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烟雨网

　　
社会主义曾经磅礴于世界，成为亿万人民的精神追求和社会实践，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垒，让世界各国风云激荡，殖民体系趋于瓦解。然而，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平坦，不仅在其自身的行程中跌宕起伏、前路多艰，更令人愕然的是，至上世纪90年代末，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坍塌，纷至沓来，目不暇接。中国作为仅存的社会主义大国，开始了新道路的艰难探索，在国际国内的声讨声中，挂出了“不争论”的免战牌，忍辱负重、埋头苦干，才有了今天世人瞩目的成就。诚然，“不争论”有高明的政治智慧，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尤其在开辟社会主义新征程时，用传统理论来框限新的实践，无疑是愚蠢的；在新的实践尚未结出硕果时，一切理论也都是苍白的。但是，今日不同往时，站在现在这个历史节点上，如果我们再坚持“不争论”，如果我们仍然回避“不屑于隐瞒我们的政治观点”[1]的铮铮宣言，如果我们不能给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总结，我们何时摆脱“挨骂”的窘境，何言高扬理论自信的旗帜，何能彪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光辉。

　　
因此，作者这里对社会主义的大是大非作了一些粗浅探讨，敬祈批评。

　　
一、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表述

　　
社会主义由来已久，至今已有五百年的历史了，社会主义从发生到发展，经历过不同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从思想、学说变为社会实践和国家现实，也经历了艰难的历程，与此相伴随，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过去是这样，现在犹然。在如此纷繁的社会主义现象中，科学社会主义是我们景从的，它由马克思主义所发现，在与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的斗争中发展成熟，通过列宁的领导使苏联成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二战”后引致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我们把它们称之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

　　
由此可见，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现实运动。那么，马克思主义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是怎样的呢？这里，我们主要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为文本进行阐释，理由如下：

　　
《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后期的作品，显得更成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集大成的作品，它集中地概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具有统一性和一贯性。

　　
《反杜林论》看似恩格斯的作品，实质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的心血，恩格斯在该书的序言中这样写到：“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只是由于外部的原因，我才不得不很遗憾地把它稍加缩短。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2]

　　
《反杜林论》不仅集中地经典地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思想，更重要的在于，马克思主义擘画的社会主义的主要方面，在后来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得以实现。

　　
所以，我们以《反杜林论》为主要依据，介绍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论述，应该说是比较允当的。不过要预先提醒，为了较为完整地表述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我们大段地引述了《反杜林论》的原文，缺乏耐心的读者如果觉得冗长，可以跳读这一小节。

　　
我们先来看《反杜林论》中一段带有总揽意味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话：“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生产对生产者的统治也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在主要的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3]在这里，生产资料公有制、商品生产的消除、计划经济，成了未来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或基础，也是区别传统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重要标识。

　　
那么，传统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要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商品生产、实行计划经济呢？这是有深刻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底蕴的。

　　
“从前，劳动资料的占有者占有产品，因为这些产品通常是他自己的产品，别人的辅助劳动是一种例外，而现在，劳动资料的占有者还继续占有产品，虽然这些产品已经不是他的产品，而完全是别人劳动的产品了。这样，现在由社会化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已经不归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真正生产这些产品的人占有，而是为资本家所占有。生产资料和生产实质上已经变成社会化的了。但是，它们仍然服从于这样一种占有形式，这种占有形式是以个体的私人生产为前提，因而在这种形式下每个人都占有自己的产品并把这个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出卖。生产方式虽然已经消灭了这一占有形式的前提，但是它仍然服从于这一占有形式。这个使新的生产方式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矛盾，已经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新的生产方式愈是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生产部门和一切在经济上起决定作用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并从而把个体生产排挤到无足轻重的残余地位，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也必然愈加鲜明地表现出来。”[4]这里，恩格斯比较了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小生产与资本主义大生产在产品占有上的区别，由此而产生的社会矛盾。

　　
紧接着，恩格斯指出：“生产资料一旦变为社会的生产资料并集中于资本家手中，情形就改变了。个体小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和产品变得愈来愈没有价值；他们除了受雇于资本家就没有别的出路。雇佣劳动以前是一种例外和救急办法，现在成了整个生产的通例和基本形式；以前是一种副业，现在成了工人的唯一职业。暂时的雇佣劳动者变成了终身的雇佣劳动者。此外，由于同时发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封建主扈从人员被解散，农民被逐出自己的家园等等，终身的雇佣劳动者大量增加了。集中在资本家手中的生产资料和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一无所有的生产者彻底分裂了。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5]

