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岁北大考古学才女,几十年为国护宝:唯有热爱可抵岁月长

这两天,有一个热搜引起我的注意。

一个考了676高分的湖南女孩钟芳蓉,却报考了冷门的考古专业,这引来热议,“家境不好还报冷门专业,就业时就要哭了。”

她说:我从小就喜欢历史和文物,受到樊锦诗先生的影响,所以报考了考古专业。

樊锦诗,是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她回应了钟同学,“坚守自己的理想,静下心来好好念书。”

考古这个行当,田野风吹日晒,并不光鲜,即便樊锦诗,也曾几次想逃离。

但她说:“年轻人有三条道路可走,黄道,白道和黑道。黄道是做官,白道是发财,黑道就是做学问,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到了敦煌你就只能走黑道了,没有那两条道路可走。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这笃定的背后,是极致的热爱。

樊锦诗出走半生,青丝变白发,在茫茫大漠里,经受风沙吹打,守着万佛千窟。

初见敦煌

故事的开头,都是类似的。

1938年,樊锦诗出生在北平,生长在上海,敦煌是她一个美丽的梦。

课本里告诉她,敦煌是西北明珠,有绝美的彩塑和绮丽的壁画,是艺术殿堂。

后来,考入北大选志愿时,带着这个最初的遐想,她选了考古专业。可她连考古具体要干什么都不知道,更不知道考古有多苦。

多年以后,樊锦诗才知道当年一个稀里糊涂的选择,决定了一个牵绊一生的宿命。

大学四年下来,24岁的樊锦诗带着一份美丽想象,前往敦煌实习。来之前,她期待那些壁画,期待常书鸿们的学者风度和敦煌研究所。

这个美丽想象,一来敦煌就被风沙击碎了一半。

满山大佛,万洞千窟,的确震撼。她攀援崖壁,顶着风沙,走入幽暗寒冷的洞窟,一个绮丽的壁画世界出现在她眼前,从北魏到隋唐,从山水到人物,衣袂飘举、光影交错。

但另一半的想象,却碎如细沙,风吹了无踪。

所谓的敦煌研究所,就是一个土坯房子,没水没电,永远有扫不完的灰尘。

更别提她想象中的,眼镜长袍的学者风度,因为常书鸿们,不说话的时候,就跟老农民一样。

一边是热爱,一边是现实。

对于初见敦煌的樊锦诗来说,这个现实与热爱的纠葛,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又见敦煌

实习结束,樊锦诗被分配到了敦煌。

在这戈壁风沙地,除非极致热爱,不然难以坚持。

当时的敦煌与世隔绝,研究员住土房,喝咸水,水的碱性大,喝完常拉肚子。医疗条件也不好,樊锦诗有一次就差点因为对青霉素过敏而丧命。

但她慢慢都习惯了,习惯地板上永远布满灰尘,习惯从糊纸的天花板上,半夜掉下来一个老鼠落在枕头上。爬起来掸掸土,就若无其事地继续睡觉。

风沙之下,焉有精致。

樊锦诗从一个江南女孩变成西北土姑娘,她一直记得,丈夫彭金章第一次来敦煌看她时,说:“才两年就变土了。”

可这一切都抵不过热爱,简单相信,傻傻坚持。

研究工作是乏味的,管理临摹,治理保护,日子在大漠孤烟中,过得飞快。

难受时,樊锦诗就一个人走上九层楼,听着铃铎声,眺望着远处的三危山,痛痛快快地哭。

苦闷了,就到第158窟,那是她最喜欢的窟。那里有一尊释迦牟尼的涅槃像,望着佛像微笑,似乎一切苦难都可以被宽慰。

即便条件再苦,都不曾让她动摇过,直到有一件事。

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是她大学同窗,两人结婚后,却一直分居,两个孩子出生后,没精力照顾,把二儿子送到河北姐姐家。

两三年未见,樊锦诗去接儿子时,远远看到一个黑不溜秋,一丝不挂的孩子站在门口,她以为是别人家的孩子,直到大姐问:“你进来的时候没看到你儿子吗?”

当大姐把那个孩子领进来,孩子叫了一声妈后,樊锦诗愣在那里,只言不发,眼泪一直掉,一直掉。

樊锦诗,毕竟也是一个母亲啊。

一家人团聚在武汉后,樊锦诗想:不回去敦煌了吧,半年后自动脱岗。

▲ 樊院长和爱人彭老师(1965年)

可她夜夜失眠,越不想莫高窟,那壁画里衣袂飘飘的飞天,金刚怒目的力士和安详微笑的佛陀,就越挥之不去。只有晚上等孩子睡着了,悄悄起来翻敦煌石窟研究的书。

留下或回去是个艰难抉择,她有权利成为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可是,正如她所说,操纵她的是内心的信念:

我是长在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条,此生命定,我就是个莫高窟的守护人。

直到1986年,丈夫调来了敦煌,一家人得以团聚。

那时,樊锦诗已经48岁了。

再见敦煌

唯有热爱可抵岁月长。

樊锦诗想不到,自己在莫高窟过了半生。60岁时,她当了敦煌研究院院长。

上任不久,有关部门就要将莫高窟和某个旅游公司捆绑上市,这意味着千窟万佛将变成企业的赚钱工具。

利益带来的,将是汹涌的游客,在一间间狭小的洞窟里,二氧化碳慢慢渗入壁画,加速发霉、剥落和褪色。

人们每呼吸一次,就能听到来自北魏盛唐的一次哀嚎。

这下把樊锦诗急坏了,她夜以继日研究《文物法》和《旅游法》,到处奔走,没吃好,没睡好,老人整整瘦了十斤。

人们说她不识大体,不考虑地方经济发展,但樊锦诗只是回答说:

“我一个年近八十的老人,为什么敢于坚持这样的事情?因为我没有私心杂念,我热爱莫高窟。”

也因为这份热爱,樊锦诗走得比前辈更远。

她把洞窟数字化,每一窟,每尊佛,每副画,都留下数字的痕迹。洞窟摄影、球幕电影、数据留存,一做便是20年。

现在,我们如果去莫高窟,就可以在一个圆形的庞大的影院里,看到360°环绕的壁画电影;我们可以云游敦煌,免费地看到一幅幅高清的壁画,甚至动画剧。

这半生辛劳,她终究没辜负满山大佛700多双眼睛的期许。

有人曾问过樊锦诗:“为什么留下来?”

她说:“这是一个人的宿命。”

与其说是宿命,不如说是热爱。

在樊锦诗老人的自传里,有这么一句话:

“尘世间人们苦苦追求心灵的安顿,在莫高窟无需寻找。只要九层楼的铃铎响起,世界就安静了,时间就停止了,永恒就在此刻。”

当24岁的樊锦诗,第一次踏入茫茫大漠时,她曾以为是敦煌需要她。

可实际上,是她需要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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