长的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培养。

  
在科学研究方面则需博采众长。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大声疾呼,要充分学习和吸收国外优秀的思想和科学研究成果,在这方面同样不能以偏概全,因人废言。“马克思主义既是批判地吸收了大量人类科学文化成果而产生的,那就不能设想它可以摒弃一切当代科学文化成果而闭门独自发展。”先生曾在一篇纪念美国著名政治学家邹谠的文章中总结后者关于如何对待西方学术的思想:一方面有选择地采用西方社会科学包括政治学来研究中国政治,另一方面用中国的历史与实践检验西方学术的个别概念和理论框架,然后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提出新的概念与理论,为世界政治学的发展做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贡献。我认为,这也完全可以概括先生在这个方面的基本思路。当然,即便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先生就不仅提倡学习西方学术,同时也大力提倡把中国的学术与经验介绍到国外。他本人就不辞辛劳,亲力亲为,成为改革开放后推动北大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对外交流的第一人。先生特别鼓励青年学者们走出去介绍和宣传自己,以把更真实更科学的研究成果介绍给国外学术界,一方面“最有资格谈论中国政治问题的是中国人自己”,另一方面只有借他山之石,在与国外学者的砥砺争论中,中国的年青学者们才能快速成长。

  
多元和谐、和而不同,也是先生对世界政治的一大理想。国际关系风云激荡,世界各地战乱不止,导致生灵涂炭,民生凋敝。先生认为,战争并非解决国际矛盾和争端的根本手段。他反复呼吁,只有和谐共存,才是人类唯一的出路。先生写道:“多元化是各国政治发展中一个无法否认的趋势。但它并不是坏事。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曾提出‘和而不同’的命题,并认为它是一种最美好的境界。”先生认为,“由于……传统思想的世代熏陶,由于对民族屈辱和战乱的痛苦教训,使得中国人民培育出‘和为贵’的处事智慧,并且长期不懈地追求和平。”先生把他的一部英文论文集定名为《和为贵》,也可看出其中的苦心。

  
坦荡豁达,以慈为先

  
先生持己甚严,但对人宽厚有加。当然,先生的宽厚,并非没有原则的随和与圆滑。对别人的错误,先生一是与人为善,不是揪住不放,而是点到为止,让人自省;二是对过去的错误,只要出于无心或者迫于形势,总是从不计较,既不以其过非其人,亦不以其过非其德。先生晚年时,也许是出于老人共有的特点,也常常会聊起过去的往事,包括他受到的各种不公正的对待。但在听者看来,先生似乎讲的并非自己,而是某个不相干的人;不是诉说自己受到的冤屈,而是像在讲述一幕幕喜剧,目的是让后辈从中警醒,获得教训。

  
先生其实是一位爱憎分明的人,但他的爱与憎,有更大的格局,既对事不对人,也超脱了自己的利弊得失,更重要的是,他看透了历史的基本规律,故能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记得我还是学生时,一次与先生谈起对某些知识分子的失望和自己的些许失落,先生听来哈哈一笑,说:“清者自清,浊者自浊,代代相传”。我写到此处,先生的音容笑貌尽在眼前。我的理解是,先生此语,意在说明个人的立场与原则乃是自己的选择,既是自己的选择,自当无怨无悔。我后来不止一次把这句话原原本本地转述给我自己的学生。

  
先生对人宽厚仁慈,对事却毫不含糊。唯上唯书、曲学阿世,是他所厌恶,也是他所忧心的现象。此类痼疾,他深知不反复批判,难以根除,因此不仅在所写的各类文章中不厌其烦地予以挞伐,更是希望能够有某种制度性的措施予以防范。这是一位政治学家的基本立场。

  
人师经师,上善若水

  
“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是先生一篇文章的标题,也是先生的众弟子说起先生时提得最多的一句话。

  
先生在谈到书法艺术的时候提到,书法需要熟练的基本功,需要深刻的思想感情,还需要具有能艺术地表达这种思想感情的才华和灵感,他把这三者简称为“学、资、品”。我想,这也是先生在培养学生时特别关注的三个方面,但其中,深刻的思想感情“涉及到人格、品质、学问、识见和文化素养等更多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恰恰是先生在教育学生时最为注重的因素。

  
先生强调,教育学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政治上要诚实、要表里如一,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对于学生不理解的问题不能强求一律,否则等于“变相鼓励学生说假话”。先生认为,“品德教育与端正学风,是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绝对不可忽视的问题。立学先立品,国家不能培养‘无行文人’。”先生特别反对教育中的“假大空”,认为人的思想与行为自然具有其统一性,“不可能在一件事情上表现极端自私自利,而在另一件事情上却表现出大公无私、舍己为人”。“不热爱父母的人,怎会热爱国家?对朋友和亲人不负责任的人,焉能对党和国家的整体事业高度负责?”先生强调要让学生树立良好的学风。“学风问题,与一个人的道德品质紧密相关。作风正派,严于律己的人,做学问也必然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相反,如果做人投机取巧,做学问也会偷懒找捷径。”

  
先生深知,教书育人,身教远胜于言传,所以他强调“作为导师,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谈得到严格要求学生。‘身教’比‘言教’重要得多”。在我的记忆中,先生似乎从不对学生指手画脚,空谈阔论,更不好为人师。学生有问题、有疑惑找先生求教,他总是循循善诱,很多时候是以自己的经历、自己的体会,给学生以帮助、以启发,让学生自己寻找答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现在回想起来,先生对学生真正的教诲,实在来自他自己为人处世中的一言一行。这种教诲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虽不著痕迹,却能影响人的一生。

  
先生喜欢“园丁”这个称呼,甘心为学生修桥铺路,排忧解难。他平易近人,从不拒人于千里之外。先生讲,要对学生“心怀坦诚,对学生讲心里话”,这样才能听到学生自己的心声,“要使学生敢于坐在你的书房中放言高论,无所顾忌。只有这样,你才能更透彻地了解学生”。回想起来,我应该就属于那种当年敢于在先生书房里高谈阔论的学生。印象中先生总是微笑倾听,即便自己说出些荒唐之语,先生也不会假以颜色,更不会“当头棒喝”,而只会温和地对学生不成熟的想法提出一两个关键性的问题,让学生在反思中警醒。

  
先生对学生的关爱,不仅具体到学生的生活起居,也延展到学生们的家人朋友。这方面,先生的每一位学生,恐怕都能讲出几个感人脏腑的故事。我自己1998年上半年在东北师范大学留日预备学校学习日语,为下半年开始赴东京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做准备。我早忘了是在什么情况下跟先生聊起在东北师大生活条件有些艰苦,却绝对没有想到某一天来了一位客人,原来是当时正在先生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这位学生的本科和硕士在东北师大度过,熟知那里的一切。他受先生之托来看我,而且要请我吃顿饭,改善生活。

  
我自己并非宝煦先生官方意义上的弟子,既不是他的硕士生,也不是他的博士生,但机缘巧合,从学生时代起,一直得到先生的教诲、关爱、帮助和指导。直到先生去世,我们之间的往来都没有中断过。我想,类似我这种情况的人应该还会有很多。事实上,不论是否亲传,先生的精神,影响了北大国关和政管的几代学人,也通过他的学生们完整地传承了下来。我想,这是最可宝贵的财富,也是对先生最好的报答。

  

  
(作者唐士其,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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