　　
“但是，随着商品生产的扩展，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以前潜伏着的商品生产规律也就愈来愈公开、愈来愈有力地发挥作用了。旧日的束缚已经松弛，旧日的壁障已经突破，生产者日益变为独立的、分散的商品生产者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已经表现出来，并且越来越走向极端。但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用来加剧社会生产中的这种无政府状态的主要工具正是无政府状态的直接对立物：每一个别生产企业中的生产作为社会生产所具有的日益加强的组织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利用这一杠杆结束了旧日的和平的稳定状态。它在哪一个工业部门被采用，就不容许任何旧的生产方法在那里和它并存。它控制了手工业，就把旧的手工业消灭掉。劳动场地变成了战场。伟大的地理发现以及随之而来的殖民地的开拓使销售市场扩大了许多倍，并且加速了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的转化。斗争不仅爆发于地方的各个生产者之间；地方性的斗争又发展为全国性的，发展为17世纪和18世纪的商业战争。最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个斗争成为普遍的，同时使它具有了空前的剧烈性。在资本家和资本家之间，在工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以及国家和国家之间，生存问题都取决于天然的或人为的生产条件的优劣。失败者被无情地淘汰掉。这是从自然界加倍疯狂地搬到社会中来的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动物的自然状态竟表现为人类发展的顶点。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表现为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6]

　　
由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这一基本矛盾衍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以及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恩格斯写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它由于自己的起源而固有的矛盾的这两种表现形式中运动着，它毫无出路地处在早已为傅立叶所发现的‘恶性循环’。”[7]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危机中，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达到剧烈爆发的地步。商品流通暂时停顿下来；流通手段即货币成为流通的障碍；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一切规律都颠倒过来了。经济的冲突达到了顶点：生产方式起来反对交换方式，生产力起来反对已经被它超过的生产方式。”[8]

　　
到了这个田地：“工厂内部的生产的社会化组织，已经发展到同存在于它之旁并凌驾于它之上的社会中的生产无政府状态不能相容的地步。资本家自己也由于资本的猛烈积聚而感觉到这一事实，这种积聚是在危机期间通过许多大资本家和更多的小资本家的破产实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机制在它自己创造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失灵了。它已经不能把这大批生产资料全部变成资本；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因此，产业后备军也不得不闲置起来。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待雇的工人-生产和一般财富的一切因素，都显得过剩。但是，这种‘过剩成了贫困和匮乏的源泉’（傅立叶），因为正是这种过剩阻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为资本。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要不先变为资本，变为剥削人的劳动力的工具，就不能发挥作用。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具有资本属性的必然性，像幽灵一样站在这些资料和工人之间。唯独这个必然性阻碍着生产的物的杠杆和人的杠杆的结合；唯独它不允许生产资料发挥作用，妨碍工人劳动和生活。因此，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自己无能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9]

　　
“社会力量完全象自然力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和考虑到它们的时候，起着盲目的、强制的和破坏的作用。但是，一旦我们认识了它们，理解了它们的活动、方向和影响，那末，要使它们愈来愈服从我们的意志并利用它们来达到我们的目的，这就完全取决于我们了。这一点特别适用于今天的强大的生产力。只要我们固执地拒绝理解这种生产力的本性和性质-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辩护士正是抗拒这种理解的，-它就总是像上面所详细叙述的那样，起违反我们、反对我们的作用，把我们置于它的统治之下。但是它的本性一旦被理解，它就会在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手中从魔鬼似的统治者变成顺从的奴仆。这里的区别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那时，资本主义的占有方式，即产品起初奴役生产者而后又奴役占有者的占有方式，就让位于那种以现代生产资料的本性为基础的产品占有方式：一方面由社会直接占有，作为维持和扩大生产的资料，另一方面由个人直接占有，作为生活和享乐的资料。”[10]

　　
看到这里，用心的读者应该能够领会到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论证的深刻、逻辑的谨严，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计划经济的实施不是历史的必然归宿吗？不是无产阶级为之奋斗的理想目标吗？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要建立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要实行计划经济，通过以上马克思主义的论证，其理甚明。那么，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消除商品生产呢？且看恩格斯这样说：“经济学所知道的唯一的价值就是商品的价值。什么是商品？商品是在一个或多或少互相分离的私人生产者的社会中所生产的产品，就是说，首先是私人产品。但是，只有这些私人产品不是为自己的消费，而是为他人的消费，即为社会的消费而生产时，它们才成为商品；它们通过交换进入社会的消费。这样，私人生产者就相互处于社会联系之中，组成一个社会。因此，他们的产品虽然是每个个别人的私人产品，同时（但并非有意地和好象是违反意志地）也是社会的产品。那么这些私人产品的社会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显然表现在两种特性上：第一，它们都满足人的某种需要，不仅对生产者自己，而且也对别人具有使用价值；第二，它们虽然是各种极不相同的私人劳动的产品，但同时也是人类劳动的产品，是一般人的劳动的产品。因为它们对别人也有使用价值，所以它们都可以进入交换；因为在它们里面都包含着一般人的劳动、人的劳动力的简单耗费，所以它们可以在交换中按照各自所包含的这种劳动的量相互比较，被认为相等或不相等。在相同的社会条件下，两个相同的私人产品可能包含不等量的私人劳动，但总是只包含着等量的一般人的劳动。一个不熟练的铁匠打五个马掌所用的时间，另一个熟练的铁匠却能打十个。但是，社会并不把一个人偶然的不熟练性变为价值，它只承认当时具有正常的平均熟练程度的劳动为一般人的劳动。”[11]这一段表述对于不熟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人来说可能有点费解。简单地说，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商品交换是以货币为媒介的产品互换，商品交换的原则是相等价值的交换，而价值由劳动决定，那么商品的等价交换实质上是相同劳动量的不同产品互换。但是在私有制条件下，商品交换者双方彼此不知道对方商品所蕴含的劳动量，商品的等价交换只好曲折地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来进行。

　　
但是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时期，情况发生了改变：“社会一旦占有生产资料并且以直接社会化的形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的有用性质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直接成为社会劳动。那时，一个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个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100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100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来表现这个量，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也必须知道，每一种消费品的生产需要多少劳动。它必须按照生产资料来安排生产计划，其中特别是劳动力，来安排生产计划。各种消费品的效用（它们被相互衡量并和制造它们所必需的劳动量相比较）最后决定这一计划。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需要著名的‘价值’插手其间。”[12]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每件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清楚的、确定的、直接的，产品的互换就不需要借助货币，可以按劳动量的相等直接进行。既然不需要货币，也就不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了。

　　
另外，马克思主义的创始者们还有这样的殷忧：“如果生产商品的社会把商品本身所固有的价值形式进一步发展为货币形式，那么还隐藏在价值中的各种萌芽就显露出来了。最先的和最重要的结果是商品形式的普遍化。甚至以前直接为自己消费而生产出来的物品，也被货币强加上商品的形式而卷入交换之中。于是商品形式和货币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内部经济生活中，它们逐一破坏这个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最初，正如在印度所看到的，货币使个人的耕种代替了共同的耕种；后来，货币以最后的分割取消了还实行定期重分办法的耕地公有制（例如在摩塞尔流域的农户公社中，在俄国公社中也开始出现）；最后，货币促成了余留下来的公有森林和牧场的分配。无论促进这一过程的还有什么其他基于生产发展的原因，货币始终是其中影响公社的最有力的手段。如果杜林的经济公社能实现的话，货币也必将以同样的自然必然性，不顾一切‘法律和行政规范’而使它解体。”[13]

　　
这种殷忧在西方是有历史传承的，古代西方哲人对货币多有批判，基督教的教义中对货币或财富也持否定的态度。货币的现实存在，引致了人们对财富的疯狂追逐，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对立也与之相伴而生。所以，在马克思主义预见的未来社会中，是不允许货币或商品经济染指的。

　　
二、社会主义传统国家的实践[14]

　　
俄国革命的胜利，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仅见证了马克思主义的伟大胜利，而且显示了人类可以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这是史无前例的。苏联社会主义一经建立，就将马克思主义擘画的社会主义蓝图付诸实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首先就是要建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建立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消除商品生产。

　　
1918年春，列宁提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规划，其总体思路是：首先恢复和发展大工业，为社会主义奠定物质基础；把资本主义，特别是小商品生产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限制并逐步取消私人贸易，在发展工业的基础上建立由国家控制的工农业产品交换体系；同时引导小农实现共耕制(即农业公社、共耕社和劳动组合，通称集体农庄)；最终实现全体国民经济由国家实行统一计划、统一领导的“大工厂”的设想。尔后(1918年夏)由于国内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武装叛乱，并勾引英美法曰等14国参加的武装干预，列宁又制定更加激进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其主要内容包括：对一切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实行粮食专卖和余粮收集(就是农民生产出来的粮食，除了留下口粮、种子外，其余都上交给国家，国家所掌握的工业品也分配一部分给农民)；对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严格的集中管理，把大中企业收归国有，对小企业实行监督；禁止私人交易，取消一切商品贸易；一切生活必须品均由国家集中分配；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执行“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

　　
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内战结束后并没有取消，反而因其产生的某些成效而被加强了，这就使原来潜藏的矛盾更加凸显，农民对余粮收集制严重不满；士兵也有参与暴动；工人因生活艰难而不时罢工；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黑市贸易猖獗……当时的情形极其险恶，用列宁自己的话说：“我们就遭到了苏维埃俄国内部巨大的、我认为是最大的政治危机，这个危机不仅引起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的不满，而且引起工人的不满。”[15]

　　
于是，决定停止施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改行新经济政策，1921年3月俄共(布)十大的召开，标志着苏维埃俄国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转向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是：以征收粮食税代替余粮征集制；农民按国家规定交纳一定的粮食税，税后的余粮完全归个人所有；允许农产品自由买卖，承认市场机制的作用；在国家保持经济命脉(冶金、运输、燃料工业、石油等)的情况下，实行中小企业的非国有化；把大工业企业联合成托拉斯和辛迪加，实行经济核算；取消劳动义务制和劳动动员，按照产品的质量和数量支付劳动报酬；在一定程度上允许私人资本在工业、农业、商业、服务业中自由发展，鼓励成立合作社，农村雇工和租佃合法化；允许外国资本进入，实行租让和租赁，聘请国外经理人来管理企业；重建银行和税收制度；实行货币改革等。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可谓立杆见影，经济形势大为好转，政策实施后的第2年(即1922年)，苏俄工业总产值增加36.6%，农业在遭受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谷物产量仍增长20%。但是，总体上看，新经济政策是对资本主义经济方式的运用，列宁并不欣赏，认为是当时不得已而采用的权宜之计，是一种退却，是一种改良主义的办法，列宁把它们统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对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延用，列宁也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在社会主义时期实行贸易自由，恢复商品交换，毫无疑问会使小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复活，他虽然迫于形势而承认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货币还要保留相当长的时期，却念念不忘最终要消灭商品货币。[16]

　　
新经济政策后不久，苏联即按照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中央计划经济模式来发展经济，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国家垄断生产资料，并通过五年计划的方式对经济实行控制和调整。工商业的公有制或国有化自不在话下，农业的公有制是以集体农庄的形式实现的，至1937年(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农业的公有制完成，集体化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的99.1%。在商品货币关系方面，实行了严格的控制和划分，生产资料是不进入流通的，即不作为商品，在各生产部门之间由国家计划调拨；只有生活消费品才作为商品，进行买卖，但一些商品的买卖，除了需要货币，还兼带国家的配给，价格一般是固定的，几乎起不到调节供求关系的作用。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预想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在苏联得以完全实施，但商品货币关系未能完全消灭，却受到极大的限制。苏联的这套体制为后来的绝大多数社会主义传统国家所效仿。

　　
特别要提到的是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制度，它是对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的否定，又是对社会主义新道路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义。南斯拉夫的社会自治制度，最初是由工人自治发展起来的，在1950-1963年为工人自治阶段； 1963-1971年为社会自治阶段； 1971年以来是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治阶段。

　　
在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阶段的主要措施是： 1950年6月26日通过《工人自治法》，工矿企业由工人委员会管理，生产资料国有制改为社会所有制；1951年通过《国民经济管理法》，将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国家不再规定积累和基金的比率，实行利润分红制，企业可以按照国家计划要求自订计划、自由经营和自负盈亏，1953年宣布废除行政和经济手段的双重价格制；扩大企业的财权和自主权，扩大地方的主权。这一阶段的改革重点是权力下放，工厂交由工人管理。1953年联邦议会通过新宪法，确认自治原则是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把工人自治扩大到国民经济和文教卫生的所有部门。在农村，南共六大决定放弃苏联社会主义改造模式， 1953年3月，法令宣布农民可以自由退社和解散合作社。到1960年，南斯拉夫的合作社只剩100多个，政府加强国有农场的建设，并把它办成农工联合企业。工人自治制度对于打破旧有的高中集中体制的弊端，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也奠定了地方分权的基础。

　　
在社会自治阶段改革的重点是进一步下放分权。自治范围从工厂企业扩大到社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1963年4月通过新宪法，1967、1968两次修改宪法，进一步扩大地方共和国的权力。新宪法规定： “自治是社会主义领域中各种关系的本质”，国家经济机构对自治单位无约束力，自治单位是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体系。

　　
1964年，南议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发展经济制度的基本方针》的决议，从1965年起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其主要内容是：进一步减少国家干预，扩大企业的生产决策权和收入分配权，增强市场的调节作用，国家仅从企业利润中提取29％；国家将大部分的投资控制权交由银行负责；实行价格制度改革，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物价，商品价格基本由市场供求关系确定；实行外贸、外汇自由化，取消大部分商品的进口限制，降低进口税，允许外商在南斯拉夫直接投资。其结果企业工人委员会的权力全面增强，南斯拉夫的经济由国家集中管理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了市场经济体制。

　　
在以联合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治阶段，建立了完整的社会自治体系。还在1969年南共联盟十大就提出了联合劳动原则， 1976年通过了联合劳动法，把分散独立自治的经济单位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组织为三级联合劳动组织，与此并存的有专业性的自治利益共同体，地区性的地方自治共同体，实际上是生产部门和社会部门之间的利益共同体。在农村则发展个体农民的自治联合组织。改革的核心是实行社会自治， 1977年社会自治单位的生产产值占国民生产总值的84％。

　　
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的基本原则是：强调国家的消亡过程应首先从经济职能开始，社会自治制度意味着国家职能消亡的开始，与苏联强化国家职能的模式划清了界线；强调社会所有制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基础，它既不是国家所有制，也不是集体所有制，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高形式；强调以市场经济为主的全面市场调节，主张社会计划应适应市场需要，市场决定计划，社会主义经济唯一可以接受的模式是自由竞争，就商品经济而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无重大区别。

　　
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具有开创性。首先，它强调企业自治，下放分权，把改革的重点放在扩大企业经营的自主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注重发挥企业活力，发扬社会经济民主，体现了物质利益原则。其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冲破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不是商品，价值规律对生产不起调节作用的框框。第三，它强调运用经济方法、经济监督来管理经济。南斯拉夫社会经济改革推动了南斯拉夫经济一度发展。[17]

　　
我们再来看一下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实践。建国初期，鉴于苏联的教训和经验，没有一开始就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在公有制中的存在，而是把商品货币保留下来，运用起来。在公有制形式及计划经济方面，基本上是参照苏联的做法，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但是，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而必然产生的人们对个人利益的关心、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逐、人们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都逃不过毛泽东如炬的目光，他在1957年就讲到：“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西多起来了。”[18]看到这些，不能不令毛泽东怀想起战争年代所实行的供给制，那时官兵一致，上下平等，大家都没有薪水，生活待遇相差不多，然而却工作努力，打仗勇敢，并不计较个人利益。在1958年8月召开的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多次以赞许的语气谈到供给制，对薪金制却多有微词，并且指出争地位、争级别、要加班费、智力劳动工资多、体力劳动工资少等都属于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主张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加速向共产主义过渡，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当时，一些地方已经搞起了人民公社，在这次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毛泽东认为人民公社是具有共产主义萌芽的新生事物，随着生产的发展，将可以实行供给制，当产品非常丰富、道德非常高尚时，就可以从吃饭、穿衣、住房子上实行共产主义。[19]在理论上，《人民日报》1958年10月13日转发了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文章，张春桥在这篇文章中盛赞供给制的好处，批驳人们对供给制的攻击，抬出马克思关于资产阶级法权的论述，试图达到否定物质利益原则、否定工资制的目的。毛泽东为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认为这个问题需要讨论，同时又肯定张文基本上是正确的。

　　
人民公社运动中搞大锅饭、供给制的作法，实质上是对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事过不久，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再次提出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他指出：“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区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更了。”“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些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于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大规模的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运动，使中国经济雪上加霜。

　　
我们择取三个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南斯拉夫、中国在公有制、计划经济、消除商品货币方面的实践，虽然非常简扼，却非常有指向性，颇能说明问题。

　　
苏联的实践总体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蓝图-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商品货币，前两项基本一直实行到苏联体制的终了，只有消灭商品货币产生的经济灾难太大，不得不作出妥协，把商品货币关系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苏联的公有制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所中意的，这无从知晓，但苏联公有制的实行，很长一段时期以来被人们称为国家所有制，甚至有人认为是官僚资本所有制，并非是最好的公有制形式。或许正是鉴于这样的认识，南斯拉夫探索实现工人自治及社会自治，在公有制上实行社会所有制，并认为这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这在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中是独树一帜的。在计划经济方面，逐步从指令性计划转向市场调节，与此相连，也更加看重和运用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是说，除了公有制形式，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背离最大的。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不论是在公有制、计划经济、还是商品货币关系方面，基本沿用苏联的体制，只是其间在商品货币关系上有两次大的波折，一次是在“大跃进”时期搞公共食堂、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意图恢复供给制；一次是“文革”时期对商品交换、工资制度的否定与限制，并大张旗鼓地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两次波折都让中国经济险遭崩溃。

　　
这三个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给我们什么启示呢？总起来看，在社会主义建立的初期，由于公有制的建立，人民大众成为国家的主人，曾经激发出人们极大的劳动热情，国民经济有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计划经济的实施，让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一去不复返；商品货币关系的有限使用，维持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稍增时日，传统社会主义的弊端就表现出来：单一的公有制形式使经济整体缺乏活力；计划经济使社会生产尾大不掉、运转迟缓、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商品货币关系的限制与否定，使人们的经济关系扭曲、社会产品长期供不应求。这里值得警醒的是，这三个国家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方面的不同做法，则显现出不同的结果，在公有制、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方面越教条的国家，国民经济(就人均GDP或一般人的生活水平而言)的情况越差，换言之，南斯拉夫的情况比苏联好，苏联的情况比中国(改革开放前)好，原因就在于，南斯拉夫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公有制、计划经济、商品货币关系的否定)改变得最多，苏联其次，中国最坚持(突出表现在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批判)。

　　
三、中国道路的理论解读

　　
或许是物极必反，“文革”后不久，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中国逐步地否弃了计划经济、实行市场经济，在商品货币关系的运用上渐进地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轨；在所有制方面，除了原有的公有制形式(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让其他所有制形式(股份制、民营、个体、外资等)有了长足的发展。这些改革比诸社会主义其他国家的改革更加大胆，更为全面，更脚踏实地，致使中国经济一路狂奔，到了坐二望一的位置。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启，也开辟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新生面，更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值得深入的理论总结。但是，客观地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与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不说是大相径庭，至少是颇有抵牾。这种实践与理论的冲突，我们如何来理解和说明呢？

　　
其实，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深刻的，由资本主义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占有的不相容性这一基本矛盾以及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绝如缕，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生产力破坏、社会对立的激化、社会财富大量流失、失业急剧增加等社会弊端，早已被历史反复证明。尤其是1929年由美国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深陷其中，无力自拔，惊呼世界末日的到来。相反，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而建立的当时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一枝独秀，不仅置身于经济危机之外，而且还有上佳的经济表现，英国当代史家霍布斯鲍姆为此写到：“大萧条(指1929年危机)重创之大，更使一个事实显得愈发突出：那个早与资本主义分道扬镳的国家-苏联，却仿佛免疫似的，丝毫不为所苦。当世上其他国家，至少就自由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言，经济陷入一片停滞现象之时，唯独苏联，在其五年计划指导下，工业化却在突飞猛进的发展之中。最保守的估计，从1929年开始，一直到1940年，苏联工业产量便增加了3倍。1938年时，苏联总生产量在全球所占的比例，已从1929年的5%跃升为18%。同一时间，美英法三国的比例，却由全球总额的59%跌落为52%。更令人惊奇的是，苏联境内毫无失业现象。于是不分意识形态，众人开始以苏联为师。1930-1935年间，一小群人数虽少，却具有雄厚影响力的社会经济人士，纷纷前往苏联取经。······苏维埃制度有什么秘诀？有何值得学习的经验吗？此起彼伏，模仿苏联五年计划之举纷纷出笼。一时之间，‘计划’一词成为政界最时髦的名词。比利时、挪威的社会民主党派，甚至开始正式采用‘计划’。英国政府最受敬重的元老，也是英国国税重要一员的索特爵士(Sir Arthur Salter)，此时也出书鼓吹计划一事的重要性，书名为《复苏》(Recovery)。他在书中主张，社会必须经过妥善筹划，方能避开类似大萧条性质的恶性循环。······”[20]此事到此还远未结束，“二战”后，众多资本主义国家仿效苏联的做法，对经济实行计划管理，把相当份量的资本转为国有，实施更为广泛的社会福利······这些实操，为战后资本主义赢得了一段不算短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毁灭性的经济危机变得杳无踪影。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国有企业的弊病又显现出来：管理僵化，效率低下，亏损严重。所以上世纪七十年代在西方发达国家又掀起了一波私有化浪潮，纷纷把国有企业转卖、转让、转化为私营企业。

　　
通过对传统社会主义公有制历程和资本主义国有企业起落的比较，有两点应该可以明确了：一、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销声匿迹；资本主义国有经济的存在，也使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破坏性大为减少。也就是说，公有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克星，在此，马克思主义胜出。二、公有制的两种形式-社会主义国有制和资本主义国有制，是经济效率低下的代名词。这恐怕是马克思主义始料未及的。

　　
至于经济的计划管理，它的作用更中性一些，主要取决于对经济规律的遵循，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计划管理还是资本主义的计划管理(在经历了无数次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计划管理已被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双双吸纳)，只要遵循经济规律，就将起到好的作用，如果违背经济规律，就会产生负面效应。

　　
那么，是什么样的经济规律必须遵循？或者说，最根本的经济规律是什么？依照我们的理解，市场经济最根本最重要的规律是“个人利得最大化”，它被某些经济学家称为经济学第一公理。“个人利得最大化”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并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日益主导着人们的经济行为，它在其自身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使产权私有成为文明社会的主要形态，让人与人的对立成为文明社会最重要的运动形式。[21]

　　
而到了市场经济时期，“个人利得最大化”成为最强烈、最全面、最根本的经济运行规定。可以这么说，“个人利得最大化”覆盖的面越广，实现的人群越多，确立的规则越规范，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就越快，社会财富的增进就越迅猛。反之，“个人利得最大化”越是被忽略，越是被打压，越是被否定，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越低落，社会财富的创造就越停滞、越枯竭。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再来看传统社会主义国家正正反反的经验，可能会有一览无余的清晰：

　　
公有制的低效率，是因为产权不属于任何个人。而产权私有既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结晶，又是“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的物质基础。没有个人归属的产权，是很难激发人们的生产积极性的，人们也不会对产权的保值增值感兴趣。所以我们在苏联和中国的国有企业中很难看到人们持续增进的生产力和创造性；南斯拉夫实行工人自治的社会所有制要好一些，企业由工人自治，工人参与管理，企业的赢亏和工人的收入挂钩，会有较高的生产积极性，但产权也不属于个人，其激励亦有限。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农村所有制的实质变化，中国农村实行的是集体所有制，长期解决不了“出工一窝蜂，做事磨洋工”的生产积极性难题，但其中有两次却唤起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自一包”，帮助中国走出了“三年困难时期”；一次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兴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让中国结束了粮食凭票供应的时代。这两次都没有说是改变了公有制形式，实际上却是把土地分到劳动者个人手中。

　　
以上说的产权主要指生产资料，用马克思的话说是物化的劳动或资本，它不是每个人都能占有的，毋宁说它由少数人占有，它的保护、促进固然重要，但它的私人所有似乎不具有普遍性(这里指私有产权不能遍及每一个人)。而另一生产要素-劳动力，则是每一个正常的成人所具备的，它归属每一个人，具有私人的性质，是每个人实现“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能力或手段，当这种能力不被认可(如不能按劳付酬)，不能对等化(如不能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甚至否定(如批判奖金挂帅、批判资产阶级法权)时，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必然低落。所以，传统社会主义国家虽有工资等级制度，却不能随时随地做到工作绩效与工资挂钩，人们的劳动热情难于高昂；尤其是否定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否定商品货币关系(如苏联的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中国的“大跃进”和“文革”时期，柬共取得政权时期等)，生产劳动将一落千丈。

　　
这样看来，首先是产权的个人所有，非此难于调动企业的积极性，难于实现企业所有者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其次是劳动者个人的生产绩效与报酬的挂钩，非此难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难于实现劳动者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两者的正向相加，才能实现社会财富的不断增进。而经济的计划管理，只有在遵循前两者的“个人利得大化”的前提下，其效率才是最高的。

　　
让生产资料或产权归个人所有，这可能会激起固守马克思主义教条的人的强烈反对，为此可作这样的安抚，马克思说：“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22]

　　
当然，对中国人民最有教益的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避免了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被颠覆的命运，为社会主义闯出了中国道路，中国经济已经坐二望一，引致西方发达国家瞠乎其后的恐惧。究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力发展商品货币关系，允许生产资料个人所有，让尽可能多的人实现“个人利得最大化”，而最根本的，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

　　
诚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足够精彩，但他们只专注于商品货币关系、私有制的否定方面，而对于市场经济(这是目前商品货币关系最完备的表现形式)的肯定方面则关注不够，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促进生产力发展、激发人们劳动积极性的最有效的方式，市场经济必然伴随着生产资料的个人所有和“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追逐。确实，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机中，有生产力的大破坏，但那主要是生产过剩的危机。而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没有私有制和“个人利得最大化”受到抑制的前提下，的确没有生产过剩的危机，但却长期处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匮乏低质的境况，这是不是一种生产不足的危机呢？

　　
马克思把“个别工厂中的生产组织性和整个社会中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对立”看作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一个主要原因，这诚以有之，但企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可以由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来弥补，这在“凯恩斯革命”后于西方国家已是常态；在中国现在这个公有制和私有制都大量存在的国家，政府干预就更加娴熟和自觉。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就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快速进步和社会财富的不竭喷涌而言，市场经济是无可替代和不能逾越的历史阶段，邓小平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这一历史必然性，把中国奋力推入了市场经济。

　　
但有一点需要谨记，市场经济-或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商品货币关系，以其自身的必然性，引致私有产权的泛化、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人与人对立或阶级对立的普遍化，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类文明更重要的理论贡献，具有更恒久的意义。从人类文明初期阶级的出现、财富的分化、国家的建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资本的累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峙、1%人口占有99%财富的惊人比值，甚至到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中产生的私有制的普遍化，财富分化的加剧，各种社会犯罪的增多，无不都在印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这是社会主义必须认真应对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处于这样的历史关头：既要顺应市场经济这一历史趋势，又要防止财富占有的两极分化；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使各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又要保证公有制的主导地位；既要保持市场经济配置资源的有效运作，又要政府遵循经济规律的有为干预；既要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又要精神文明的齐头并进······这是一个十分艰难的历史重任，不是靠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所能完成的，而是要自觉地遵循、运用市场经济的规律方能实现，这个重任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身上。

　　
我们前面说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最根本的是坚持了共产党的领导，有人可能会认为这是迎合之语，甚至是违心之论。其实，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历史性地决定的，这里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是，中国近代一百多年的奋进之路，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层人们经常提及，应算老生常谈了。另一层含义是，社会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这种必然性需要认识、遵循、把握，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样的学说，中国共产党正在践行这样的学说，必须持之以恒一以贯之，不能任由议会民主的左右摇摆，更不是不同党派的轮流坐庄能够取代的，所以，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一层含义似乎强调得不够，需要进一步的体认。

　　
四、中国道路的现实展望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3]这可以看作马克思主义的箴言。科学社会主义从其创立开始，就申言要砸碎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积极投身于人类历史的进程中，自觉地创造自身的历史。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就这样走过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奋力打破一个旧世界，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条道路是艰难的，从最初五十八名党员到今天九千多万之众，其间有“四一二”的大屠杀，有长征途中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有抵御外侮时同室操戈的江南惨案······无数的共产党人倒在血泊中；这条道路是困苦的，还记得吗，国民党累计上百万大军对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解放初期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的联合封锁，“三年困难时期”苏联撕合同撤专家的背信弃义······多么困苦的日子都挺过来了；这条道路是成功的，从丧权辱国到独立强大，从满目疮痍到盛世繁华，从一穷二白到幸福小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个成语，特别与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合辙，而中国这块古老的神州，又正是社会主义生长的沃土，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理解，一个方面是，在中国数千年永续不断的文明史中，一直存有以天下为己任，以人民为根本的情怀，《尚书》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人们早已熟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是超迈中外先哲的宏论；孔子向往的大同之世，以天下为一家，为万众谋所归，深刻影响了近世的改良和革命；张载的民胞物与，渗透了万物一体、民乃同胞的淑世精神……我们说古代中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应该说可以成立。另一个方面是，中国自古就有对自身道路的追寻，在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多有对道的探求，最后在儒家的努力下，道归结为对人性的认识、遵循、引领、规约，具体化为民本的坚持，尚贤的治理，大一统的总揽，[24]使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时段中领先世界，更使中华文明成为世界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以民为本自古有之，不仅关心人们的衣食住行，而且更关心人们的道德修养；国家治理选贤任能，不以门阀世袭为宗，出于公心，祛除私意；大一统落实于儒家学说，思想一贯，千年不易。这就是说，中国人从来都在自觉地寻求自己的道路，只要找到了利国利民的道路，就会一以贯之，笃行不怠。比之其他国家的随波逐流，放任自适，是不是更有道路归属，是不是更有国家的统一强大，是不是更有文明的千年不倒、万年不绝呢？！

　　
中国的社会主义就更是如此了，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发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自觉地创造着自己的历史。它是科学的，以追求真理为己任，既从实践中来，又要回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不以本本教条为限；它是唯一的，因为科学的就是唯一的，任何事物的本质终究要定于一，不可能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它是自觉的，是中国人掌握自己命运、创造自己未来的意志，需要心无旁鹜，精诚专一，久久为功，方得始终；它是最有代表性的，不为一个阶级、一个阶层、一个集团、一个人群的特殊利益所左右，而以全体中国人民的利益为宗旨。当中国共产党自觉地践行这一切时，能不是社会主义中国的领导核心吗？能允许不同的政党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呼风唤雨、鹰起鹘落[25]吗？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归宿。但这种必然中也潜藏着三大殷忧，三种可能性：

　　
一是主观性。社会主义是共产党人开辟历史道路的自觉，而不是现存的道路，它需要探求、开新、实践，难免会走弯路，甚至误入歧途，这在我党的历史上曾发生多次，如“大革命”时期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第五次“反围剿”时对毛泽东正确策略的抛弃，1958年“大跃进”的头脑发热，1966年“文革”的错误发动，都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巨大损失。如果我党在作决策时多听听不同意见，多作一些调研论证，有可能的条件下先作试点，情况会好得多。

　　
一是排他性。既然社会主义是科学的、唯一的，那就可能是排他的，一切不合于社会主义的思想就难有生存的空间，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行为都将遭到制裁。这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但是，这里却潜藏着风险，因为社会主义还在行进中、实践中，还有待不断的完善、验证，如果我们把一些非社会主义的东西当作真正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而排斥其他一些正确的或客观的东西，轻则招致社会主义的损失，重则招致社会主义的灾难，比如社会主义历史上对所谓的“资产阶级法权”的否定与批判。更重要的在于，社会主义是覆盖全体人民的，它不是要用一群人去消灭另一群人，用一部分人去压迫另一部分人，而是要让所有人共享社会主义的成果。如果说建立社会主义要以消灭某一个阶级某一种生产方式为前提，那么社会主义建立后，所有人都沐浴在社会主义的阳光下，凡是社会主义允许存在的，都要受到保护，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它们会有不同的诉求，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不听这些不同的诉求，更不是要打压这些不同的诉求，而是要将这些不同的诉求兼收并蓄、折衷衡平，统一于社会主义的大家庭中。这才是科学的、唯一的社会主义，这个一是涵摄多的。[26]

　　
一是腐蚀性。商品货币关系的存在必然引致人们对财富的无限追逐，市场经济作为商品货币关系最发达的形式，人们对财富的追逐会更为普遍、更加强烈，固然，它的正面效应会促使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社会财富的充分涌流；它的负面效应则激发人们的贪婪、无耻、罪恶。当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当共产党的干部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的诱惑力、腐蚀性就有不断增强的可能，须知权力与资本的联姻是来钱最快的，试看改革开放后各种巨贪大蠹的层出不穷，便会了然一二。这是最考验执政党的。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一路走来，前仆后继，艰苦卓绝，风雨兼程，勇于超越，为国际共运闯开新路，为中华复兴底定伟业，倘能在行进的途程中随时警惕和克服三大殷忧，定能柔远来迩，感召世界，为人类奉上古老而焕新、深远而博大的文明样态。

　　
最后该作一个小结了，也算作简明地回答本文的标题：社会主义是科学，不是教条；社会主义不是违背客观规律或改变客观规律，而是遵循客观规律且掌握客观规律；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极富极贫的悬隔更不是社会主义，让每个人的聪明才干得以充分施展的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只是物质文明的不断提高，也是精神文明的普遍提升；社会主义不是某个阶级阶层的，而是全体人民的；社会主义不是不同政党的粉墨登场、争当主角，而是共产党的初心使命，矢志不渝。

　　
注释：

　　
[1]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马克思斯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85-286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2] 《马克思斯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8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23页，黑体字是我加黑的。

　　
[4] 《马克思斯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0-311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1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3页。

　　
[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3-314页。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6页。

　　
[9] 《马克思斯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6-31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0] 《马克思斯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9-32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5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8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49-350页。